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资本主义体制是否坚如磐石？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正改变世界经济的势力格局，而欧洲不断出现的债务危机与知名企业频发的丑闻将给作为市场基础的信用投下阴影。关于国际货币和资本主义的未来，日本经济新闻采访了在日本走在该领域理论研究最前端的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客座教授岩井克人。
记者：人民币纳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是否将发生改变？
岩井：有关国际货币的讨论处于混乱状态，这是因为轴心货币和强势货币一直被混为一谈。日元、人民币和欧元都属于强势货币。所谓强势货币指的是凭借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在与该国的贸易和资本交易中使用的货币。
日本国际货币和资本主义研究第一人岩井克人
而分类完全不同的是轴心货币。美元属于轴心货币，这指的是美国以外国家之间的结算也采用美元，例如韩国与智利进行贸易时采用美元，智利在与印度进行资本交易时也使用美元。
一国之内成为商品与商品交换媒介的是货币，而世界经济中，成为国与国交换媒介的则是轴心货币。我在《货币论》一书中提出，货币只是自我循环论证的产物。即使其本身没有任何用途，由于很多人预测会有很多人将其作为货币加以使用，因此很多人就会将其作为货币使用。轴心货币也与此相同，是自我循环论证的产物。
从2008年爆发雷曼危机，中国对美元的霸权提出了异议，力争推动人民币成为轴心货币。但是却将强势货币和轴心货币混为一谈。不管一国的经济规模多么巨大，其货币也无法直接变为轴心货币。
记者：美元成为轴心货币的原因是什么？
岩井：没有某种形式的“大爆炸”，就不会产生轴心货币。美国经济自19世纪后半期起达到世界最强，但长期以来，轴心货币国却是英国。第2次大战这一巨大冲击终于推动美元成为轴心货币。在那之后，美国经济所占的份额有所下降，越南战争时，美国政府曾试图放弃轴心货币的宝座。但是，货币的自我循环论证发挥了作用，美国以外的国家继续将美元作为轴心货币使用。即使反复出现美元危机，美元至今仍是轴心货币。
记者：美元无法维持轴心货币这一地位的可能性是否存在？
岩井：轴心货币国能获得巨大利益。美国发行的美元的6成不会返回美国。美国借此可无偿获得相应规模的外国产品。同时，在发生国际问题之际，美国能掌握主导权。美国不会轻易放弃作为轴心货币国的利益。
另一方面，也会产生责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由于自身政策产生的影响，越来越被迫承担世界中央银行的责任。美国趋于内向、放弃对外责任之时，就是轴心货币危机的开始。
记者：您如何看待南欧等政府的债务危机浮出水面的欧元的前景？
岩井：欧盟（EU）是基于对抗美国霸权这一政治性意图而诞生的。但是，作为附带产物，欧元面临经济上的矛盾。这是因为共同货币应以劳动力的转移作为前提。在希腊陷入不景气时，如果是在欧元诞生以前，可以借助货币“德拉克马”（Drachma）的贬值来维持国内就业。而在共同货币条件下，失业的劳动者如果不转移至劳动力短缺的德国等国，就难以改变不均衡状态。
在具备文化多样性的欧洲，除了曾推动欧盟发展的知识分子之外，不会愿意离开出身地。希腊政府为了扩大国内就业，慷慨地动用财政资金，结果导致了危机。消除欧元的矛盾需要很长时间。
记者：如何评价日本的“安倍经济学”？
岩井：将有创意但没资金的人、以及有资金但没创意的人联系起来的是金融。但是通货紧缩将扩大负债的实际金额。那将困扰具有创意的年轻人，损害创新的活力。二战后，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长期面临通货紧缩，失去的20年就是结果。
设置2％的通货膨胀目标是目前可实行的唯一的短期宏观政策。在名义利率为零的状态下，财政政策虽然有效，但现在的财政受到制约。如果提升预期通货膨胀率、将实际利率变为负数，借助财富效应和利率效果，消费和投资就将得到刺激。这是符合教科书教义的凯恩斯主义政策。
“安倍经济学”本来是自由主义政策。但在日本由保守政党采用，存在政治和经济的扭曲，遭受指责。虽然相比当初预期出现较晚，但无论是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还是失业率的下降方面，都产生了效果。
