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中央改变对旺角骚乱的定性，由激进分离组织策动的暴乱，变成青年不满现状的宣泄行为，真是难为了一犬吠日、百犬吠声的建制派。他们突然之间落后于形势，但也只能怪自己跟车太贴。
中央态度软化，绝不代表政策转变，放弃“一国两制白皮书”北京以我为主的强硬路线，而只是审时度势，策略转移，以应对新局面。二月底立法会新界东补选之中，六分一选民支持代表激进本土路线的梁天琦，既预示本土派代表大可能在九月大选后晋身议会，也代表本土派的路线和手法不乏民众基础，已成为香港政治光谱的一部份。
中央面对的不再是个别激进组织和个人，而是香港六分一人口的强烈反共意识，若继续如香港特首梁振英般自行其是，把他们视为死敌，只会挑起更大的冲突，也只会让更多人不值他非友即敌的斗争思维，转而同情甚至支持本土派。
更严重的是，当本土思潮是香港新一代的身份认同，而中央与特首却视其为头号敌人的话，他们势必失去整整一代年青人的支持。目前15至24岁年青人口只占成年人口（15至64岁）不到两成，但根据政府推算，又假设北京以君临天下的态度管治香港，而本土派思潮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二十年后，成年人中六成人反共抗共，三十年后更高达八成，到时二〇四七年临近，香港即使独立不来，但中港分隔已经成为共识，北京尽失民心，局面亦难以收拾。
更何况本土派的领导者不再是“叫人勇武抗争、自己保留实力”或者夸夸其谈不着边际的奇人异士，而是身先士卒一往无余，更有表明抗争无底线，不畏牺牲以明志向之辈。当中不乏洞悉力高、论述力强，官方的严辞厉色，敌我分明，在他们来说，更引证了中港分隔不是一个选项，而是唯一选项。
因此，北京调较策略，势所必然。短期内，北京会显示与梁振英有所区别，甚至传出梁振英连任无望，让建制派政党可以放心批评政府，提高他们的公信力，以应付九月立法会大选。另一方面是制造和缓气氛，目的不是令激进派回心转意，而是稳定民心，也希望部分泛民抱持幻想，相信中央真的要“一国两制”不走样不变形，以避免他们快速全面投入激进民主派的行列。
不过，态度放松不等于改辕易辙，回到“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正轨。北京改变策略，不外是权宜之计，为选举作准备。九月大选过后，建制以外各个政治派别若内哄或协调不顺，而让建制派让渔人得利，取得直选的多数议席，立法会必定更改议事程序，泛民议员将无布可拉，立法会便沦为政府的橡皮图章。到时政府大可予取予携，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水到渠成，然后依法治港，一切缓和措施亦会到此为止，然后再改变策略，找梁振英连任，实行铁腕管治，港人也没奈何。
换言之，建制派于立法会取得直选过半议席的话，政府橡皮图章在手，大可运用恶法打压官方心目中的分离主义份子，以至一切反对派，而只有当他们混水摸鱼不成，北京才会重整政策，定出较平和的方法去平伏民怨。
因此，尽管中央现在迫于形势而态度上稍作忍让，但绝不能掉以轻心，切勿再对理性温和的议会道路抱有幻想，也不要误会单凭街头勇武便能迫使北京退让。相反，香港民主前路曲折漫长，必须议会内外通力合作，也要本土泛民各司其职，结成最大的民间力量，才能迎抗歪风，维护核心的价值，追求我们的命运自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