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的时候，经常思考“如何活得像个人”，并且还把它们写成文字，投给报纸杂志，只可惜每一次都石沉大海。后经高人指点我才明白，写作和出版这些张扬“人性论”的文字那是违法的，即便只是买来躲被窝里自己看看，也涉嫌“购买贮存非法出版物”。好在我觉悟得早，不像袁裕来律师，明明已经在国保那里挂上了单，居然还明目张胆地网购《我想活得像个人》、《蔡英文绕不绕得过中华民国》等台版书籍，没听说过“党性泯灭、人性猖狂”的判词吗？不知道中华民国是不存在的吗？真是no zuo no die （网络流行语：不作死就不会死），难怪书没到手半路便被有司查扣了。
作为一个“法治国家”的执法部门，宁波市公安局、文化局的阿sir们无疑是称职的。虽说半道扣书、私闯别人办公室多少有点那个啥，但考虑到我国向来没有“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传统，这压根不算个事。况且人家执法部门说了，只是以“异地原物”的方式“先行登记保存”，至于那14本书是否属于“非法出版物”，还要等宁波市相关机构出具专业鉴定结果。所以我觉得，对袁裕来这事，做什么技术层面的法律分析都是多余的，结果只可能陷入“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说政策”，鸡同鸭讲的情况。真正有讨论价值的，倒是执法过程中某位阿sir的那句精辟点评。
据袁裕来事后介绍，他购买这些书的原因是想多读些书，“拓宽视野，‘习马会’上提倡两岸文化交流，作为律师，我也应该多了解一些，可是竟然还有个人（执法人员）跟我说‘你这些相当于摇头丸、毒品’”。将图书比作摇头丸、毒品，这尼玛太有创意了。但要我说，论危害性，摇头丸、毒品哪里能和书籍相比，前者的毒性是具体的、可界定的，而后者的危害则要隐蔽、复杂得多。正所谓“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书籍一旦出版，作者就丧失了对它的最终解释权，即便是那些官方编写发行、通体正能量的“主旋律图书”，到了某些人那里也能读出反动的意味。
这可不是开玩笑，说个千真万确的事：如同大陆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都是红色子弟一样，1989年在平壤街头贴出大字报猖狂攻击伟大领袖的，也是北韩的红色高干子弟，甚至两者的观念转变历程都惊人相似，皆因受到了某些不该读的书的影响。所不同的，中国同志是因为读到了内部发行的西方反动名著，俗称“灰皮书”，而北韩同志读的则是内部发行的马恩原著。这让我想起了大文豪“低尔基”的一句话：书籍是人类通向犯罪的阶梯。
我不知道北韩同志是被马恩原著中的哪些论述触动的，是不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那段“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只知道，如今在社会主义北韩，人们是读不到马恩原著的，就像如今在社会主义中国，政府一天到晚都在忙着查禁这本书，下架那本书，全心全意不让人民读到书，读好书。公仆，你们真是辛苦了！
最新被宣布下架的是已故高华教授的书。当然，不是那本最有名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那书在墙内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而是其遗著《革命年代》。说来惭愧，虽然久闻此书大名，但我一直没来得及买来一读，不过我看过另一本先一步被查禁的书——秦晖教授的《走出帝制》。由于该书之前已被宣布为禁书，所以我是带着“寻觅大毒草”的目的去看的，但看了半天，整本书都看完了，愣是没看出书中有什么问题。想来还是我的道行太浅了，但既然政府查禁它，那肯定有查禁的理由，于是我毫不犹豫地以三倍于原价的价格把它给卖了。
出手了这本书，我又开始对自己的书架进行清查。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里面居然藏满了各种应该被下架查禁的书。比如，《毛泽东传：真实的故事》（境外出版物）、《极权主义的起源》《独裁者手册》（政治影射）《卑微的套套——安全套进化史》（色情）。另外，鉴于《解放军报》撰文批评“桃园三结义”贻害无穷，电视剧禁止姐弟恋的新规，诸如《三国演义》（小圈子主义）、《水浒传》（宣扬暴动）、《红楼梦》（宝钗姐弟恋）等，似乎也不再适合叫“名著”了吧？
还是打住吧，继续列下去就涉嫌报书单了。再说了，报书单也是要有资格的。平头百姓还是搬把椅子坐一边，安静地去读《之江新语》，当然最好胸前再别枚领袖像章，外加一副写有“同心共圆中国梦”字样的背景展板……哦，这画面太美，我不忍直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