一九八五年三月的一个周日晚上，米歇尔·莫里，德州理工大学一名大二的学生，试着在宿舍附近找到一个停车位。过去的几个月中，四名女性在地处平原上的卢博克市德州理工大学的校园或校园附近遭到强奸；地方报纸臆测为“理工强奸犯”（Techrapist），但警方却未能掌握任何可靠的线索。当莫里在教堂停车场停车时，一个上身穿着黄色绒面T恤、下身穿着牛仔裤的男人靠近了她的车。她感到一丝恐惧，但转眼看到这个男人似乎没有恶意——既不是很高也不是很壮实，只有消瘦的脸颊和突出的眼睛。她摇下了车窗。
“你有车用电池电线吗？”他问道。她回答没有。有一瞬间，这个男人茫然地看看了夜晚的天空。
随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他强行打开了车门，抽出了随身小折刀，把莫里推到了副驾驶的位子上，并用锁头术控制住了她。他用左手启动了车子，驶出了小镇，他向下压着她的头好让她看不出目的地在哪。最后，他停在了一片野地，莫里可以看到卢博克市区的灯就在远处。他用刀威胁着她，要求她脱了身上的运动服。虽然很惊慌，但她试着记下了他样貌的每一处细节。
几小时后，这个男人带上了莫里的金戒指和手表开车回到小镇，在车子里留下了几支烟后逃跑了。她开车回到了德州理工并且报了警。之后她去了医院，在那儿见到了卢博克市的警官。他让她描述下袭击者，她告诉警察她记着的一切：他是一个留着短发的黑人，深色皮肤，凸出的眼睛。
那周后，莫里到警察局与一个叫做乔·内瓦雷斯的警探见面。他翻动着部门的嫌疑人辨认相簿，询问莫里是否其中有人符合袭击者的样貌，结果是没人符合。警方根据莫里的描述制作了合成图像，他们比较了她与其他受害者的证词。在每一例案件中，袭击者，被确认为一位非裔美国人，出现在一个独自在车中或车附近的白人女性面前，用随身折刀威胁她，并带她驱车前往一个远在市区外的一个固定地点，并实施强奸。事实上，这些证言中的共同点让警方认识到，应该只有一位“理工强奸犯”。
接下来的两周中，警方试图展开突击拘捕。三个晚上，年轻的便衣警察罗萨娜·巴格比一直在嫌疑人接近莫里的教堂停车场和宿舍之间来回走动。巴格比连续数小时地闲逛，但没有任何异常情况出现。在第三个晚上，正在附近车中监视的内瓦雷斯，看到一件让他为之一震的事情：一个开着辆棕色别克的非裔美国人停下来和一位白人女性聊天，随后开走了。在所有的案件中，袭击者都是步行接近，并非在车中；即便如此，内瓦雷斯还是查询了别克车的车牌号，看到车登记在一名24岁的德州理工大学学生、退伍军人提姆·科尔的名下。
内瓦雷斯跟随科尔的别克车到了附近的披萨饼店。巴格比进去，坐在了科尔前方的一个卡座上，点了一罐胡椒博士饮料，并花了十分钟喝掉，随后离开。当巴格比在大学路上向北走去，科尔在她身后拦下了她。
“你不应该离开，”他说，“我们应该再喝点啤酒什么的。”
他们打情骂俏了几分钟，巴格比注意到他有着一头短发，轻微凸出的眼睛，身材也比较瘦。他向她要电话号码，但她拒绝了。
“这就是人们总说的现实啊。”他说道，随后开走了。
巴格比认为科尔符合“理工强奸犯”的合成草图，他成了主要嫌疑人。
警方想再收集一系列可以展示给莫里的嫌犯照片。科尔的照片已经在相册中，几个月之前他在买大麻时遭到持枪抢劫。他拦下了一位卢博克市警察，对方承诺会调查抢劫案，但同样因持有大麻罪和非法携带枪支罪拘捕了科尔。在这些嫌疑人相片中，大部分人都面无表情或是有些许愁容，但科尔却有一副呆头呆脑的笑容。
担心这个笑容会成为干扰，另一位警探乔治·怀特带着宝丽来相机前往科尔的住处，要求他对着木板墙摆造型。怀特并没有提到科尔已成为一名强奸案嫌疑人；正相反，他说警方正在寻找抢劫科尔的人，再拍一张照片有助于破案。科尔觉得这个要求很奇怪，但是还是同意了。
