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个月，习近平遭遇了上台以来最严重的政治挫折：官媒对任志强的文革式大批判戛然而止；两会期间习李矛盾公开化、表面化，两会之后李克强从习手里夺回了部分经济决策权；专政机关对反习“公开信”的文革专案组式追查始而风声鹤唳，继而不了了之；巴拿马文件使习当局陷入既不便承认、又不敢否认，只能装聋作哑的困境，“打铁还需自身硬”的神话或将从此破灭；“习核心”的提法半途而废，个人崇拜在高层遇冷，“看齐意识”并未如习所愿变为全党意志，而近段时间，退休常委的公开活动也忽然间明显增多……，这些事情表明，原本具有制衡、约束、对垒习近平权势作用的某些党内势力，此前因慑于习近平的强势，为避“打虎”运动的风头而分散蛰伏、隐忍不发，现已逐渐复苏，且正在公开集结。而习近平执政团队面对各方压力颇显手足无措，一边试图以“欢迎善意批评”挽回因“媒体姓党”而大量流失的民意支持，另一边又以穿军装、秀军权的强悍身体语言，向对手发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政治恐吓。看起来，习的政治强势开始削弱，新的博弈格局或将形成。
自从十八大上台以来，习近平一直很强势。其强势的本钱，既非过人的资历、才干，亦非骄人的政绩，而是以下三个因素所造成：一是以红色血统为共同语言的“太子党”的团结和支持；二是“第三代核心”江泽民年事已高，自顾不暇，前任胡锦涛生性懦弱，只图自保，其他元老亦互有嫌隙，一盘散沙，自邓小平时代流传下来的老人政治传统处于衰落涣散之中；三是习近平、王岐山结成牢固同盟，以反腐败、“打老虎”为抓手，迅速改变了中共的权力博弈环境和高层政治生态。习王利器在手，中共群雄俯首，第三个因素是习近平占据并维持其政治强势的最主要因素。
出任最高职务之前，习近平一直显得低调、平实、宽厚、稳重，这或许是他被各方接受进而被隔代指定的原因所在。但他上台之后却非同凡响，与江泽民刚上台时的低眉顺眼、小心翼翼，胡锦涛刚上台时的束手束脚、畏首畏尾完全不同，习近平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可谓开局不凡。其雷厉风行反腐，大张旗鼓集权，令人刮目相看。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郭伯雄的相继落马既震慑了官场，又鼓舞了民心，为习近平赢得了知识分子的广泛好感和相当程度的底层民意支持。实践证明，反腐并非险棋，而是十拿九稳的赢棋。选择以反腐运动的方式来树立个人形象、打破政治僵局、摆脱老人束缚、形成个人威权，这是习近平最聪明、最成功的决策，实际上，也是他三年多来唯一聪明而成功的决策，其他的决策乏善可陈。
毛时代之后，尤其自江泽民时代开始，中共贪贿成风，官场龌龊透顶，几乎无官不贪。广大民众早就恨透了贪官污吏，而江泽民不仅不认真反腐，反而以纵容腐败换取政治忠诚；胡温自家不干净，因此也都无心反腐，甚至假意反腐而越反越腐。以至近三十年积累下来，腐败成为痼疾，一眼望去，全是“苍蝇”“老虎”，随手拈来，都是大案要案，反腐遂成一座政治富矿，是习近平最容易以短平快的方式出“成果”、得民心的事情。习近平、王岐山的反腐力度之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这就为习的集权行动开启了方便之门。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对习超越江胡常规、破坏政治规矩的个人集权行动之所以抱以理解和同情，就是因为腐败势力盘根错节、根深柢固，不充分集权不足以真正展开“打虎”运动。而同时，人们也曾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江、胡时代之所以腐风日炽，诸侯竞贪，正是由于“九龙治水”的权力涣散所间接促成，因而，当习近平以十多个“领导小组”取代政治局、国务院等正式的党政机构，以个人集权取代“集体领导”，甚至由个人集权转向个人崇拜之时，并没有引起中国社会的足够警醒和戒备。
