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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疫苗 人民与人民打出了狗血

疫苗的事情,在传统媒体上发酵了一段时间之后,被一篇‌‌“文盲‌‌”写的《疫苗之殇》在新媒体上引爆了。

看着朋友圈里的刷屏运动,我想到当年大学课堂上听到的一句话:‌‌“恐吓‌‌”是最有效的广告和传播方式之一。很多人,尤其是有孩子的人,被疫苗的问题给吓到了,于是‌‌“失去理性‌‌”地刷屏了。这是一种传播学现象,也是恐慌现象。

于是理性派,就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拦截这种恐慌的责任,对《疫苗之殇》进行了批评:不专业,东拼西凑,文盲。然后,恐慌派就开始与理性派打架了——我TMD没有‌‌“免于恐慌的自由‌‌”难道连‌‌“恐慌的自由‌‌”也要被你们剥夺?你TMD的不把枪口对准流氓,反而对准文盲,你就是传说中的精致的5毛吧。

至于我,我是一个‌‌“骑墙派‌‌”,既尊多数人的恐慌权,也尊重少数人的理性权,他们的存在都有价值,愤怒有愤怒的价值,冷静有冷静的价值。就像我非常欣赏2016年春节前那个在北京广安门中医院声泪俱下愤怒谴责号贩子的姑娘,也欣赏那些理性地认为如果医疗资源太集中多大的愤怒对于解决号贩子也无济于事的人一样。

我唯一不欣赏和不支持的是,‌‌“人民‌‌”与‌‌“人民‌‌”吵架以及打架,多数人和少数人打出一地鸡毛以及一第狗血。舆论瞬间失焦,然后,更少数的人,旁边偷笑。

当然,我首先还是要捍卫一下非专业人士的那点可怜的‌‌“恐慌权‌‌”——尽管他们会被专业人士视作SB。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非专业‌‌”的时候,每个人在非专业的领域都有SB的一面,但并不应因此被BS。

那种SB的感觉,我深有体会。当年我学开车,路考,还没走多远,副驾上的警察突然严厉地说了一声‌‌“靠边停,下车!‌‌”。我当时就晕了,大脑空白,老实地下车了,站在寒风里像个标准的SB,很无助,BS以及谴责自己很笨。然后,打电话给教练,说交警赶我下车了。教练说,交警给你打分了吗?我这才想起来交警写了个90。教练说,那你路考通过了!然后我突然就很高兴,高兴之余,更觉得自己像个SB,连自己通过了都TMD的不知道。

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个冬天的下午我作为一枚SB的场景。那个场景一直提醒我,每个人都有自己不专业的领域。你懂疫苗,可是你懂发动机么?你懂发动机,可是你懂音乐么?我孩子打了疫苗,我就得懂疫苗么?不懂疫苗就得被鄙视么?

不专业的人,在专业问题上茫然、无助、恐慌,是一种常态。与其说这种恐慌是因为‌‌“文盲‌‌”不专业,不如说是因为有些人不敬业、耍流氓。

具体到疫苗的事情,我自己是一个‌‌“非专业‌‌”的‌‌“理性人士‌‌”。以我有限的知识理解,没有按照严格冷链运输的疫苗,会失效,那么会导致接种这种疫苗的人不能产生抗体,但失效的疫苗并不会有毒,所以我没有恐慌。所以我也没有参与刷屏。今天世界卫生组织表态说,‌‌“不正确储存或过期的疫苗几乎不会引起毒性反应,因此在本事件中,疫苗安全风险非常低。‌‌”我知道它的意思是没必要恐慌——除非接种了失效的狂犬病疫苗。

我没有恐慌,但也并没有生出一点点的‌‌“优越感‌‌”,我生出的是‌‌“愤怒感‌‌”:涉案者庞某曾经是一个医生,在2009年因非法经营疫苗,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就是在缓刑期间,他将无效疫苗卖到全国20多个省市。看到这个情节,如果你不能理解‌‌“文盲‌‌”的恐慌,那我只能祝愿你的孩子有一天注射到无效疫苗。

当然,我们都知道,愤怒是没有用的。前面提到的那个在广安门中医院愤怒的姑娘,她的愤怒已经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很多号贩子被抓了。可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看病难这个问题,即便把号贩子们见一个枪毙一个,依然是然并卵。这就是很多人懒得愤怒的原因之一吧,这也是很多人‌‌“理性‌‌”的基础吧。

是的,作为一个骑墙派,我依然要说愤怒是必须的,理性也是可贵的。理性的可贵有时候不仅表现出智商的高,可能也具有安全作用。比如,四川阆中的8个被公判的民工,如果‌‌“理性讨薪‌‌”,就不会被判刑了。至于文盲,也有文盲的可爱之处,是他引燃了人们的‌‌“恐慌‌‌”——或者说是他提醒了我们,我们处在一个‌‌“野蛮而疯狂‌‌”的疫苗世界里。

有人说,在这个野蛮和疯狂的世界里,呈现出了整个社会的‌‌“人心崩溃‌‌”——我不赞同这句话,至少,那些恐慌的父母们在知道失效疫苗长期横行之前,是相信卖疫苗和监管疫苗的人有起码的良心,恰恰是这些被相信的人‌‌“人心崩溃‌‌”了。

有人说,在这个野蛮和疯狂的世界里,整个社会要为疫苗的失守负责——我更不赞同这句话,我是整个社会的一员,我不觉得我要为疫苗的失守负责。不要把某些人的裸奔、失守、沦陷、失职,说成是我们共同的裸奔、失守、沦陷、失职。

如果有人说,一个事情太过恶劣以至于需要整个社会负责,那其实是在和稀泥,意思其实是‌‌“没有人需要为此负责‌‌”。就像,具体到山东疫苗案,我们至今不知道谁该担责,我倒是相信山东警方神勇地破了一个惊天大案接下来可能会被授奖。多年前的三聚氰胺事件,据说当年被免职的官员,早已重新启用。这显然说明,他们是不要需负责的。

那么该谁负责呢?我听说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孩子当年因为喝过三鹿奶粉,在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被赔偿了1000元。那个孩子得知因为自己喝奶粉而获得了1000元钱,激动地对他的爸爸妈妈说:‌‌“我也会挣钱了。‌‌”如今,那个孩子应该也已经坚强地长大了。思来想去,我觉得如果那些官员没有责任,那责任一定在那些孩子的父母,谁让你们当年不给孩子买进口奶粉呢?

正如和菜头老师理性地指出的那样,别人的子女注射无效疫苗是死是活和他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所以,理性的父母们,首先应该谴责自己的无能而不是去追问别人。

众所周知,追问也是有风险的。在‌‌“山东疫苗‌‌”问题暴露之前,多年前,就有人追问过‌‌“山西疫苗‌‌”问题,后果如何,不堪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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