记者：日本银行的罕见货币宽松带来了日元贬值。您如何看待日元的将来？
岩井：自1985年的广场协议以来，在人为的日元升值局面下，资源配置的失衡一直在加剧。长期来看，应走向日元升值，但近年来的日元贬值应视为纠正失衡的局面。
记者：在中国，管理控制色彩浓厚的经济运作看起来已经生根发芽。
岩井：在我的《资本主义论》一书中，中国被定位为“产业资本主义”。农村拥有大量人口，为寻找工作而流向城市。机制是机械化工厂的较高生产效率和劳动者低廉工资之间的鸿沟创造出利润。无论是高度增长期之前的日本、坚持自由主义的英美资本主义，还是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点都没有不同。
自4、5年前起，中国农村的过剩劳动力开始枯竭。劳动力成本出现上升，在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之前，产业资本主义的机制就开始难以发挥作用，（中国政府）对此感到困惑。
而在日本，在经历经济泡沫崩溃的痛苦之后，终于进入了“后产业资本主义”的阶段。企业开始借助新技术和新产品等与竞争对手的“差异”来获得利润。中国的资本主义要转向后产业资本主义，一党统治将构成障碍。因为如果法治处于不确定状态，与自主创新相比，与政治相勾结更能获得利益。
记者：如果将目光转向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行为，以欧美为中心，加强金融监管的趋势正在加速。对此您怎么看？
岩井：在危机状态下的宏观政策之中，直接引入伦理观并不明智。上世纪90年代，围绕向日本的住宅金融专业公司提供公共资金，很多观点质疑救助引发泡沫的始作俑者算怎么回事儿，结果救助进展缓慢，导致了失去的20年。
而在美国，在讨论救助雷曼兄弟时，管理层的高额报酬遭受广泛批评，结果引发了雷曼危机。对于金融资本的暴利产生怒火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走向民粹主义，就将得不偿失。之后的监管强化虽然确保了监管之下的金融机构的稳定性，但在监管框架之外，导致影子银行日趋扩大，犹如是在酝酿下一次泡沫。我们需要的是社会整体成本和效益（便利）的冷静比较。
这并非意味着要将伦理驱逐出经济领域。自80年代起，美国不平等就不断加剧，如今，前1％的高收入阶层拥有整体20％的收入。而获得高收入的是在股东主权的名义下获得股票期权的管理层，而在二战前则是资本家。这是英美通过经济激励来换取管理层应履行的忠实义务这一伦理义务的必然结果。
记者：在国内外，企业丑闻日趋突出。
岩井：相对于股东主权强大的英美，日本和德国则是重视组织的资本主义。东芝发生财务造假、大众发生尾气检测造假，可以说都是组织资本主义的缺陷。
要加以解决，并非引入独立董事，加强英美式的公司治理。东芝是日本最早设置英美式委员会的企业。同时很多研究成果表明，在美国，独立董事的引进难以提升业绩以及遏制管理层的高额报酬。
将管理层本应内化的忠实义务改变为独立董事的监视，起到了双重作用，一方面促使管理层追求自身利益，另一方面则借助内部控制的存在，防止针对违反忠实义务的法院干预。
即使完善独立董事的义务化等外在的监管制度，也存在极限。这是因为公司治理归根到底是由管理层、以及员工的伦理性来支撑的。
岩井克人：
1947年生于东京。1969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学系，1972年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获得Ph．D．1973年担任美国耶鲁大学副教授，1981年担任东京大学副教授，1989年担任东京大学教授，2010年卸任。目前担任国际基督教大学客座教授、东京财团名誉研究员、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岩井克人批判全面肯定市场作用被称为“新古典派经济学”的主流派经济学，构建了自主理论。作为思想家和评论家也具有影响力。1982年凭借《动态不平衡》荣获日经经济类图书文化奖特奖，1993年凭借《货币论》获得三得利学艺奖，2003年通过《公司今后将何去何从》获得小林秀雄奖。2007年获得紫绶褒章，2015年12月当选日本学士院会员。现年6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