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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难译的辛亥革命亲历记

“在满州发动马贼运动后回到东京,故人宋君就开始来探望鄙人,那是七年前的事了。他经常被警察跟踪,有时跟鄙人分享同一碗饭,生活清贫。他曾被痴女深情所困惑,非常滑稽。下榻武昌都督府,一边听着震动玻璃窗的炮声,一边愉快地听他讲述个人的理想和作为。炮弹落在船边,互相望着苍白的脸,迅即又为没有中弹而豪气干云。南京城外重逢,同时说出‘你还活着吗’,紧紧拥抱,喜极而泣。横死前一日,还议论纵横,且发生争论——现在想来,后悔不已。你躺在白色床单上的横死脸容又在我眼前浮现……黄兴、于右任君等人痛彻肺腑的哭泣声在鄙人耳畔久久回响。踉踉跄跄推着棺车,走的是无限思念的长途。在灵前告别,泪流满面的同时心里在想:千古奇冤将在何日得雪呢——这一切宛如昨天发生的事。每当思念涌上心头,亡灵也就不可思议地重新回到鄙人身边。”

这段话,是北一辉《支那革命外史》(董炯明译《一个日本人的辛亥革命亲历记》第十章最后部份)对宋教仁的永恒纪念,寥寥三百字,将二人初识、患难、亲昵、刎颈之情,历历在目地留住,大陆学者傅国涌有感于其书之历史意义与价值,托董君务必译成中文,以忆赞辛亥百年。

译者后记提到“北一辉的书极难译”,悦甫再三细阅,颇信董译存真度相当高,一来是自诉语调,二来是文言语汇,日文专家可证如实与否。何以捧读译书达数旬之久?原委如后;感佩东瀛志士卖命,感念先烈成仁取义,感叹民国风雨飘摇,感激今人为所当为,以下藉《一个日本人的辛亥革命亲历记》舒展胸臆,彰明国史。

傅国涌导读长达47页探讨革命因果

民国二年(1913)三月二十日,宋教仁上海火车站遇刺,两日后不治。北一辉认为袁世凯是从犯,坚信沪军都督陈其美甚至孙文才是主谋,日本领事馆为此勒令他(笔者撰稿时恰其接旨之佛诞,巧哉)返日三年。1915,“支那革命外史”前八章出版,洛阳纸贵;翌年,续增十二章,董译出与辛亥革命有关之十章,直行近二百页,著者“排满兴汉”、“人溺己溺”之切肤怀抱,如现眼前。(中文传统直排,被内地改成横排,若夹杂外文很多,也许需要,否则应保持自己本色。)

傅国涌导读长达四十七页,在“探讨革命因果”提到,本书“是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看的”,“相当于对中日关系的建言”。

的确,绪言宣称“政府和国民都不理解中国革命”,北氏一口气列举二十点:“革命党所抱负的各种理想,他们的结合与觉醒,发动革命舆论与运动军队的过程,革命爆发的真相与各派势力的离合,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关系,日本人援助的价值,日本与西方列强的取态对革命的影响,未来的革命发展,社会原因之探究,东方共和政体之将来,对于破产财政之反思,能否达致确实的有机的大统一,对付经济侵略之策略,如何与日本的对华外交政策配合,日本国权的扩张与中国的觉醒如何协调,将来遇到动乱时日本不得不承担的责任,中国的经济觉醒与政治道德觉醒之间的关系,欧美的资本侵略与将来的纠葛,考察与日法一致的对爱国统一的要求,对于日中两国之未来的合理展望。”

又云:“国人渴望上述问题有正当解释,但迄今未见有价值的深入探讨,这对于自诩为东方盟主并想当中国指导者的日本来说不是一件尴尬而遗憾的事吗?”北一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之气魄,完全是该时空的氛围,而且思虑周密,揆诸今日东海、南海、钓鱼台、冲之鸟礁、以及若干岛链等争议冲突,显然百年之前的质疑仍然值得参考。

武昌起义群雄不济,成功乃天之助

北一辉对中国革命爱深责切,以下整理“兴国元勋”及“起义独立”的近距离镜头,以见其间之艰难困阻:

黄兴“胸怀宽大专做和事老”,“轻信提供军资军械的支那浪人,最后只好倚重黎却被黎军所误”,“失守汉阳,武汉暴露危险之中,武昌同志及其他对黄君抱怨恨情绪的人渐渐地令彼地与南京之间出现疏离”;

