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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北欧知识分子面对纳粹

——瑞典托格尼与挪威汉姆生

一九四六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汉姆生(Knut Hamsun)因叛国罪入狱,成为“挪威之耻”。与此同时,瑞典报纸主编托格尼(Torgny Segerstedt)的墓园已长满青草,成为欧洲的一个和平朝圣地。

两位杰出的北欧知识分子,在二战黑暗时期选择了相反的政治立场:一位激烈地反对纳粹,而另一位却赞扬并投靠纳粹。导致二人立场背道而驰的原因,既有个人道德与智慧方面的差异,也有不同的环境因素,更主要的是,他们承续了不同的思想源流:神学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

覆巢下中立国瑞典妥协幸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军队就像饿虎吞小羊一样,很轻松地占领了丹麦和挪威。而同属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中立国瑞典,隔着一道水域,因历史上与德国王室联姻,两国关系较为友好,就成了覆巢之下的一颗完好的禽蛋。

尽管侥幸未遭入侵,但瑞典朝野一直战战兢兢。早在一九一四年一战开始时,瑞典政府就宣告了中立政策。此刻,面对来自德国的威胁,瑞典力图避免大战烽火,采取了忍辱负重的态度。例如,瑞典曾被迫同意德国经由瑞典境内的铁路,运送军事物资。

处在欧洲近代史上最野蛮的时期,人性也会因此扭曲。与德国人同属日尔曼人,瑞典的政界与商界人士中,也有一些亲纳粹的反犹主义倾向。中立国居于一块“灰色地带”,出于自保之心而放弃道德责任,他们对其他国家生灵涂炭的现实不敢过问。

战时的瑞典资产阶级,仍然在他们优雅的沙龙里享受晚宴、舞会与音乐。为了不招惹德国人,瑞典政府此时执行严格的自我约束政策,例如,对本国的媒体重新实行新闻审查制度,删除一些敏感的时事评论,并对那些不肯放弃个人判断的媒体人进行告诫。

托格尼批判苏共与纳粹

在瑞典政府和国王都对德国采取柔顺态度时,《哥德堡贸易和海事报》的主编托格尼‧塞格斯蒂特举起了反纳粹主义的旗帜,他以自己手中锋利的笔,不知疲倦地批判纳粹主义,成为北欧抵抗希特勒的一个象征。

托格尼原是一位宗教历史学家、大学教授,早先他为《哥德堡贸易和海事报》做撰稿人,一九一七年被正式聘为该报主编。在纳粹崛起之前,他的批判矛头针对苏联布尔什维克与十月革命,以其自由主义立场批判共产主义。

列宁逝世时,托格尼曾撰文指出:列宁是人类的祸害,是自由欧洲的威胁。夏日的阳光与植物,那些美好的事物是只会破坏的列宁所不熟悉的。列宁制造了血腥与饥饿,酿成巨大的人间悲剧。

德国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也一直是托格尼关注的重要问题。早在一战时,他的文章里就有一个反复出现的观点:签订凡尔赛条约的战胜国政治家表现比较差劲,使德国过分遭受惩罚和羞辱。他希望看到一个民主而强大的德国在欧洲和平发展。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之初,许多人认为希特勒只是一个小丑而已,但托格尼却清楚地认识纳粹意识形态的危害性。他警告说:无休止挑衅的希特勒必然会导致战争。如果欧洲继续采取绥靖政策,纵容希特勒鼓吹种族仇恨,那么纳粹力量增长后,将会把人类带回原始的暴力时代。

在托格尼发表的文章里有一句经典的句子:“希特勒先生是一个侮辱”。他的意思是,希特勒上台是对欧洲文明的一个侮辱。此文迅速地以各种语言传播开来,在欧洲产生很大的反响。

遭德国恐吓,与瑞典官方冲突

形势倏然绷紧到了顶点。就在文章发表的当天,创立“盖世太保”的纳粹头目赫尔曼‧戈林立即以德国国会议员的名义,致电瑞典《哥德堡贸易和海事报》。戈林写道:

“我对你们今天发表的反对德国总理的文章,表示最强烈的抗议。作为瑞典人民的真诚朋友,我们两个国家的亲切友好关系遭到严重的危害,例如从这篇肮脏的文章中所看到的。在进一步采取行动之前,我要求你们告知我,该报编辑是否会在未来采取行动反对这种观点。”

面对戈林的这个赤裸裸的威胁,《哥德堡贸易和海事报》只在一封短信中冷冷地回复道:“看来,戈林先生是把瑞典视为德意志帝国的某种形式的附属国了。”托格尼的这种顽强抗争的姿态,令瑞典官方忧虑万分。

当时,斯德哥尔摩上层阶级盛行实用主义和绥靖立场,主张不惜任何代价维持和平中立。出于对德国的恐惧,很多人谴责托格尼,说他损害了瑞典的利益与安全。指责托格尼的人有外交大臣、司法大臣,有与托格尼以前关系要好的首相,还有一些银行家、实业家朋友。一些读者也写公开信抗议报纸反纳粹的倾向。该报被禁止在德国发行,也在本国被多次没收、被扣押,还被提起诉讼。

