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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衰落中的帝制回归

——我为什么写《走向帝制:习近平和他的中国梦》

二零一五年年底,中共宣传部下令查禁清华大学教授、自由派学者秦晖的《走出帝制》一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事件恰好发生在官方规定的“宪法日”(十二月四日)。《走出帝制》是一本关于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政治变迁的历史著作,并不涉及对中国现实的批评,它为什么会遭到查禁呢?答案其实很简单:既然习近平的中国梦是帝王梦,他怎能容忍《走出帝制》一书问世呢?此一事件启发我将刚完成的第二本批判习近平的新书命名为《走向帝制:习近平和他的中国梦》。

这本新书,原计划二零一六年一月由香港由开放出版社出版,随即推出台湾版本。然而,香港铜锣湾书店系列绑架案扑朔迷离,香港出版业呈现寒蝉效应。在两年前,晨钟书局总编辑姚文田因计划出版我的《中国教父习近平》而被中共当局诱捕并被判处重刑,开放出版社总编辑金钟仍然坚持出版了此书,他相信香港毕竟是安全的。这一次,香港已然不再安全,金钟再三考量,在亲朋的压力之下,最终放弃此书的出版,并宣布告别香港、彻底退休。

海外关于习近平的政治禁书数量骤减,习近平“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企图部分实现了。“万山不许一溪流”,习近平不仅让偌大的中国万马齐瘖,更让香港的自由与法治荡然无存。然而,幸亏华人世界还有一个台湾,台湾继续在民主深化的道路上大步前行,郑南榕为之献出生命的理想——“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指日可待。二零一六年三月,《走向帝制:习近平和他的中国梦》这本厚度达五百页的批习力作,终于由台湾倾向本土意识的前卫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在台湾出版,再次显示台湾是华人世界唯一具备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宝地。

不是反腐,而是权斗

《走向帝制》一书,从“集权”、“反腐”、“镇压”、“争霸”四个面向入手,一步步逼进习近平政权的本质,并抽丝剥茧地发掘出习近平的三大野心或目标。

首先,习近平在共产党内部以反腐为名掀起政治清洗,改写近三十年来中共“寡头集体统治”(所谓“集体总统制”)之模式,一步步地回归毛时代的个人独裁。

习近平在王岐山辅助下掀起的反腐运动,获得不少憧憬明君的中国臣民的大声喝彩,也让西方某些雾里看花的中国问题专家对其刮目相看。实际上,习近平的反腐只是整肃政敌的一种手段,在当下一党独裁的体制下,哪个高官能避免腐败?谁又能清除如牛皮癣般四处滋生的腐败?

为什么说习近平的反腐是权斗呢?原因有三。第一,迄今为止,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所打击的对象,如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等人,全部是平民子弟出身的官僚,而没有一个是跟他背景相似的太子党。唯一垮台的太子党成员薄熙来,是因为其得力助手王立军遁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使得全球媒体聚焦,美方由此掌握了全部的机密材料。中国当局在纸包不住火的情形下,才不得不将薄熙来拿下。而且,薄熙来垮台并被治罪,发生在胡温执政的末期,并非由习近平所主导的案件。更何况,薄熙来是太子党中的异类,从来就瞧不起习近平,存有与之竞争大位的野心,习近平当然乐于看到其终身监禁的结局。而其他那些向其表忠心的太子党成员,比如邓小平家族和王震家族的成员,无论在民间如何臭名昭著,习近平仍然给予庇护和优容。

第二,那些腐败官僚落马之后留下的空缺,全都由习近平的嫡系人马占据,特别是石油、煤炭、铁道、电信等国民经济命脉部门以及军事、安全等重要领域。而习近平的嫡系人马,未必比那些已经落马贪官拥有更加高尚的人格和更为清廉的品质,他们很快又会蜕变为吸骨吮髓的新一代贪官。习近平在福建和浙江任职期间结识的一帮下属,很多人的政绩和名声并不见佳,他们获得提拔,只是因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惯例。即便习近平本人及其家族,也并不比那些被其清洗的高官更加干净。在举世瞩目的巴拿马文件当中,习近平姐夫的名字赫然在列。然而,习近平不仅没有大义灭亲,反倒严密封锁有关资讯,拒绝向民众作出交代。在中国的网络上,甚至连“姐夫”这一称谓也成为禁止搜索的“超级敏感词汇”。