宋教仁“足以担当组织集团的大任,他完美的国家主义,与章太炎的国粹文化和张继的雷霆般热情相辅相成,建构了无懈可击的革命党的理论、热情、组织”,“宋君每当有事,总要与鄙人反复讨论。武汉举兵前一周,老谭每日催促宋去武昌,但宋犹豫不决,失去良机”;

谭人凤“是纯正的本土豪雄,把一批青年书生组成犹如昆仑山,统一哥老会各个山头,参加反清兴汉的大业”;

章太炎“有强烈的国粹自尊,愤慨孙君率留学生而去不示威,对孙隐藏赠款之事穷追猛打,又迫孙辞任总理”;

黎元洪“受到‘汝愿剪辫,还是斩头’的威胁,在左右持枪者监视下不敢制止士兵发炮,后来竟登上副大总统的显赫高位,乃老天爷的一出喜剧,令人喷饭”;

武昌城电光火石之际:

“故人张振武和蒋翊武君,当时人在汉口,耻于做逃兵,不过排长职位的张蒋,算气运,察大局,与前来告急的孙武等会合,为营救名册中的诸友,即夜渡江,回归武昌军营,名册送到黎元洪处之前,对他实行拥戴性的抓捕”;

“如斯不济的黎元洪,三天后姗姗来迟的谭人凤,在上海沉思的宋君,在香港灰心的黄兴,还有在美国耽读华盛顿传的孙逸仙君——这就是当年中国革命党领袖们的众生相了。日本支那浪人各有所亲,妄议上述革命领袖的功过。但武汉爆发的革命,实乃上天所为也”;

“老谭若断然训示必须履行革命党规条(案:凡一省一地革命成功,其首长由党人担任),黎作为降将只有效犬马之劳的份儿,率军队拥戴谭,满足群众心理的中枢神经就树立起来了……老谭固守禅让的旧道德是最大失误,给革命开端带来重大祸害”,“老谭愚不可及,黄兴也糊涂得深不可测”;

孙逸仙“大名鼎鼎……鄙人参加同盟会,当他的面发誓,时常尝试理解他,对他予以深切的同情,但通过观察和严酷事实,不得不断言:孙君理想从开始就错误,中国所要求的东西与孙君给出的完全两码事……孙的美国理想基本上不是中国革命党的理想和不符合中国的要求的事实……与武汉革命毫无关系的孙”。幸而又说了这样至关要紧的话:“鄙人可以人格保证,孙君一切言行举止都光明正大……宋握住孙的手,孙磊落的心胸,充满至纯至诚之情。”

傅国涌含蓄地说北一辉对孙中山有偏见,“身在万里之外的美国,怎么可能像支那浪人吹嘘那样运筹帷幄指挥中国国内的革命运动。”北一辉常讨论英对法、日于中的影响,又比较法之内阁制与美之总统制,更谈到欧洲“自由人”创造美国,中国人则有千年“奴性”,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某方面看来,“奴性”至今依旧,包括身受其害的、处自由之地的仍然俯首贴耳貌似顺民,难道我们基因里真有“奴性”吗?

宋教仁以宪法政治献身革命,而非满汉私怨族仇

第三章“启发中国革命的日本思想”,“推翻满人统治复兴汉族的国家民族主义在东京讲坛堂而皇之鼓吹了十多年,武昌首义不足一个月就有二十二行省之一半响应,三个月(不到)就达到目标(创制民国)……殊不知革命炸药早已藏在汉译书籍中而被埋于三百九十一万平方英里的中国国土了”,“古往今来,看到过白发衰颜人士完成大变革的事例么?绝对没有,日本维新成功时,最年长者四十一……诸公只有三十左右,而……等人更年轻……数万中国子弟渡海来日留学,变成了革命党,回到中国,与数十万因接触汉译革命哲学而觉醒的年少书生相结合,令排满兴汉的暗流终于涨掩神州河山,最后由武昌一炬把清朝烧成焦土。”不过,肯定日本思潮影响的同时,他一再强调:“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说法虚妄有害”,“讨伐中国之时就是日本亡国之时”。此语几乎等于预言——中华民国由诞生到三十八岁的大陆时期,皇军侵略造成华夏苦难与两岸分裂,也造成大和民族“幸运地”受美军占领管治近七年。