之后，警方将科尔的新照片和其他五张照片一起附在一张纸上，排放成“六格挡”形式——两行各三张。随后，警探们在莫里的宿舍与其会面，并摊开展示给她。六张照片中的五张是标准的面部相片：被拘捕的男人们手持标牌，不看镜头，莫里的视线很快被科尔的宝丽来式相片吸引住，站在木板墙前，直视镜头。
莫里思索了一阵，随后她指着科尔并说：“我想应该是他。”
“你确定吗？”内瓦雷斯问道。他似乎很满意她的选择。
“是的，”她说，“我确定是他。”莫里标记了科尔的照片。
第二天，科尔放学回家几分钟后，四名警察在他的距离德州理工校园半英里远的房子里将他扣押。在搜查卧室的过程中，警察发现了一个女士金戒指，一把折刀，一件黄色T恤——正如莫里所描述的强奸犯当时所穿着的衣服一样。在科尔的车里，他们发现了温斯顿烟的空盒，正是据称强奸犯所抽的烟的牌子。科尔的哥哥同时也是他的室友雷吉·肯纳德陪同他来到警局，在那里警方要求他同意安排嫌疑人现场指认，科尔很紧张，但是他放弃了请律师的权利并加入到嫌犯指认的队列中。（卢博克警方对调查员们办案程序不予置评。）
内瓦雷斯和怀特让五个人进入被各种灯光淹没的指认房间，第三位警探，罗尼·古尔斯比，站在单向镜后的观看室中。刚开始，警探们领进来另一位之前遭受“理工强奸犯”袭击的女人，她沉吟了三分钟，随后指认了科尔，即便如此，根据警方的记录，她“并不是十分确定。”尽管如此，调查似乎已经进入尾声。
莫里走进了昏暗的房间，注意到了之前那天她在展开的相册中指认的那个男人。她很快确定是他强奸了她，一踏进房间后她就指向了他。当身边的警察们庆祝起来时。她签下了宣誓书，其中写道：“本人确定对这个男人的指认，没有丝毫疑问。”
错误审判
提姆·科尔在德州中部的一个小镇长大，是七个孩子中的老大。他的母亲，露比·科尔·塞申在得来速餐厅工作。“科尔是这个家的顶梁柱，”肯纳德告诉我。当露比工作的时候，科尔就确保弟妹们完成作业。偶尔，当他们犯错误时，他就用皮带来抽打一下他们。
露比当时在德州基督教大学上夜校，想要取得教育学的学士学位，后来她在沃斯堡市的几所学校任教，同时教授英语和西班牙语。她常常告诉提姆和其他孩子们，不论眼前有多少困难，她都希望他们可以进入大学学习。提姆应征入伍并服役两年，大部分时间是在迪克斯堡和新泽西服役。1985年1月，他被德州理工大学商科本科录取，肯纳德也已经是那所学校的学生，两兄弟一起在校外租了房子。
1986年9月，科尔因严重性侵受审。甄选陪审员的第一天，吉姆·鲍勃·达内尔是卢博克郡地方检察官，向科尔提供了一份认罪协商：五年缓刑，不需要坐牢。这是一个绝佳的方案，考虑到犯罪的严重性，间接暗示了控方在此案中也没有多少胜算。但是科尔却拒绝了。他说他不会承认自己没有犯下的罪行。
达内尔的审讯中的关键证人就是米歇尔·莫里。他盘问了她几个小时。特别是在她颇具创伤性的证言中，由于她太沉默了，法官不得不反复要求她大声说话。然而，当达内尔要求她指认她的袭击者时，她发音清楚，指着科尔：“他就坐在那儿，他正穿着蓝色西装。”
在交叉质询莫里时，科尔的律师麦克·布朗要求科尔站起来，脱去衬衣，科尔照做，展示了他胳膊上方的一大块胎记和背后的伤疤。为什么莫里在证词中并未提到任何胎记？“我当时只是在看他的脸，”她强调说。两天之后，《卢博克雪崩日报》将莫里在证人席上的表现形容为“毫不动摇”。
在紧接下来的一周，布朗继续为科尔的清白辩护。他请出了四位证人，他们每个人都作证说在强奸案发生当晚，他们都在科尔的房子里饮酒作乐，而科尔一直在那里整晚为生物考试复习。莫里案的强奸犯抽烟，但是科尔有哮喘并不吸烟。（他说在他车里留下的温斯顿烟盒是肯纳德的朋友留下的。）从科尔房子里收回的衬衫经过测试也与强奸犯所穿的不相符合。女士金戒指则属于肯纳德的女朋友。莫里说强奸犯的身高介于五英尺八吋到五英尺十吋之间；科尔则有正六尺高。达内尔并没有对这些情况中的大部分进行申辩，相反，他始终重复他的论辩核心：莫里是该案的唯一目击证人，她以绝对的自信辨认的行凶者。“指认罪犯难道是证明案件最坏的方法？”他问道：“如果是的话，目前在监狱里的百分之九十的人，你们刚刚释放了他们。”