客观地说，资历平平、才识平平、能力平平的习近平能够一上台就尽显强势，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不仅坐稳了交椅，巩固了权力，而且成功地把中共政治局几乎变成习氏扈从室，把中央军委几乎变成了习家军委，甚至把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也由决策者变成了执行者，这一切，百分之九十九都拜贪官污吏所赐。人们往往认为在中共这样的专制政体之下，民意对政局几乎毫无作用，其实不尽然，民意一直在以扭曲、变态的方式发挥作用，正如民众对当权派的憎恶和对“大民主”的期待曾经有助于暴君、有助于文革，而今天，民众对贪官污吏的痛恨也成全了一个新的独裁者。
习近平的致命错误在于他只讲政治，不讲人权，只会斗争，不会妥协，一味集权，不思改革。为了集权，习当局拒绝与“太子党”分享反腐果实，使同样以反腐败扬名的刘源们受到了排斥，而“太子党”本是自私自利的群体，当他们意识到他们对习的支持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其内部团结便不复存在；为了集权，习当局骚扰、惊吓了各路元老封妻荫子、安享富贵的党国梦，使当初指定他接班、扶持他上台的那些势力恼羞成怒。以上两点，已经大大削弱了习近平强势统治的政治基础，而要弥补此种因统治集团内部不和而造成的统治基础缺失，只有破釜沉舟实行政改，方有别开生面的余地，而习近平的选择却是政治向左、经济向下、外交向后，与政改之道恰好反其道而行之。
习当局似乎没有理解到，中国民众对于个人集权的容忍或支持，乃是基于为反腐而集权的正当性和先集权、后政改的美好期待。愈益明显的选择性反腐，已经证实其并非为了反腐而集权，倒像是为了集权才反腐。其钳制言论自由、摧残公民社会、抓捕维权律师、大搞个人崇拜种种倒行逆施，更让人们对中共的未来政治走向充满了绝望，显然，习当局绝不可能先集权、后政改，倒极有可能先集权、后文革。当然，即使毛泽东死而复生，也不可能完全重演原汁原味的毛式文革，但某种改头换面、掐头去尾的习版新文革，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发生。这种可怕的政治前景瞬间瓦解了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对习近平的好感和支持。
而即使是在具有浓厚民族主义意识和“青天”情结，因而对习当局对内“打老虎”、对外反美日颇为兴奋的中国底层民众之中，习当局在经济、民生方面的屡屡失策，在治理股市、房市上的极端无能，也严重透支了他从“打虎”运动中所获得的民望。毫无疑问，中国普通民众并没有从“打虎拍蝇”之中得到一丝一毫的政治权利与经济利益方面的收获，当人们逐渐认识到反腐除了有益于高层集权之外意义有限，最终只有习近平一人是这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的唯一受益者的时候，民粹对习近平的好感和支持也将迅速瓦解。巴拿马文件恰于底层民众对反腐逐渐失去热情和信心之际出笼，又将“凡腐必反”、“零容忍”、“没有铁帽子王”的习氏大话击得粉碎，其以自身清廉为基础的个人道德权威，同其以反腐败为基础的政治权威一样，陷入摇摇欲坠的境地。
当“太子党”、政治老人、官僚阶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底层民众都对习当局的现行政策越来越感到不满，尤其是对其未来的政治走向感到极度失望和彻底绝望的时候，他一言九鼎的好日子也就过到头了。接下来，习当局必然面临十九大人事难产、高层权斗升级、国内经济下滑、南海局势紧张、台海关系逆转、陆港关系恶化等等复杂局面，若其在已经失去前三年政治强势基础的前提下，仍然继续采用前三年那样的应对处理方式，其政治挫折将会越来越多，以至层出不穷。
《争鸣》2016年5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