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初，我在金寨县南溪区文化站工作。
有一天我到县烈士纪念馆办事，无意间，我看见在烈士纪念馆走廊下的拐角处，有一块新运来的大石碑。
这块石碑正面朝上，静静地躺在地上，上面刻有“永佃权”三个大字。
自以为看过不少书籍的我，顿时陷入迷茫。
我竟然从来没听过、看过“永佃权”这三个字！
更不解其意。
我找到文管所所长张德举，向他请教“永佃权”是什么意思。
张德举告诉我，过去穷苦的农民和逃荒的难民，自己没有田地，都是赖以租种地主、富农的田地为生。拥有土地的地主、富农们如与佃户有矛盾，或不合，就会辞退佃户。佃户们没有田种，便无法生活，他们只有屈服、服从佃东。佃户们对这些地主、富农佃东无端辞退行为，虽然痛恨，却无可奈何。一九二二年秋，刘仁辅（革命烈士）回乡，领导燕子河一百多家佃户代表，向地主进行争取永佃权，反对转租田地的斗争。组织佃户找官府告地主、打官司。地方官府希望地方安定，担心地主随便辞退佃户会引发治安混乱，结果官司打赢了。佃户们为纪念这次斗争的胜利，就立了这块“永佃权”的石碑。而刘仁辅也借此机会，成立了农会。
“永佃权”，顾名思义，就是佃户有永久租种田地的权力。
张德举所长没做更深的解释，我也听得一知半解。
我在心里总感觉这场由革命志士刘仁辅，领导佃户和地主反转租的斗争，胜利来得太容易。
这件旧时代民事纠纷的案子，官府为社会治安计，判地主不准转租土地，维持佃户继续租种，就能结案。可官府何必要判佃户对地主的土地，具有永久的租种权呢？
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为什么、凭什么这么判？
败诉的地主对官府的这个判决，为何不上诉？我家的田地，为何要永远租给你一家耕种？
心中虽有疑问，但当时我未及细想，更未深究。
直到二零零四年，我在修改长篇小说“大别山英魂”时，在写到“永佃权”石碑故事情节的时候，为弄清楚“永佃权”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就上网搜索，仔细查阅有关“永佃权”的有关资料。
在网络上查资料非常方便、快捷。
终于，我很快搞清楚了“永佃权”的来龙去脉。
原来“永佃权”是我国古代固有的法律！
“永佃权”最早出现在宋代﹐明、清时代，盛行于东南诸省及华北﹑西北﹑华南部分地区。在民国时期，不仅“永佃权”的范围有所扩大，而且增加了一些更详细的法律条文。
中国的农民，大部分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田地。少量人两极分化，一边是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他们出租土地。一边是没有土地，或土地极少的雇农、佃农，他们租种土地，交纳租金。
地主和佃户，大部分能和谐相处，但自己的牙还能咬到自己的舌头，在生产、生活中，地主和佃户难免也会出现矛盾，引发土地租赁的官司。
清朝《钦定户部则例》规定：“民人佃种旗地，地虽易主，佃农依旧，地主不得无故增租夺田。”
可见，旧时代就有法律规定，地主和佃户即使发生矛盾，地主不仅不能随便辞退佃户，连无故增加租金都不行。
前清咸丰年间，皇帝亲下御旨，规定“佃不辞东，东不得辞佃。”
这就明确规定，佃户可以请辞不租，而东家不能随意辞退佃户。
这都是明确的法律条文，即使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发生变化﹐佃农的耕作权仍不受影响。
故民间有“只有佃辞东，没有东辞佃”的谚语。
民国时期，《中华民国民法》正式规定“他物权”，分别是“地上权、永佃权、地役权、抵押权、质权、典权和留置权”，形成完备的“他物权”制度。
其中对“永佃权”规定：“称永佃权者，谓支付佃租永久在他人土地上为耕作或者牧畜之权。”
也就是说，租种地主田地的佃户，在按租佃契约交纳地租的条件下﹐可以长期耕作所租土地﹐并世代相承。
原来我国在宋、元、明、清直到民国，早就将“永佃权”纳入法规了！
显然，“永佃权”在法律上的设定，使具有土地所有权地主们，不能随意解雇租种他们田地的佃户了。这个法律，既维护了佃户的权益，同时也限制了地主的权力。使得佃户们能安心耕作，有助于社会经济与治安稳定。
原来地主不能随意辞退租种他家土地的佃户，如果这样做，就是犯法的！
原来地主不能随意加租，这样做也是犯法的！
原来历史的真相竟是如此！
这完全颠覆了我原先在书本和社会上获得的地主与雇农关系的认知。
在我所受到、接受的所有教育中，都是地主可以随意辞退租种他们田地的佃户。地主们以“我家的田地，不租给你种了”，来要挟、剥削、敲诈租种他土地的贫雇农。而贫穷的佃户们，都是申诉无路，告状无门。因为封建皇权和旧社会的律法，都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的。
历史事实居然不是这样！
我心中豁然开朗：怨不得革命志士刘仁辅在国民政府时，出头帮佃户与地主打官司，他能打赢。原来，刘仁辅背后有强大的国家法律支撑！
同时我也明白了，几千年农耕社会得以稳定的根本原因，那就是“耕者有其田”。
贫苦的雇农、佃户们，虽然没有地产权，但他们有永久的租种权“永佃权”。
我估计，即使是现在，社会上知道“永佃权”这一历史法律知识的人，绝不会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