当时没有一位非裔美国人的陪审团，在发出罪行判决前考虑了六个小时，科尔最终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
最高法院法官威廉·布伦南在1981年的案件反对意见中，写道：“众所周知，目击证人辨认证据是不可靠的。”无数科学研究支持这个观点。即便如此，目击证人证言仍旧被广泛征用，众多刑事案件几乎完全依靠这些证言。自1989年后，美国有280名罪犯在性侵指控沉冤得雪。这些错判中的近乎四分之三全部或部分依赖于目击证人的错误指认。
心理学家早就认识到，人类的记忆有很强的不可靠性。雨果·明斯特伯格在哈佛心理学系授课，这是美国首批心理学系之一。在一本1908年的著作《在证人席上》中，他认为，人们无法意识到什么时候他们的记忆会欺骗他们，法律系统中对撒谎的抵挡措施，如证言宣誓、作伪证的惩罚等等，是没有效果的。他期望教师、医生及政客们都能够对他们的领域进行改革。“仅仅依靠律师就太冷酷无情了。”明斯特伯格写道。
在提姆·科尔在狱中写的信中，他总是坚称自己是无辜的。“这一切只是对我太不公平了，”他给母亲写道。“我的未来已经被毁掉了。”尽管如此，他试着不失去希望。他让母亲以他的名义开一个银行账户，以便于为他出狱后做生意积攒存款。“我想能够被证明是无辜的并且是完全无罪，好让德州州长给我正式赦免。”他写道。他会将这份正式赦免书挂在“未来我的办公室墙上或是家里客厅的墙上。”
1990年，科尔同母异父的弟弟，也是露比最小的孩子科里·塞申成为奥斯汀德州大学的学生。校园距离德州议会大厦不足一公里路程，科尔鼓励塞申在州政府工作，并告诉他：“你可以改变这一切。”沃斯堡市州众议员加菲尔德·汤普森雇佣塞申成为他的立法助手。他在议会大厦工作了四年，与任何愿意倾听他的人探讨哥哥的案子，包括民主党州长安·理查兹，以及时任农业局局长的共和党人里克·佩里。
1993年，科尔拒绝假释。刑期已经过去八年，他变得更加悲观，他的信变得更加简单、愤世嫉俗。“我不再有任何梦想，”他写道。后来的信听起来有些精神错乱。“柯里昂组织是我们的，他们是杀不死它的。”他写道，“它是第二政府。”1998年，医生给科尔开了氨枫噻吨，一种安定药物。后一年，他哮喘发作被送进了医务室。他因为呼吸衰竭死在了那儿，当时他39岁。
再次成为受害者
遭到袭击后，米歇尔·莫里从德州理工大学退学了。“我有点混乱，精神受到了创伤。”她告诉我。她一时兴起加入了海军，希望能够有所改变；六周之后，她荣誉退伍了。“他们发现我有很多情绪问题需要解决。”她说。她搬去了波士顿，后来是纽约、芝加哥，大部分时间做保姆工作。她被恐惧吞噬，如果科尔逃出监狱后去拜访她，她会遭遇什么样的状况，这种想法一直困扰着她。直到今天，她总是感到强迫般地锁上身后的每一道门。
1990年，她嫁给了一位金属制造工人吉姆·马林，随后他们一起搬到米歇尔的故乡德州贝城。“我会有一些工作，但大部分时候我是家庭主妇。”她说。现在她改名叫米歇尔·马林（后文对她的名字也都统一变为马林）。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恐惧感日渐减弱，她开始为未来做规划。她和吉姆想要个孩子，但没成功。她被休斯顿大学录取，学习健身专业，更加繁忙的日程让她没有多少空间去想提姆·科尔。
2008年的一个周三，她从沃尔玛超市购物回来时在电话答录机上收到一条信息。是当时她的强奸案的调查员之一乔治·怀特留下的。她感到一阵熟悉的恐慌。也许科尔已经被假释。也许他已经被释放了。当时她一个人在家；她试图回忆自己是否锁上了前门。