一九四〇年,就在德国闪电侵入丹麦和挪威之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在王宫召见了托格尼,亲自劝诫这位桀骜不驯的学者停止攻击希特勒。国王说托格尼正在冒险把瑞典拖入战争。托格尼不肯向国王低头,回答说:“也许站着死比跪着生更好”。这之后,托格尼继续他对纳粹的犀利批判,直到他去世为止。

瑞典官方最终没能封杀托格尼和他的报纸,是因为早在一七七六年,瑞典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允许新闻言论自由的国家。无论政府还是国王,都无权限制报纸和作者的言论。作为中立国,瑞典官方必须对交战各国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但这只是针对国家立场而言,国家的中立政策并不能限制个人立场的自由表达。

汉姆生表彰纳粹理想倾向

就在瑞典的托格尼谴责纳粹焚烧书籍,并呼吁各国抵制一九三六年的柏林奥运会之时,挪威一位更著名的文化人汉姆生却撰文支持希特勒。汉姆生是一九二〇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了表彰纳粹的“理想倾向”,他将自己的诺奖奖章转手颁发给纳粹文化教育部长戈培尔。

当纳粹入侵挪威,汉姆生直接为纳粹效劳。一九四三年汉姆生和他的夫人前往德国,获得戈培尔和希特勒的接见。一九四五年希特勒自杀后,汉姆生还在挪威报纸上发表讣告,赞扬希特勒是“第一流的改革人物”,称自己是“他的后继者”。

从“挪威魂”到“挪威奸”,曾为挪威创造文化财富的汉姆生,令原来敬仰他的挪威人痛心疾首。如此矛盾反常的现象需要得到解释,在战后大半个世纪里,人们一直在追问其中原因。

由于汉姆生的言行丧失理智近乎疯狂,人们首先怀疑他的精神状况。在纳粹崛起的三十年代,汉姆生已是耳聋老头,住在消息闭塞的挪威小镇,他当时就有一些病态的表现。在一九四七年受审时,奥斯陆精神病院诊断汉姆生是“一个精神能力长期被损害的人”。

其次,汉姆生有一位年轻而又虚荣的后妻玛丽‧安德生,这位夫人在汉姆生的投敌事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玛丽原是一个漂亮却不太走红的女演员,她利用丈夫耳聋的毛病,做丈夫的发言人,表达她自己亲纳粹的观点。为了荣耀,玛丽拉着丈夫走向世界大舞台——去德国朝见希特勒。

在十字路口决定选择的是思想

文化人的政治立场受身边女人的影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瑞典的托格尼。托格尼在哥德堡报社有一位情妇,那是该报董事长阿克塞尔的妻子玛雅,他们保持了一种开放的情侣关系。玛雅是一位富有而能干的犹太女人,她经常参与报纸的编辑事务,竭力支持托格尼谴责纳粹的写作。

指责托格尼的人因此说,托格尼的反纳粹立场取决于他的犹太情妇玛雅。这种指责如同把汉姆生的投敌之罪都归咎其妻一样,也是不公平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决定一个人选择的关键因素,还是人的观念和思想基础。

每个人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由于环境等各种因素,不知不觉地形成思想观念。例如,汉姆生出身于挪威贫苦家庭,他从小流浪挨饿,因此在文学中描绘无产阶级的处境,崇尚急风骤雨式的政治暴力斗争。汉姆生还从小受德国文化影响,继承了尼采的“超人哲学”,崇拜英雄。

金发碧眼的挪威人和德国人一样同属日尔曼民族,在具有种族主义思想的汉姆生看来,只有在伟大的日尔曼民族建立共同体,才能引领全人类摆脱“世界末日”的厄运,他因此毫不犹豫地投入纳粹的怀抱。作为被占领国家的人,汉姆生认为自己这样的立场对祖国挪威有利。

而出身于牧师家庭的托格尼,早在年轻时就继承了西方的自由主义精神。作为神学自由派,他打破了基督教的保守传统,转向世俗的人文主义,提倡进步与改革,重视个人权利与公民自由。以自由主义作思想底色,托格尼视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为不共戴天的对手,誓不与之妥协。

当年,托格尼批判纳粹的文章篇篇掷地有声,在欧洲上空震响。英国BBC经常广播他的文章,这大大鼓舞了在前线作战的抵抗战士。至今一些挪威人、丹麦人还记得,他们当初听到托格尼文章播音时的激动之情。也有瑞典人回忆自己当年如何用节省下来的零钱,清早就去购买登载托格尼文章的报纸。在那艰难的日子里,托格尼是“旷野里的一个孤独的声音”。

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就在希特勒覆灭之前不久,纳粹的克星、六十八岁的托格尼因病撒手人寰。二战结束后,瑞典社会才醒悟过来,人们把托格尼誉为“民族英雄”,为他修建了高耸的纪念碑,还有街道和电车以Torgny Segerstedt的名字命名。而挪威的读者则纷纷跑到书店,以退回汉姆生书籍的做法,表示他们对那位纳粹追随者的鄙弃。

《争鸣》2016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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