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写一幅自己满意的字，会在后面留下数尺的空白，这空白做什么用呢？他说：“以待五百后人作跋。”他有一幅字后面自己作“跋”云：“五百年后当成百金之值。”他对自己的书法作品的历史地位和商品价值有充分的自信。这个自信决不是盲目无根据的。我想，这一是来自于自我判断，自己看着就是好；还一个就是来自于与前人传世之作的比较，看看确实毫不逊色，毕竟自己也懂的。于是，预留空白等待好评，信心满满。
当代人高二适对自己的书法非常自信，他说：“二适，右军以后一人而已。右军以前无二适，右军以后乃有二适，固皆得其所也。”他称自己的草书“应有山岳震动、江河奔放之势”。高二适的书法究竟如何，姑且不论，我但知迄今为止，作此与书圣比肩的评论只他二适自己一人而已。或许，识珠的慧眼还未出世。
看来，无论古今，都有那么一些人，关心着自己的身后名。有些人从容些，如苏东坡；有些人急切些，如高二适。不过，书法只是书法，小道而已。从容也罢，急切也罢，谦虚也罢，自傲也罢，自傲得合理也罢，不合理也罢，都无关紧要。充其量，最多只能增加些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然而，涉及政治、经济等大道，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秦王嬴政雄才大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车同轨书同文，焚书坑儒，销天下兵器铸十二金人，号称始皇。这就是在自己的作品后留下了无尽的空白，不是让后人作跋，而是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续写新篇，以至千秋万代。只可惜如意算盘全落空，仅二世而亡，“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泽东，对自己的事业是极其自信的。一则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事业的正义性。二则认为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使用任何招数。三则认为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只要自己永远是胜利者，就不必担心自己的历史地位。第一次感到自己历史地位是一个问题，甚至存在一个危机，是在大跃进失败饿死了几千万人之后。想当年，使用各种战略策略，斗败国民党，新中国定鼎，经过一系列运动，特别是反右大胜之后，一言堂的格局业已成型，于是推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意在一步登天跨入乌托邦。是时也，“风展红旗如画”，“春风杨柳万千条”，只道是“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没承想“千村薜苈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饿死几千万人，完全是一不小心的事。至此，还是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因为要斗争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这是一贯的理念。革命是如此，建设同样是如此。直到游泳池边刘少奇对他说“人相食是要上书的，历史要写上你我的”，方才如梦初醒，觉着这是个大问题。但依然深信，这仅仅是个话语权问题，只要永远掌握话语权，保密这段历史或解释这段历史，责任就落不到自己头上。这才有了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从此，我们的伟大领袖很喜欢自己总结历史。“文革”取得阶段性胜利的九大上，掰着手指数多少次路线斗争。行将离世的时候，总结自己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一是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有时会念叨死去的战友，很动感情。但好像从没见他提起过三年大饥荒饿死了多少人。似乎不提起，就没饿死。不知为什么，这么伟大的人却不懂得，杀了雄鸡天还是会亮的。
伟人谦虚，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其实，实事求是地说，历史更多的还是帝王将相创造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影响着历史的进程，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历史，他们为百姓造的福作的孽都是历史。福造过，孽作过，历史就定了。这与你自己如何记录无关。真实的历史是抹不去的，改不了的。这如同一幅字，你写完就没你的事了，后人如何写跋，是后人的事，由不得你了。手再大，臂再长，想遮住历史是不可能的。
历史还在进行中，还在创造中。毋庸讳言，历史大多是帝王将相创造的，但如何评价历史，决不会由着帝王将相来。要在历史上留下好评，就要创造好的业绩。这就好比一幅字，你要得到好评，唯有将字写好。写好了还须别人，特别是后人品评，后人一致说好才算好，你自己说好是不能算数的。“右军以后一人而已”，须留待五百年后人说，你高二适自己这么说，无论如何，太自说自话了。总而言之，身后名如何，只决定于你的作品。舍此无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