电话中，怀特告诉她提姆·科尔九年前已经去世。她感到如释重负，但同样感到疑惑。“为什么你现在要告诉这件事？”她说。
“提姆·科尔并没有强奸你，”怀特说道。马林感到震惊，一言不发。“你不用为此感到难过，”他接着说，“他是自己站进那列指认队伍的。”
在此之前的一年，露比·科尔·塞申收到了一封干净的打字机打出的信，来自一个叫做杰瑞·约翰逊的德州服刑犯人，信是给科尔的。“自1995年起，我就一直想要找到你，并告诉你我希望可以坦白，你被错判的卢博克强奸案事实上是我做的，”约翰逊写道，“通过我的一份手写坦白书和DNA测试，你很有可能最终会洗脱强奸罪名……无论需要什么，我都会做。”
约翰逊因在卢博克附近犯下的两起强奸被判处无期徒刑，当时正在德州斯奈德市附近的监狱服刑。1985年的几天，他就被关押在隔着科尔一个大厅的对面牢房中。“我在监狱里一直在报纸上关注着科尔审判的进展报道，”约翰逊写道，“我弄清了他到底是谁，因为我听见他哭着告诉别的狱友强奸案不是他做的。”约翰逊当时并没有说出真相，但他下了决心，终有一天他会这样做。
1995年，在马林强奸案的诉讼时效期过后，约翰逊说他给卢博克法院写了封信，申请一名律师帮助他供认坦白。但他六年来没有收到回音，随后，收到一封形式上拒绝函。他还说他曾至少写了十封信给很多记者及刑事司法官员，包括当时已经成为卢博克地方法官的科尔案检控官；但他的要求都杳无音讯。最终，约翰逊找到了科尔家的地址并直接写信给他，以为他当时还活着。
杰夫·布莱克波恩是德州洗雪项目的一名律师，当时正无偿帮助科尔的家庭联系卢博克地方检察官，并要求他重启案件。起初，这名地方检察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几个月之后，他同意提出对仍然留在证据柜中的强奸案证据包进行检验的要求。检验结果证实了约翰逊的供认。
当马林听到这个新闻时，她告诉我，“我感到可怕至极。”这种感觉就像是再次成为受害者一样。“警方试图将错误归咎于她，让她感到愧疚。”布莱克波恩说。马林的朋友们用“极度悲悯”来形容她的状态。布莱克波恩告诉我说，在她听说了这个新闻后的几天，她仅用“一种二维的视角来看待事情”：科尔死了，应该责怪的人是她。她和母亲在电话里谈了几个小时，试图弄清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嫌疑人杰瑞·约翰逊
塞申一家收到赦免书
漫漫洗雪路
塞申一家希望科尔可以在死后获得赦免。当时还在德州理工大学法学院授课的布莱克波恩告诉这家人这将需要经历一场困难重重的诉讼程序，但是他同意去试一试。他分配了他的一个学生莎拉·海吉给这家人提供法律建议，她告诉他们，如果马林愿意出庭并撤回原来的证词的话，将会使他们的论证更为可信。海吉当时比较悲观——在这样的案件中，受害者们很少愿意去自揭伤疤——但她还是将科里·塞申的电话传给了马林，令人意外的是，马林打了电话。
“当听到这一切时我目瞪口呆，”马林给塞申的一则口讯中说，“很难用言语来形容我是多么感到糟糕和抱歉。”第二天晚上，塞申拨回了电话，他的母亲也在线上，他们三人展开了一次紧张短促的谈话。一些家庭成员对和马林通话颇有犹疑，但是科里和露比从她的声音中听到了发自内心的懊悔。露比讲起了提姆的故事：他是如何通过参军入伍为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他是如何成为年幼的弟妹们心中的父亲形象，而警方和检察官将科尔描绘成一个暴徒；马林第一次获得一个人立体而真实的形象。