第三,反腐运动的手段,并非严格遵循宪法和法律,而是让中纪委这个“锦衣卫”机构,以“双规”(“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代问题”)这一中共的“家法”来执行。贪官当然不值得同情,但反贪过程中法治的败坏却让人忧虑。比如,前国家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在法庭上当庭喊冤否认指控,并称其所谓供诉和亲笔供词,“是遭到了刑讯逼供,办案人员以其妻子和儿子要挟,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违心做出的”。四川省省长魏宏在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突然“失联”,连同僚都不知其下落。二十天之后,中纪委才在网站上宣布,魏宏因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反省思过”。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高级官员都不可能如此人间蒸发,主事者居然是比法院权力更大的“党卫军”。这种运动式反腐,不可能让中国迈向法治和清廉的文明社会。

媒体姓党,NGO姓党,宗教姓党

习近平的第二个野心或目标,是以法西斯式的全面镇压,摧毁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民间社会,缔造出由“无所不能的国家”和“原子化的个体”二元组成的国家主义结构。

我的新书出版之后,二零一六年春,习近平变本加厉,让党凌驾于所有权力机构之上,而他自己俨然就是全党唯一的代言人。《求是》杂志发表了二零一五年年底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的一篇讲话,他赤裸裸宣称:“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由此可见,习近平仇视人类文明、反对普世价值,要回头走毛的那条原教旨主义之路。习近平选择重点出击的三大对象,即媒体、NGO和宗教团体。

习近平政权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打压,达到文革之后的最高峰。即便是八十年代的邓小平主导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以及一九八九年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之后的思想控制,都没有如此全面和彻底。一方面,习近平以笑面虎的形象,模仿毛泽东在反右运动前夕“引蛇出洞”的策略: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九日,习近平在北京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上表示,领导干部要常上网,了解民意,要对广大网民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对于网上善意批评,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另一方面,当局对异议言论的打压丝毫不手软。诸多人权律师遭到长期非法拘押。即便是大地产商任志强,也不得“妄议中央”。习近平话音刚落,任志强就因为发微博质疑“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而被北京市西城区委通报处以留党察看一年之处分。此前,新华网转发题为《看清任志强的真面目》的文章,中国青年网发文称“应坚决把任志强清除出党员队伍”,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责令新浪、腾讯等网站关闭任志强微博账号。习近平连任志强这个“自己人”也不能容忍,又怎么可能对广大网民“吞舟是漏”呢?

NGO在习近平治下引来了动辄得咎的严冬。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国全国人大批淮《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在严厉打压国内NGO之后,又将一道紧箍咒强加于在中国活动的境外NGO头上。根据这个新法,在没有任何犯罪指控的情况下,境外NGO人士随时可能遭到中国警方约谈、被勒令停止活动或被列入黑名单。境外NGO的资金来源和财政收支,也将受到中国当局严格审查。这是习近平向普京学到的权谋术——普京看到乌克兰等前苏联控制的卫星国,因如雨后春笋般的NGO的努力,在民主化道路上不断前进,故而用严刑峻法限制乃至消灭俄罗斯境内的NGO,防止“颜色革命”上演。习近平也先下手为强,在各类NGO尚未对公民社会发挥更巨大影响力的当下,让NGO成为PNGO(即党控NGO),从而消除此心腹大患。

习近平时代的宗教打压和宗教改造,也是毛时代之后前所未有的。习近平有意识地扶持佛教、儒教等建制宗教,而疯狂打压基督教。习近平的嫡系官员夏宝龙在浙江推行拆毁教堂和十字架的运动,俨然是一场新的义和团运动。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必须牢牢把握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强化党的执政基础这个根本,必须坚持政教分离,坚持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实施,坚持政府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香港基督徒学者邢福增指出,习近平所谓的“法治化”,只不过是这种“姓党”或“党性”的工具而已。“政教分离”只不过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教分离”,即是全面防范宗教组织及宗教进入社会公共领域,但却为党国藉“依法对涉及国家利于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名,而管理宗教事务及宗教关系,提供了强而有力的政治理据。