宋教仁献身革命,目标在“宪法政治”,而非满汉私怨族仇,因此,“日清两国就间岛主权发生争执,宋在东京帝国图书馆发现几种朝鲜王室编纂的古籍,明确记载间岛不是朝鲜领土(日本侵朝把间岛视为属土),宋撰写《间岛问题》一书,力挫强邻不法,助了清政府一臂之力,有日本人建议此书卖给日本,款项用来资助革命,宋严辞拒绝,把书邮寄北京。”这件事,当然是宋教仁深明大义,但拿来比较孙中山与台湾日本总督合作,以让利福建为条件,未必适宜,孙的类似“卖国”行径不只一次,确实使人难以捉摸;宋案后孙组“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打指模”以示服从,黄兴极力反对;“联俄容共”后有论者给国民党戴“列宁式政党”帽子,都属于大难题,一一分辨,很不容易,悦甫暂时只好恳请诸君思考以下数端:孙最爱的“天下为公”是否光“写”不练,“蒋中正日记”是否“纪而非实”,蒋经国“用专制制止专制”是否“语言伪术”,同样道理,“李光耀式独裁”“朴正熙式专制”跟史毛邓等魔头之绝配,差距岂止万里!

傅认为一百年前的“八零后”、“九零后”和“零零后”影响不仅覆盖20世纪的中国,还将继续影响21世纪。辛亥百年,倏忽已逝,台港社会也涌现一批“八零”、“九零”甚至“零零”后,广东话“宁欺白须翁,莫欺少年郎”(歧视老人乎),颇为符合目前实况。不过,香港有人质疑“通识”给青少年“洗脑”(指马为鹿!再次颠倒),但开放社会洗得了吗?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其实,每个时代都有继往开来之士,逢十统计,也许可以发现一些值得参详的事例呢。

北一辉热情有余智慧不足,造出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二词

傅董以至一般读者提问:这本辛亥革命的文献,何以未引起两岸史学家注意,也未译成中文以供研究?试析如下:“党因素”固为实情,但须分而论之,中共一切“党首是瞻”,习大大并非“姓党”始作俑者,实乃共产党“自古以来”法宝;至于国民党,大陆时期与台湾时期先后“为人作嫁”(先共产党、后民进党)“劳而有咎”(神州是贪污腐败无能、宝岛是恐怖外来政权),一如傅董的感慨:“这本令人纠结的书一直难觅,日本人也不愿多说,令人尴尬”,“两党不遗余力鼓吹下,孙被打造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制偶像”。

二位所言颇有理,但1952的“思想改造文集”找得到吗?其中恐怕有事实上的困厄,而且,民国的大陆时期像“小型春秋战国”,群雄竞起,大师辈出,北氏书曾一度面世。至于“国父”,国民党自始没有“偶像”计划,而是灵堂上一军人首书“国父”二字挽孙,即便有这例子,也在北伐、抗日的十五年后才颁此尊称;再者,菲律宾黎剎医生(远祖闽南柯氏),革命被杀后几十年,国民追溯尊为“国父”;称孙为“国父”,无非铭感创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和个人崇拜毫无关系。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臆断,不绝对,不固执,不独尊),孔丘先生杜绝四种弊病的“子绝四”值得时刻警醒,尤其是“自由人”,完全有责任要求自己尽可能做到,否则应该“回奴役社会去”,乖乖享用主子赐予的幸福。面对举世滔滔的议论,嚷嚷纷纷,鱼目混珠,孟子的知言养气,足以分辨蛇龙:“诐辞(偏于一曲而不见全体的言论)知其所蔽,淫辞(放纵荡肆之言)知其所陷(陷溺),邪辞(邪僻之辞)知其所离(背离正道),遁辞(理屈而闪躲之辞)知其所穷。”当今建制党员,凡有言语,千篇一律,倒属易辨黑白之一类。

北一辉热情有余,智慧不足,理论偏锋造孽出“社会主义”与“法西斯”集于一身,死于“二二六”兵变。但他忠于自己,求仁得仁,不枉此生矣。

宋教仁疼痛难忍,趴倒在一张椅子上,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吾痛甚,殆将不起……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董译262页的几十个字,让吾人目睹耳闻刚刚三十而立的宪政推手——唯公无私!抗战胜利第二年圣诞节,制宪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翌年施行,又一年,“新中国”宣布“旧中国”死亡,得年三十八,共产党官修“前朝史”曰“中华民国史”(重视传统乎),1954后,出炉凡四部所谓“共和国宪法”,何以始终“和尚打伞”(无发无天)无日无之?一句话,毛泽东鄙夷“宪法”,而且是赤裸裸地!其他“共和国”出生入死的呢,很遗憾,就算有,丝毫无能为力。

(《一个日本人的辛亥革命亲历记》,由众筹(香港)文化传播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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