科里·塞申邀请马林到他在沃斯堡市的家中，马林的母亲安·布鲁萨尔警告她，他可能会很生气。“我真的试着阻止她不要去，”布鲁萨尔说，“我并不了解这些人。”马林同样担心这家人见到她本人时会作何反应；一通电话的气氛已足够紧张。尽管如此，她的愧疚感战胜了恐惧感，她和她的丈夫乘飞机前往达拉斯。海吉和布莱克波恩在机场见到他们，并租车送他们去了科里·塞申的家。路上，马林问道：“你确定他们不恨我吗？”
他们驶入车道。露比·科尔·塞申站在门口，她的灰色短发分向一边，站得直直的。马林低垂着眼，羞怯地走去。当她走上最高一级台阶时，露比用手指抬起了马林的下巴，抬起头凝视她。随后露比张开双臂，而马林则哭泣着拥抱了她。她们就那样站在那里几分钟。“你得学着忘记这一切，”露比告诉她，“你没有做错什么。你和我的儿子一样都是受害者。”
在客厅里，马林看起来紧张又脆弱，不断地用坡跟鞋轻敲地面。她称赞了露比的耳环，还问了科里一些他孩子的事情。最终话题引到了提姆身上。马林表明了她的后悔，当她和提姆同样是德州理工大学的学生的那个时候，两人再也不能见面了。“听起来他很像是那种可以成为朋友的人。”她说。
“提姆就在几个街区外，如果你愿意，可以亲自对他说。”科里说道。他们一起坐着科里的SUV去了墓地。露比握着马林的手，把她带到科尔的墓前。墓碑和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齐平，墓志铭上注明了科尔从军的经历，但没有其他的介绍。露比在马林身边站立了一会，随后走开了，给了她一些私人空间。马林低头凝视了墓碑几分钟，安静地啜泣着。随后他们回到了科里的家，从肯塔基炸鸡店点了晚餐，并聊了几个小时。当马林起身离开时，露比将这天早些时候马林称赞过的耳环送给了她。
爱荷华州立大学的一位心理学教授、目击者证言的专家加里·威尔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来研究警方嫌疑人辨认队伍可以更加准确的方法。1998年，威尔斯主笔的一篇论文中指明了几种简单的形式。辨认队伍应该“盲目”，通过借鉴一些科学实验得出的一种标准是：排列辨认队伍的警官应该对案情一无所知，以免无意识地影响辨认程序。在照片辨认队伍中，图片应该按照顺序逐个排列而不是并列展示。允许目击者比较每一张与他们记忆相悖的照片，而不是在一个群体中选择。同时，目击者应该得到提示，辨认队伍可能并不包括罪犯本人。1999年，威尔斯成为公布包含有这些科学发现报告的联邦专家组成员之一。这份报告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包括新泽西、图森、明尼阿波利斯等司法管辖区已将这份报告视为推荐规范。
2001年，德克萨斯州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在押犯人提出DNA测试的要求作为与他们的判决相关的证据。后来c成为德州州长的里克·佩里对刑事司法改革十分谨慎，但他还是签署了这项提案。自2001年后，德州的DNA测试已经带动了超过五十起无罪赦免，有着比其他任何州更多的案件数量。在这些案件中，绝大多数推翻判决的因素正是误导或是不准确的目击证人辨认。
德州从未提出过死后赦免；也没有一个可以授予提姆·科尔的昭雪程序。但是杰夫·布莱克波恩找到一个法律漏洞。在州刑事诉讼法的章程中，允许任何德州人向特别调查法庭提出法律申诉，甚至是为逝者申诉，随后可能为人洗去污名——准确来说并不是赦免，但却仅次于它。布莱克波恩在卢博克提出这项动议，但遭到拒绝。他随后又在管辖权更为自由开明的奥斯汀提出请愿申请，那里的一位法官同意听审这个案件。
马林、塞申一家以及布莱克波恩一起参与了听证会。布莱克波恩宣召加里·威尔斯作为专家证人，威尔斯指出安排辨认队伍的警探同样也是本案的调查员。通过抬抬眉毛或是一个迎合时机的微笑，他们很有可能不是出于本意地操纵了马林的辨认。在马林指认了辨认队伍中的科尔时，警方不加掩饰地庆祝，增强了她的信心，可能影响到她回忆的过程。
