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上说，印度陆军招募士兵的考试总有人作弊，为了正风肃纪且保证公平，陆军改了今年的考试形式，让一千多名考生只穿内裤在空旷的草地上参加考试。考生们倒不在乎冷热，他们反映强烈的是被迫脱得近乎精光，还要在公开场合被人“参观”，非常没有尊严。
尊严还是公平，如果让一名希望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考生来选择，首选当然是公平。无论古今中外，正常人心里都有一杆秤，那里面量的就是公平。北宋时，欧阳修就非常重视考试中的公平，为此不惜上各种手段。
作为一名学者型官员，欧阳修对作弊现象厌恶万分。他在《条约举人怀挟文字札子》中说，“窃闻近年举人公然怀挟文字，皆是小纸细书，抄节甚备”，像举人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参加考试的时候都偷偷夹带小纸条，或是押题文章或是著名篇章的摘抄，用蝇头小字誊写在小幅纸张上，便于隐藏。对此，欧阳修建议给予严打，搜身和加强监考都要有，甚至提出了提高考场巡捕待遇，“重巡捕之赏”，“自举人入院后严加巡察”，对查办得力者给予重赏激励，以此确保考试的公正。
但是，世风不正，正气也难行。像老欧说的那种考场用书价值不菲，“每写一本，笔工获钱三二十千”，按照当时的物价，能买猪、羊肉1000来斤。高额收益刺激之下，民间私人书坊大量印制小册，称为“夹袋”，出售给考生。
到了南宋，“夹袋”变成了“怀挟”。公元1219年，在一场州府级别的解试中，一名考生携带了12篇文章进场。这位兄弟特别义气，非常同情与自己同场的难兄难弟，把他们都是竞争对手的观念抛在脑后，将另外11份材料传给大家，在考场分享传递知识的快乐，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所以，虽然宋朝的考生和印度考生感觉差不多，觉得搜身很丢面子，但搜身始终存在。只是，脱衣服也好，搜身也罢，解决的问题也只是夹带资料，对于替考却不起作用。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南宋中后期，怀挟之外，枪手成为危害最大的舞弊手段。时人评论，“弊倖百端，最是挟书代笔尤为场屋之患”，“多有冒名入场之人，颇骇人听”。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还有找人代写考卷直接交给考官的事情。公元1202年，宰相谢深甫的两个儿子参加省试。谢宰相把出题官员召来猜题，继而找人代笔，写完直接交给负责考试的官员，谢家两兄弟果然高中。
明代同样有此类问题，《明史》记载，“贿买钻营、怀挟倩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除此之外，还有更加令人发指的事件。比如，公元1400年，在明建文帝亲自主考的廷试中，日后的著名哲学家王艮虽应答如流，但因为长相普通，与状元失之交臂。公元1415年，皇帝换成了朱棣，会试中有位考生叫林文秸，明明成绩第一，却因“秸”字较为生僻，而另换他人。朱棣准备迁都北京前，更有考生王翱因为是北京户口，被老朱看中，御笔一挥，从第五名跳到二甲第一名。
难怪时人感慨：“嗟呼！得失偶然耳”。不论是乡试、会试还是殿试，如果种种重要的考试成绩，都架不住某些如来神掌的翻云覆雨，即便脱个一丝不挂去考试，怕也没什么公平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