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来北京住了一段时间,他很崇拜培根·毛,总是说:“毛主席即位后,农民就过上了好日子,有了田。”但昨天不知怎么说漏了嘴:“大牙啊,他当年本来在城里工作,不晓得几好。听说农村分田,赶紧辞职回农村,一条龙命作成了蛇命。”我立刻说:“那你还说农民过得好?”他强词夺理:“现在人家子孙不是过得挺好吗,在农村建了几层楼房。”
我对爸爸说:“你晓得不,很多领导都把子女送到万恶的帝国主义美国去了。”他淡然地说:“那当然,谁不想把子女送到好地方。打江山不就是为了这个吗?”我傻眼了。
爸爸说:“中国人,不晓得几坏啊。我们老家村里的农民,对官吏贪污不怎么恨,他们说:‘当官的谁不贪污,当上那个官也不容易啊,你当了官,你会不贪?’但对老师加工资不晓得几仇恨,说:‘那些老师,日日坐在办公室看报喝茶,偶尔讲几堂课,轻轻松松,凭什么老加工资。’最后告诫我:‘这些农民掌了权,你们可没有好果子吃,你还是不要批评时政为好。’”
爸爸很相信红军每天啃草根牛皮。我说:“早有人做过实验,牛皮不能煮来吃,煮不烂的。草根又没有足够的大卡:”他说:“你懂什么,只要有老一辈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没有什么牛皮煮不烂。”过一会,听见他自言自语,“哪个不晓得牛皮不能煮来吃,但宣传是必须的嘛,没有宣传,国家不要完蛋?”
家父曾问我:“美国做官的既然没权力,谁还愿意去当呢?”我回答:“为了荣誉嘛。”但总觉得不能惬意,说服力不强。看了美剧《纸牌屋》后,我知道了。权力再小,那也是权力。就像没伟哥的年代,大家不也得用印度神油、淫羊藿之类吗?总比没有好。一点点权力也能带来快感。
爸爸说:“老家的树全砍光了,原先屋前屋后绿树成荫,现在全部盖上了房子。”我问:“要那么多房子干啥?”他说:“等拆迁搞钱啊。”我说:“城管不管?”回答说:“你建的时候城管不管,但建好了来了,交钱呗。城管难道不要弄点外财花花?”
电视里又在播卡扎菲,我对爸爸说:“你晓得不?卡扎菲贪污了好多钱存到国外银行。”他讥讽我:“你不是老说西方国家文明吗?怎么赃款也让他存。”我顿时语塞。
爸爸看看报纸,做中央领导状:“大国,确实难治啊。”我说:“谁要你治了,交给公民去自治不行吗?像美国那么大,不也井井有条。”爸爸顿时像死了爹似的(当然,我爷爷确实早就死了):“你是不是想分裂祖国?十几亿人,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岂不要乱套?”
爸爸每天都要戴上老花镜,把我订的报纸一篇篇细致地读下来,之后收起眼镜,就开始发布谬论:“钱学森太伟大了,拒绝美国的高薪聘请,毅然回国,制造出了原子弹,让美国再也不敢侵略我们。”“美国干涉人家利比亚,还不是为了石油。”“要是毛主席还在,看美国敢这么猖狂?”这些荒谬绝伦的言辞飞入我的耳朵,让我心惊肉跳,不知拿他怎么办才好,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对他说:“这些报纸以后全部没收,你只看看娱乐版就行了,省得你天天被谎言覆盖。”然而我一眼瞥见娱乐版上红色谍战剧的大幅广告,又马上泄了气,在天朝,哪会有真正的娱乐?在天朝,不会放过任何一颗可供灌输的脑袋。
我爸爸又来北京了,但我没理他,因为他前天骂了我。但很快我意识到,他实际上是在我梦中骂的我,我赶紧又理他了。但接着我又发现,以上全部是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