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浩劫至今已经五十年矣！
这场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政治运动，我们至今没有做彻底反思。
这是很不正常的。
我们每一个经历过“文革”苦难的人，都有责任、有义务，对“文革”进行反思。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重要文章。
当时，全国的正常人，都能在这篇文章里感受到一种不祥和冷气。
但均无可奈何。
因为自反右，大跃进，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首领后，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服从权力。对真理和正义，抱着肉颈脖碰不过钢刀的现实，委曲忍耐不追求。对高层的强词夺理，人们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姚文元此文杀气腾腾，对历史剧《海瑞罢官》充满了无限上纲的敌意。完全不是一篇剧评，而是一种占有权势制高点的政治讨伐。
这篇文章，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奏。
现在已知，这篇文章是江青秘密策划的。
江青背后，当然是她的丈夫，也是她的亲密战友毛泽东。
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点名批判了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内容涉及中央领导层，及他们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不同意见。
通篇文章，与剧情以及戏剧艺术探讨，毫无关系。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各大报纸尚有良知，拒绝转载。
这也证明，当时的官方报纸，还有点是非原则，并不是一家姓。
面对《人民日报》和北京各大报纸拒绝转载此文的举动，毛泽东对此大伤自尊，愤然言道，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他老人家对自己的专制、独裁，毫无自省，却反对任何人有独立的思想和意志。只觉得只要跟他有不同意见，都是反革命，都是要搞独立王国。
对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毛泽东还点题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
这就直接将吴晗的历史剧，和前几年的庐山会议挂上钩，说吴晗的《海瑞罢官》作品，是为彭德怀被罢官而鸣冤叫屈。
对此，文艺界，尤其是文化艺术领域理论界的许多人不服。但面对淫威，人们只能噤若寒蝉。
早在一九六四年夏，毛泽东就提议成立一个五人小组，负责领导学术批判活动。
这个小组叫“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成员有康生、周扬、吴冷西。
一九六六年二月，面对批判《海瑞罢官》事件以来，理论界、文化界的思想多元，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主持，召开有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参加的扩大会议。
彭真在会上说：已经查实吴晗与彭德怀、《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没有关系。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对待。许立群、姚溱根据讨论结果，整理成《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上报中央。
二月五日，刘少奇召集在京的中央政局常委，讨论予以通过。并于二月七日，电告在武汉的毛泽东。
二月八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赞成或反对意见。
于是在二月十一日，彭真在武汉代表中央起草、转发该提纲的批语。次日晨连同提纲，一一电传中央。
此件经在京的政治局常委传阅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全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目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称《二月提纲》，由其文出台的时间而得名。
提纲实事求是，努力将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圈定在学术范围讨论。
但《二月提纲》受到毛泽东严厉批判。
后来，《二月提纲》成为彭真反对毛泽东的直接罪状。
在权力不受约束的前提下，谈何正义？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到底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历史已经作出定论。
毛泽东独裁之心绝非一日，只是他在一九五八年热衷大搞的大跃进失败的太惨，只好有国家主席刘少奇出来收拾大量饿死人的局面。尽管一九五九年毛泽东滥用权力，蛮横地将彭德怀打成反革命，施展了一下威风。但他自己自知理亏，后来多年退居二线。
文革前，经过几年学雷锋、当毛主席好战士的宣传，经过提倡阶级斗争的宣传，军队经过突出政治的宣传，毛泽东东山再起的时机已经成熟。毛泽东先拿吴晗祭刀，接着，他就要对他的战友们，和一大批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追随者们，痛下杀手了。
作为毛泽东的打手江青，早已磨刀霍霍。
一九六六年五月初，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一文，在《解放军报》发表。
化名何明，实则是关锋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在《光明日报》同时发表。
上述两报联合刊载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材料摘编”，并加了煽动性的编者按。
毛泽东明确表示“何明的文章我看过，我是喜欢的。”
五月十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著名文章《评“三家村”》，副标题是“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断章摘句，无限上纲地将其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叫嚷“将上有帅”，要揪出他们的“黑后台”。
阴风习习来眼底，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的居心，已露端倪。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正式出台。
文件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这便使“文化革命小组”，可以凌驾于政治局委员之上。文件提出一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文件要求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
值得注意和玩味的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党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开始是在党内传达的。
一年内，这个文件都属于党的二级机密，只有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才能接触。
我们当时通过报纸，只知道无产阶级司令部有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但谁也没看过这个文件，只能通过报纸的摘录引用，知道此文的一点只言片语。
直到一年后的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方全文发表此文。从此时开始，《中国共产党央委员会“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才成为公开文件。
这种诡秘，实际是毛泽东的阴谋。
毛泽东很明白，不经过铺垫、准备，直接将“五一六通知”公布面世，不仅老百姓不能接受，广大的党员干部也无法接这一颠倒黑白的文件。
从此，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字狱铺天盖地席卷全国。
十年浩劫，正式开始。
各色人物，粉墨登场。
平时意气风发书生气十足的文人们无奈、惶恐、愤怒了。但面对强大的政治家，他们只能是“顺者昌，逆者亡”。
五月十七夜，邓拓以死明志，含冤自尽。
接着，一大批文化艺术界的学者巨匠，一个接着一个紧步后尘，无可奈何地选择了宁为玉碎。其中，有我们熟悉的老舍，吴啥，博雷，田汉，翦伯赞，陈寅恪，周瘦鹃，马连良，萧长华，严凤英，言慧珠，上官云珠等等等等，不可胜数。
一时间，凄风苦雨，百花凋零，连山水花鸟画、唐诗宋词等都被打入毒草！除了毛泽东诗词，没其他文化；除了样板戏，没其他文艺，除了冷峻尖刻的鲁迅，没其他文化人。
一不小心的片言只语，刹那间就能叫你飞来横祸，人们生活在极度紧张恐怖，人人自危的环境里。
至今思来，犹有余悸。
“文革”是一场民族噩梦，是一场灵魂苦难。“文革”对中华民族道德、文化、教育、艺术的彻底摧残、蹂躏，造成了社会长期的道德沦丧与自律缺失。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
“文革”的罪恶，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十年“文革”终于结束，历史，像是开了一个大玩笑。
熬过浩劫痛彻心扉的人们，本期望执政者会对“文革”有个清晰的结论，但权势者一句对“文革”的评价“宜粗不宜细”，就将评论“文革”、研究“文革”划入禁区。
“文革”结束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文化大革命是“领导人错误发动被林彪四人帮所利用”这样的定语。显然，这不符事实。事实是毛泽东利用林彪、“四人帮”发动文化大革命，林彪和“四人帮”对毛泽东只能俯首帖耳，岂敢利用毛泽东？即使林彪在心里反对毛泽东，他也不敢表露出来。
历经反胡风，反右派、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大跃进饿死人、庐山会议、四清，直至十年“文革”，这么多庞大持久的一系列重大错误的政治运动，却被“三分错误”取代了。
这不是笑话吗？
回避评价“文革”，是对历史的极其不负责任。
回避评价毛泽东，后患无穷。
今天，在“文革”开始五十年的今天，我们客观、公正、理智地总结一下“文革”的起因、成因、恶果和教训，难道不是好事情吗？
虽然中央对文革有“浩劫”的定论，但如今，歌颂“文革”者的有之，对“文革”不了解、冷漠者有之。
这还不可怕吗？
不反思“文革”，不总结一下文革的起因、成因、恶果和教训，文革一定会卷土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