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
7、熊十力和梁漱溟
倘若要列举出一个与林纾这样的文化经典人物截然相反的历史标本，那么应该是新儒家的开山，熊十力。不同于林纾的眷恋皇室，熊十力早年曾投身军旅，为辛亥革命奔走效劳。有趣的是，革命之后，熊十力没有如同许多革命党人那样继续叱咤风云，而是断然转向“革政不如革心”的学术生涯。其初衷又与梁济不无相似：“以为祸乱起于众昏无知，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这样的人生转折，看上去不无戏剧性，但细究之下，又发现颇具喜剧性。
就熊十力在文革浩劫当中疯疯颠颠地自绝身亡而言，熊氏人生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又一幕悲剧。但从熊氏在学术上的修行和思想历程来看，其半似鲁达半李逵式的性情，又充满令人莞尔的喜剧性。就像其短暂的革命军旅生涯，就因为过于鲁莽刚猛，结果与武昌首义失之交臂。熊十力之于新儒家的无心插柳，同样的处处在在，阴差阳错，笑闹迭出。
因少时读了孟子、王船山和顾亭林之书而萌发革命之志的熊十力，曾如此自述其思想历程：
余伤清季革命失败，自度非事功才，誓研究中国哲学思想，欲明了过去群经，认清中国何由停滞不进。故余研古学，用心深细，不敢苟且。少提时读六经，孔子为宗法思想、封建思想，便舍之弗顾。后来专心佛学多年，又不敢苟同，而自有所悟，回忆大易一经，早已开我先路，于是又回到孔子六经。
所谓佛学，与其是学问，不如说是走向体悟的导引。心得的有无，无非是有所领悟，或者无所会意。这是佛学与西方思想经典的区别所在：不在于某种观点的表述和探讨，而在于生命本身的花开花落。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苟同不苟同。而既然“不敢苟同”，又何来“自有所悟？”至于悟出“回忆大易一经，早已开我先路”，着实令人不知所云，颇有更向荒唐演大荒之嫌。佛学关乎心灵的放飞，易学则是心智的冒险。心灵无以飞翔，心智必定昏迷。因此，佛经没能读通，怎么可能弄明白易经是怎么回事？
但熊十力认为自己弄明白了。他将《周易》读成革命著作，一如《资本论》之于共产主义，“易经是思想革命之宝典”。孔子“至于五十，则圣人内圣外王一贯之大道已造乎其极。得之于仰观俯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之实悟。得之于周游列国，目击上层残毒，下民困苦于水深火热之实感。于是不得不呼号革命。于是不得不作六经”。熊十力在此所描述的孔子形象，与其说是当年的孔丘，不如说是明末的顾炎武黄宗羲之辈，或者清季投身革命的熊十力本人。但这又是绝对不能与熊十力讨论的。要是你如此这般告诉熊十力，他非得跟你拼命不可；一如他与废名讨论佛经会讨论到打架的程度，或者与梁漱冥争论学术会争论到扑上去在梁氏背上猛搥三拳、再骂一声“笨蛋”以解心头之气的地步。倘若说这是个疯子，却对学术真的情有独钟；倘若说这是个特别较真的学者，却又从来没有弄清楚过，什么叫做佛学，什么叫做孔儒。跟这样的性情人物讨论学术，不仅自讨没趣，而且必须谨慎小心。因为谁也不知道，对方会什么时候突然变成鲁智深，而自讨没趣者则变成了自认倒霉的镇关西。按说，这样的人物理当镇守庙门，无奈熊氏偏偏性喜扮演主持。想像当年牟宗三或者徐复观之于熊十力的那种诚惶诚恐的朝拜，再怎么想要严肃起来，也难免会忍俊不禁一下。
熊十力之于新儒家的开山奠基之作，当然是《新唯识论》。这部书的可怕在于，玄而又玄，竟然也能自成一家；其可爱在于，性情所至，率性而为；其可叹在于，若确有所悟，何苦纠缠唯识；若无所了悟，缘何大谈什么明宗、唯识、转变、功能、成色、明心？但熊十力不管这些，大大咧咧地宣称：“今造此论，为欲悟诸究玄学者，令知实体非是离自心外在境界，及非知识所行境界，唯是反求实证相应故。”全然一付真理在手的作派。至于什么叫做明宗云云，熊氏如此作释：“真见体者，反诸内心。自他无间，征物我之同源。动静一如，泯时空之分段。”这乍一听，仿佛庄子《齐物论》所言：“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已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