当媒体、NGO、宗教团体统统姓党之后,中国的公民社会就退化为臣民社会,习近平就可以黄袍加身了。

千古一帝,万国来朝

习近平的第三个梦想或目标,乃是重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直接挑战二战之后、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建帝制时代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体制”。由此,他本人成为千古一帝,享受万国来朝之荣耀。

习近平任期未满一届,已将邓小平以来中国外交的积累挥霍一空。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野蛮扩张政策,让中美、中日关系降至冰点,更让东南亚所有小国对中国充满疑惧,主动靠拢美日联盟。中国陷入“失道寡助”的窘境。

习近平四面树敌的外交政策,简直是自寻死路。体制内学者杨鲁军亦忍不住在微信群批评说:“今天的南海危局是中美走向对抗和交恶的必然结果,根子亦在中国——天朝抛弃了邓‘搁置南海主权、共同经营开发’,不与美国对抗、维持南海现状的国策,代之以大规模吹沙填海建礁造岛、不惜与美国交恶、作全面军事对抗淮备。天朝在南海建造人工岛屿的巨大投入,已经超过了三峡投资,而且主要是以军费的名义开支。……应该说,连邓这样的大智慧者、大战略家都无可奈何南海事,凭什么今天的中国人一定要弃邓、颠覆性地将南海问题翻盘重来?——竟不考虑这样做的巨大负面效应和连琐性后果?——它极有可能如索罗斯所言成为足以毁灭地球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引爆场……”然而,习近平不可能接纳此类逆耳忠言。

此前,官方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的行销力度过猛,引发社会各阶层的反弹。于是,近期宣传方式有所调整。如同古代的皇帝常常作出亲民的言行并大肆宣扬,习近平的形象设计师们也力图将习近平塑造成一个“富有同情心的独裁者”。二零一六年春北京两会期间,中共官媒发表报道,描述自一九六零年代以来,习近平四次落泪的经过。这篇文章要将习塑造成一个对家人、朋友、普通人和模范官员很有感情的人。此举似乎是以人性化的方式刻画习近平,却依然是习建立个人崇拜的广泛努力的一部分——《纽约时报》评论说,这种努力已经超出毛泽东之后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受到的歌颂。

习近平的眼泪当然是不能当真的鳄鱼的眼泪。我的文字却要让习近平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浑身上下一丝不挂的皇帝一样,赤身裸体于大庭广众之中。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访问过很多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无论是中国的邓小平,还是利比亚的卡扎菲,以及美国的基辛格,这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后来都哀叹说,法拉奇对他们的访谈发表之后,世人对他们的评价直线下降,他们感到后悔却来不及了。如今,我也仿效法拉奇直捣独裁者人性黑暗深处的做法,让《走向帝制》一书解构习近平日渐嚣张的偶像崇拜。

习近平是“习面毛心”之怪兽,我在书中对其画皮画骨。在我看来,习近平是由马克思、毛泽东、孔子和普丁四种“特殊材料”形塑而成的“四不像”,“习近平主义”则是由法西斯主义与中国帝制时代天朝史观激荡而成的新极权主义。习近平绝对不是某些御用文人学者吹捧的“中兴之主”,而是身不由己的“亡国之君”。美国学者裴敏欣指出,中共已经进入不可遏制的衰退期,中共的衰落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概是十至十五年。“如果要准确地说出中共衰落的起始点的话,我认为是二零一二年,薄熙来案是个标志,这恰逢二零一一年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在这个过程中,中共的衰落并非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它并非来自于经济,而是政体。”习近平绞尽脑汁亦无法挽回这局残棋。觉醒的中国民众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奋斗,终将推倒习近平的暴政,使得中共政权走入历史泥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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