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除了债转股问题，公众长期以来最关心还是所谓“货币超发”的问题。其实，债务堆积与货币超发本身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
恍惚之间，一切如同时光倒流，债转股重现。从“两会”到博鳌论坛，中国高层申明“将用市场化办法推进债转股”，市场估计规模在万亿之上，一时之间，资本市场各类题材再次涌动。沉寂已久的市场太需要一场好消息了，至于“债转股”之前的“市场化方法”等定语，则被有意无意忽略了。
所谓债转股，即银行与企业由债权关系变为股权关系。为什么此刻需要推出债转股？首先，中国债务问题中，以企业负债最为严重，其负债速度在2009年四万亿之后急剧飙升，目前非金融企业债务与GDP比例高达160%之上。正常情况企业资产负债率应低于50%，而中国不少企业则高负债经营，保守估计平均企业资产负债率约为60%，过剩产能行业则更加严重，对于信贷的饥渴始终难以满足；其次，中国银行业改制上市之后坏账率保持低位，近期也不过逼近2%左右，甚至可以说低得令人觉得不安，外界则有不少人质疑该数字低估了坏账规模。也正因此，债转股意味着某些坏账处理不必体现在当期，虽然减少一定利息收入，但会减少拨备、增加利润，再加上能够保持如此漂亮的坏账比率，银行行长们自然也有兴趣，有分析师甚至乐观估算大概一万亿债转股能够带来净利润增加900亿。
凭空打一个响指，就可以有如此双赢之举？首先，负债率高的企业在钢铁等过剩产能领域是重灾区，这类企业不少是失去自生能力的僵尸企业，仅仅依赖源源不断的信贷造血维持，这样的企业中多数没有投资价值，让其破产倒闭是上策，比起对失业员工的一时补偿，长期维持一个僵尸企业更加昂贵，而且将珍贵的信贷资源投入这样的企业，本身会加重经济的扭曲；其次，已经披露的不良率目前虽然细微，但是趋势处于上升势头，2015年末不良贷款余额高达12744亿元，同比大幅增加51.25%，不良贷款率1.67%，某些银行已经超过2%。债转股看似拨备减少，但是资本充足率也会随之下降，这会带来新的融资压力，而且即使一时债转股换来账面好看，未来几年如果企业状况恶化，那么银行身份由债权人变为股东，其偿债序列也依次向后顺延，损失反而可能更大。
除了银行和企业，沉默无声的大多数也应该考虑一下，他们的利益损失属于看不见的成本。固然一时之间企业和银行或许可以获得好处，对于很多没法获得信贷支持的中小企业以及作为国有银行隐性股东的纳税人，债转股一声令下，如何避免大多数人为少部分利益集团买单，是否也对于这些人构成了不公平？
更进一步，1999年的债转股和当下的债转股，有什么不一样？当年中国状况不比现在，国有企业亏损严重，银行坏账更是普遍在两位数之上，在2003年卸任之际，朱镕基曾经如此评价债转股在过去五年的成就，“结合国有商业银行集中处理不良资产的改革，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确定对符合条件的五百八十户国有大中型企业实施债权转股权。实施债转股的企业，降低了资产负债率，多数已扭亏为盈。采取有效措施，努力解决企业冗员过多、企业办社会等问题。”
就是在当时，债转股已经被不少经济学家们称为最后的晚餐，希望通过债转股为最终解决国有企业问题赢得时间。在债转股的同时，当时的确进行了大规模的国企改制工作，大量企业破产、工人下岗，再结合加入世贸，中国经济由此进入二次腾飞，很多企业觅得生机。而今，中国经济体量比起过去大有进步，但是国有企业的问题却重新恶化，最后的晚餐之后还有各类盛宴，这是否会带来各类道德风险？
债转股如果成功，自然是双赢，但是如果失败，则可能放大原有诸多弊端，而且在急功近利的思想之下，失败的概率大于成功概率。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宏观债务风险并不会随之降低，目前总债务与GDP之比已经超过250%，在外部环境动荡的时刻，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也在加剧。
关于中国经济，除了债转股问题，公众长期以来最关心还是所谓“货币超发”的问题。其实，债务堆积与货币超发本身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我在新著《印钞者》中曾阐释，中国经济依赖投资，而投资依赖信贷，信贷又创造更多货币，因为货币并不仅仅由央行创造，而是在各类信贷中被创造放大，而中国债务的积累，本身也就是信贷扩张的直接结果，也是所谓货币超发的本质——从某个意义而言，除了央行，银行、企业甚至我们，每个人都是印钞者。那么，如此多货币如何收回？其实答案很简单，如果货币因债务而起，那么还债即可回笼货币。如果继续债转股，那么这些多出的货币，在找不到好的投资机会情况下，也注定只能在金融系统内与各类资产间继续“空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