马林随后出庭作证。“我之所以在这里的原因是，他本不应该被判有罪。”她说，“如果他们”——卢博克警探——“确实做了一些事以便劝服我进行指证，那么就需要有明文法律来改变他们在目击者指认过程中的行事方式，因为我只是普通人，在给出描述后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这是我真正能做到的部分。”
法官查理贝尔德告诉马林，她不应该为科尔的遭遇而责怪自己。
“我也试着不这样做，”她说，“但仍然很难，因为那关乎性命，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不应受到这样的命运。”
最后，杰瑞·约翰逊坐上了证人席，他念出了书面自首陈述，他凸出的眼睛在厚重的镜片后变得模糊。“我应该为这一切负责，”他说，“我真心为自己可悲而自私的行为感到抱歉。”
贝尔德法官允许马林和约翰逊对话，令她惊讶的是，她表达了自己背负的二十五年的愤怒，“现在我是个坚强的44岁女人，我很高兴得知你将在监狱度过余生，”她铿锵有力地说道。“你对我所做的一切应该受到谴责，没有一个女人应该遭此厄运。”她展示出了一张海报大小的科尔的照片，他站在法庭中央的受审席上。“没有一个人应该受到这个年轻人所遭遇的不幸。”露比·科尔·塞申同样起立与约翰逊对质。随后她坐下来环抱着马林，把她拉近自己。当约翰逊被带离法庭时，露比要求法警代她向约翰逊表示感谢，谢谢他愿意出庭作证。
“我已经从事这项工作近三十年了，这是我见过的最悲伤的一个案件。”贝尔德法官说道。“我认为提姆·科尔的名誉遭到了错误的侵害，他的名誉必须得到恢复，他的正义应该得到伸张。”
真正的改变
就在提姆·科尔一家试图为他洗去污名的同时，包含民主党和共和党的29位州议员共同联名提出了三项相关议案：众议院法案498旨在建立提姆·科尔案件顾问小组阻止错误判决；州参议院法案117可以要求州警方得到更多先进的辨认队伍安排培训实践；提姆·科尔法案可以增加该州获得平反的犯人所欠的补偿金数额。德州警方本来为非法监禁每年支付五万美元——数额在全国已算数一数二。这项法案将根据服刑年限数量，数额提高到每年八万美元，同时附加大学资助金。
虽然这些法案看起来不太可能通过。正如很多处在经济萧条的联邦州一样，德州财政紧张，立法机关在财政和社会观念方面都趋于保守。来自圣安东尼奥的众议员露丝·麦克伦登是改革派的重要支持者，她告诉我，“当你在这儿谈到刑事司法相关话题时，这儿的人们认为这些事一辈子也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
科里·塞申给他在奥斯汀的旧识打了电话，预约了一次与州长佩里的会面。科里和露比拜访了佩里的办公室，他们一起聊了45分钟。露比主导了此次谈话，虽然她已经不是教师了，她的气势仍旧不减当年，她的学生曾称她为“女王”不无道理。“他们所做的努力让我感同身受，也让这个问题更加人性化。”佩里在随后给我的邮件中写道，“露比真的是个充满能量的女人。”
“我希望这项法律可以通过。”她告诉佩里。他倾听了她的故事，随后在她的椅子边俯身拥抱了她。“如果有任何印有提姆·科尔名字的法案放在我桌上，我一定会签署的。”他说。
有了佩里的支持，三项法案中的两项——一个是征召顾问小组，一个是提高针对被宣告无罪的犯人的补偿金——在州议会赢得多数支持，随后在参议院也获得成功。“德州在刑事犯罪方面很强硬，但在应对刑事犯罪方面也很机智。”佩里告诉我，“为了让刑事司法系统更好地运转，就需要公正和准确。”2008年，佩里说他“正在审视关于目击者证言的各种问题，提姆·科尔的案件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当这些法案通过后，他践行了他的承诺，将法案签署为正式法律。
