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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林风波恶 放开老大妈

过去,提起“陪都”,人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重庆”,但现在,“事情正在起变化”。由于最高领导人的提携加持,互联网+的经济一枝独秀,“政坛浙军”这两年可以说是异军突起,而其省会杭州市更是被不少当地人称为“新陪都”。做陪都当然要有陪都的样,所以,G20峰会来了,亚运会也申办下来了。但北京的经验告诉我们,光有硬实力是不够的,牛逼的城市必须还要有一群牛逼的群众,像北京就有“朝阳群众”,于是杭州最近也捧出了自己的版本——“武林好大妈”。

《钱江晚报》关于此事的报道,也充分显露出“陪都”向首都的这种“看齐意识”:“无论是引起社会关注的明星涉毒案,还是小到路边猜瓜子诈骗的治安警情,因‘朝阳群众’举报被警方打击惩治的案件已不胜枚举”“如此威武的朝阳群众,堪称最神秘的‘网红’。不过,马上咱们杭州也将有一支这样的队伍咯”……明明是人见人厌的老鼠组织,却被当作榜样拿来复制,不仅不以为耻,反而充满了比肩帝都的自豪感,甚至一上来就是数千人。我查了下资料,目前武林街道户籍人口总共才4.38万人,也就是说,今后当地每十个居民中就有一位从事秘密工作的“大妈”,这比例、这规模,想来“朝阳群众”都要自愧弗如了。

就像武侠小说里,真正的高手往往隐没市井,以九流百工的面目示众。同为武林中人,“武林好大妈”也是不遑多让,“她们可能是晨练时的路人,可能是打毛衣的阿姨,但社区里的风吹草动都盯着”,加之“大妈们热心,八卦,还更有情感渲染力,这三点可是群众工作必不可少的”(街道工作人员语),被组织选中,委以重任,本来也没什么好稀奇的。不过在我看来,有司之所以青睐“小脚侦缉队”,与其说因为大妈们古道热肠,不如说是看中了她们毫无法治、私权与私隐观念,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是干脏活背黑锅的一把好手。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文革中的一代人,大妈们无疑是受党化洗脑最彻底的群体。这种洗脑的危害性不仅反应在政治立场与价值取向上,更表现在日常的生活方式中。以红袖章、黄马甲为代表,面对日益崛起的中产阶层,以及由此带来变革呼声,大妈们正愈发成为党最可信赖的群众基础。尽管二十年前,就是这个党,曾经无情地抛弃了她们,以史无前例的3000万人的集体失业,换取国企的起死回生与权贵资本主义的狂飙突进。但红卫兵的基因,决定了这个群体的人生态度只会是,“党国虐我千百遍,我待党国如初恋”。

可悲归可悲,但如果我们仅仅把这一切归罪于大妈们的愚昧无知,甚至讪笑她们集体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恐怕同样有失偏颇。你瞧,飞机上没有大妈,相反还都是些艳丽照人的空姐,但该失联的人还是失联了;阆中法院里也没有大妈,一句“我在阆中等你”更是叫得人骨酥肉麻,但说公判就把人给公判了,绝不带一点含糊的。按照上面的逻辑,这些又该怪谁呢?难道去怪张飞同志当初随意打骂下属留下的坏传统吗?人家都已经付出生命的代价了,你们还想怎样!

其实,武林大妈也好,阆中公判也罢,本质上都是极权体制的具体幻化——借大妈来深挖潜在势力,用公审来威慑不满情绪,以失联来消灭出头鸟,看似面面俱到、无所不能,但终究力有不逮。无论是民间舆论对于阆中公判的严厉批评,还是国际社会对于贾葭失联的严正关切,都说明了极权的有限性。

这种情况下,出路只有两条,要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要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进一步想方设法扩大极权的范围。而极权扩张的方式也有两种:能花钱买的就花钱买,比如两会上的那些“假洋媒”,又比如那位“不辜负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不能买的就竭力拉拢,所以我们看到扎克伯格来了。虽然不清楚未来GFW会否向脸谱(facebook)打开关门,也不知道小札是否有谷歌人那种“不作恶”的底线坚守,但从前谷歌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进入中国,只要按照中国的游戏规则来,脸谱就不再是那个脸谱了。更重要的是,它表明极权已经成为一门生意,就看你给出的价格是否合适,所谓“重赏之下必有懦夫”,诚哉斯言。

和这些人比起来,武林大妈实在算不得什么恶。作为一辈子都生活在谎言、奴役和背叛中的“楚门”,她们熬过了饥荒,熬过了文革,熬过了下岗,好不容易可以喘口气歇歇了,却还这样被组织惦记着,还要燃尽她们最后的余热,这到底是谁的错,谁之恶?放开大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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