熊氏自成体系的《新唯识论》，只宜浏览过目，不可认真细究。这是个由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概念编织起来的封闭体系。倘若不走进去，会被当作无知；倘若当真读了进去，无疑于一脚踩进概念的地雷阵，一跤跌入心灵的地狱里。其中的每一个概念都足以把人炸晕，任何较真的思考都可能导致心智昏迷。有人将《新唯识论》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作比较，一如察看驴子和马匹的异同。《新唯识论》既非西方哲学的逻辑思辨，亦非东方哲理的直觉感悟，而是白马非马式的胡搅蛮缠，或者程朱理学、王阳明心学杂揉于佛家唯识再加上“体用不二”之类体悟不像体悟致用又无以致用的混乱玄想。倘若是追问存在，那么只消读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倘若是菩提本无树，那么《坛经》故事已然有示。《新唯识论》既不像存在的关怀，又不似内心的体悟；只能说是如许概念的刻意堆积，或者说是自娱自乐的玄学游戏。读者要么在这堆概念里完全迷失，从而乘思维昏迷之机大胆断言此著乃“二十世纪最富创造性的哲学著作之一”；要么从这堆概念里脱颖而出，如熊十力者，自称菩萨，感觉有如哲学帝王。熊氏将这场游戏做得水火颠乱（而非水火既济），以致非但丧失谦卑，而且夸张到了走火入魔。其恩师欧阳竟无的痛诋：“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并非戏言。可以说，佛门中稍有修为之人，都不会以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为然。因此，熊氏最后被迟暮的儒家信徒供奉为开山，倒也在情理之中。
熊十力与儒家的关联，与其说在于其自述所云：回到孔子六经，不如说在于其骨子里之于真命天子的那种下意识渴望。熊十力半似鲁达半李逵的性情，粗放之中，潜伏愚忠。熊十力假如完全是个学术上的鲁智深，那倒真成了天然无饰的豪情金刚。鲁智深的仗义行侠，心地善良；其浪迹江湖，又秉性自由。而李逵抡起板斧之际，不会忘记身后站立着的宋公明大哥。因此，面对蒋介石，熊十力扮演了曹操面前的弥衡；而面对四九年之后的毛泽东，熊十力却以圣上恭敬之：一封接一封地给毛泽东写信，陈述一个朝臣之于文化如何怀有拳拳之心。须知，在那些个信中，熊十力收敛起的是在《新唯识论》中横抡概念板斧的野蛮，释放出的是孔子之于周公式的仰慕。可以说，这是熊十力的人性弱点，也可以说，这是因其所属族群的集体无意识创伤过于深重所致。从孔儒到佛门，从佛门到孔儒，如此这般转了一圈，依然摆脱不了李逵之于宋江那样的忠心耿耿。倘若说李逵之于宋江的忠诚以悲剧作结，那么熊十力之于毛泽东的恭敬则以喜剧收场。熊十力非但没有得到毛泽东像样的回复，而且被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打翻在地。此情此景，真让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熊十力的复杂人格证明，狂士未必真自由。鲁智深式的豪放和李逵式的草莽之间，有个细微的区别：豪放者不为俗世俗念所囿，草莽者一不小心就陷入忠良的窼臼。由此再反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为何不为佛门所认同，也就可以一目了然：晦暗不明。无论玄学还是佛学，无论思辨还是体悟，结果都会有晦暗和清澈、浑浊和透明的区别。清澈和透明的境界，与其说是头脑如何的清醒，不如说是心灵如何的无瑕。而晦暗和浑浊，则通常缘自心灵的尘垢难去。熊十力弃武从文之际，雄心犹在，野心依然。以驰骋疆场的方式闯入佛学，怎么可能获得佛门的认同？以君临天下的心态入主儒学，只能成为儒家的一代新主。而熊十力的喜剧性又在于，倘若真有孟轲那样的牛皮哄哄，朝着君王指手划脚，倒也不失为一介狂狷；哪里想到，熊氏偏偏会把毛泽东认作真命天子，一本正经地上书不已。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不仅当年坐澡盆里见客的刘伶式狂放样儿白学了，就连《新唯识论》里的天马行空也白空了。既然“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那又何苦向毛姓天子那么的喋喋不休？晚周诸子当中，又有几子如此卑躬屈膝？而要看破毛泽东那种洪杨本性，又哪里需要上溯晚周？解读过魏晋政治的陈寅恪，就已经洞若观火。可叹写过《新唯识论》的熊十力，真是不晓得识到哪里去了。
（选自李劼著《枭雄与士林——20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晨钟书屋，2010 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