在奥斯汀结束的免罪听证会结束后，佩里响应了贝尔德法官的判决，授予提姆·科尔死后赦免，这是德州历史上的首次死后赦免。在赦免仪式上，佩里引用了圣经箴言22中的一条：“始于一个简单的事实。良好声誉要比富可敌国更令人渴求，受人尊敬比要比金山银山更令人推崇。”
要求警方部门能够重建他们的目击证人指证实践的第三项法案尚未通过。州内的大部分执法部门并没有关于安排指认队伍的相关明文条款；警官们只是依赖于原来的老习惯。布莱克波恩和科里每周都前往议会大厦支持该项法案。马林也常常同他们一起去，她在塞申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一直陪伴他们，孩子们称她为米歇尔阿姨。再一次，佩里说：“只要法案能呈送到我桌上，我一定会签署。”
2011年6月17日，在提姆催促科里前往议会大厦工作并“做出改变”后的二十多年后，提姆·科尔法案正式通过。马林戴着露比送她的耳环参与了参议院对该项法案最后的听证会。相似立法法案却在纽约、加州及其他左翼州没有通过。
揭开黑暗的曙光
近日，卢博克的一名警官塔尔·英格里士安排了一场照片指认。这是一件谋杀案，一个36岁的男人在卢博克东部的夜店门外被枪杀，但是英格里士并没有参与到这次的调查过程中。他将成为一个“盲目”的辨认组织者。
他开车前往目击证人的家中，打开了录音机。（大部分辨认会在警方总部展开，但是这位证人因为在事件当中受伤，所以尚在家中卧床休息。）英格里士念了表格中的指导：“记住，排除无辜者与辨认出嫌疑人同样重要。实施犯罪的嫌疑人或嫌疑人照片也有可能不被包括在指认队伍内。”英格里士一次举起一张照片，观察其对每张照片的反应。
目击证人看了看第一张照片，没有犹豫地说：“不是。”
他在第二张照片上犹疑了一会。“这个人看起来很熟悉，”他说。英格里士等了等，最终，证人说还是不符合。他要求看下一张照片——也不符合。
当英格里士翻出第四张照片时，目击者很快说道：“就是这个人。”
英格里士要求他表示他的确定程度。“很高。”他说。根据威尔斯的观点，目击者在指认时的确定程度要比其在几周后或是几个月后的审判中的重新指认要准确。当米歇尔·马林第一次指认提姆·科尔的照片时，她说的话是“我想应该是他。”；后来她的回忆则被强化成确定。
德州开启的这些改革，“全都是非常好的改变，而这并不是难于登天的事情。”正如卢博克警官杰森·路易斯告诉我的：“事实上这对调查很有帮助，因为你也希望你的证人是具有可信度的，你也希望他们是正确的。”在奥斯汀2008年到2011年开展的一项调查表明，通过使用逐个顺序展示的嫌疑人辨认程序实质性地“减少了错误指认，同时仅个别或是压根没有减少正确指认的数量。”杰夫·布莱克波恩说：“在目击证人指认的实施方面，德州现在要比美国的任何一个州都要做得更好。”
不久之前，我在露比科尔塞申在沃斯堡的乡间小屋中拜访了她，我们坐在她小巧的客厅里，那里的墙上挂着两张装裱着的提姆的照片。屋外，几匹马吃着邻家的牧草。露比当时已经76岁了，但她仍旧保持着权威的派头，只有她不太稳定的步态暴露了她的年龄。（在我们这次会面后不久她就去世了。）我们花了几个小时探讨着提姆遗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我告诉她卢博克警方作出的改变是如何的彻底，她眯起眼睛，陷入沉思。“我的儿子以死换来了他们的改变。”她说：“他就是那道揭开黑暗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