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星期三），中国总理李克强在面对处理产能过剩可能引发的“下岗潮”问题时表示，“下岗问题”虽让他“略有沉重”，但是“中国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但是有分析人士指出，经济转型势在必行，正是因为担心“下岗潮”造成的社会不稳定，中国已经在推迟了必要的改革。
为了化解过剩的产能，中国前不久宣布可能有180万工人下岗，主要发生在煤炭和钢铁系统。路透社的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实际下岗人数可能会高达五、六百万人。
在两会闭幕式的记者会上，曾表示改革要“壮士断腕”的中国总理李克强承认，这个问题让他“略有沉重”。他一方面表示，“中国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同时，又表示要“避免出现大规模的下岗潮。”
因担心社会不稳定而推迟改革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威廉·威尔逊（William Wilson）说，正是因为对就业问题的担忧，习近平政府到目前都没有采取任何决定性的措施进一步推进改革。
他说：“中国共产党最不希望出现的就是社会不稳定。人们总是说，（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GDP的增长。不是的，最重要的是就业。就业增长和失业率，他们不希望失业率太高，因为这会引发社会骚乱，而这个，如果太大的话，这可能会动摇共产党的权威。”
威尔逊说，中国政府现在最终着手让员工下岗了，因为他们已经没了选择。
他说：“他们不应该再等待。他们等得越久，债务聚集的就越多，产能也就越过剩。”
不过，现在还不清楚，让工人们下岗的具体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消息说，在一些大型企业，刚刚开始就下岗问题对员工们进行问卷调查。
由于担心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中国当局并不允许亏损的国有公司破产。也有分析人士担心，这样也会拖累中国经济的转型。
180 万工人下岗实际是个好消息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教授聂东平（Winter Nie）在财富杂志上撰写文章说，让180万工人下岗实际是好消息。他写道，中国早就意识到经济转型的必要性，但是，因为地方政府担心大量员工下岗会引发动乱，从而阻碍改革的实施，所以造成了一些“僵尸企业”的继续存在。
文章还说，考虑到九亿中国人现在可以通过互联网和社交传媒联系起来，中国政府的担忧和谨慎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在文章中建议中国政府可以学习二战后美国政府吸纳二战回家老兵的做法，政府先出资金让老兵们学习，让他们提高技术和能力，让他们成长为有适应力的新一代劳动力。他说，中国的改革一开始肯定很痛苦，但是，最后会产生更稳定，更持续增长的经济，与全球市场也更加契合。仅此一点，就会让改革的努力很值得。
不会面临比90年代更糟糕的挑战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认为，中国不会重现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不会像那个时候那样糟糕，因为首先这次的下岗是局部性的。
他说：“因为产能过剩的问题主要是集中在某一些行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首先他是区域性和行业性的。它并不是全面的，它并不像中国90年代的时候是面向所有国企的，大多数都非常困难。目前主要是在一些传统的，尤其是一些采矿和制造业，相对来说问题比较严重。”
他还说，由于最近几年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在下降，所以，这些企业的员工即便下岗，也不会面临大的就业压力。他认为，另一个原因是，相对于1990年代的中国，现在有一个比较完善的失业保障。另外，对年轻人来说，一些新的行业，例如服务型行业，也在成长，会吸纳一些下岗的员工。
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将拿出1000亿元人民币用于职工的安置。在刚刚结束的“两会”期间，中国官员也一再强调，不会出现90年代的下岗潮。
不过，杨大力指出，由于现代社会人们的预期比较高，而政府对不稳定能够承受的程度却要低于过去，因此，地方政府的压力会比较大。
中国的劳资纠纷正在大幅增加。根据香港“中国劳工通讯”的数据，2015年，中国工人罢工总数为2944起，而这个数据在2011年为185起。在黑龙江省长陆昊“两会”期间斩钉截铁地说没欠工人一分钱工资后，双鸭山的几万名煤矿工人和家属上街抗议。据报道已有讨薪工人被拘捕。
处理下岗问题，透明、公平最重要
杨大力强调，在处理下岗问题时，透明公平最重要。
他说：“黑龙江大规模的抗议，主要是工人出于义愤。一个省级领导人居然说，煤矿没有拖欠工人的一分工资，所以工人非常气愤，因为事实不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让工人团结起来，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样，会对地方政府产生冲击，这在过去也有过。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怎么能够做的更透明和更公平非常重要。”
杨大力说，其实，工人权益的破坏和剥夺很多时候是企业的问题，工人则希望获得政府的帮助。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强调，政府不应该为企业背黑锅。本来是企业的事情，比如企业破产企业发展不好，劳资纠纷等应该由企业来处理。政府应该居中化解，而不是镇压工人。
转型势在必行政府应广开言路
美国斯坦福大学知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现行的经济模式已经没有发展的动力，转型势在必行，能否顺利过渡，取决于政府的做法。
面对经济转型和工人失业的矛盾，福山认为，中国政府不应该压制工人的集体抗议和谈判权利。
他说：“我希望习近平政府可以开放这个体系。我想，当人们被解雇的时候，他们肯定不喜欢管理层对待他们的方式。在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他们有权利罢工、有权利组织起来，与政府进行谈判，但这在中国不会发生。他们的声音不会被听到，很多情况下，他们沦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受害者。我想，中国真的需要创造一个空间让民众可以就政府如何对待他们，他们如何对正在改革的经济环境做出反应进行探讨。这就意味着他们应该有更多的自由而不是更少的自由来谈论，然而后者却是这几年来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