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刚刚结束文革的时候，有段相声家喻户晓，名字叫《帽子工厂》，讽刺的是文革中给人随便戴“帽子”的现象，当时还小，不懂得相声里面说的那些事情的真正意思，只是觉得很好听，大人们听了后很感慨。现在回过头再细品这段由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常宝华、常贵田在1976年创作并表演的《帽子工厂》，虽然作品内容把任意给人扣帽子的罪行都归结到“四人帮”和林彪身上，但是在文革刚刚结束就能如此大胆辛辣地讽刺文革、反思文革，确实是需要勇气和胆量，从广受欢迎的角度来说，说明当时的人们对文革的态度是多么痛恨。
帽子，是种政治标识，维基百科中对“扣帽子”一词是如此标注的：“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政治宣传与修辞手法，也是一种典型的人身攻击，让阅听人在还无法深入了解、思考之前，就率先被某人身上负面的标签所影响，使阅听人对其事有种‘先入为主’的负面认知与不良的刻板印象。”因此，有权力拿着一顶顶帽子的人，在人们的日常政治生活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1949年后，中国社会帽子满天飞，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头上都戴着一顶帽子，走资派、叛徒、工贼也是一顶帽子，甚至一些词也演变成帽子，比如“白专道路”、“经济主义”等等，那个时候的“帽子”一词已经完全脱离了它的本意，成为政治名词，由此衍生的“戴帽”、“摘帽”等动名词几乎成为衡量中国政治道路发展的风向标，大量的人被“戴帽”，说明政治路线阶段性地向左，大量的人被“摘帽”，说明政治路线阶段性地向右。现代中国社会，估计没有一个词能有如此广泛而奇妙的用法，即使是使用频率更高的“革命”一词。
当然，1949年以后的前三十年是大规模“戴帽”时期，镇反运动，一批人戴上了“反革命”或“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土改运动，一批人戴上了地主、富农的帽子，反右运动，又有一批人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四清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肃反运动、四清运动等等中，还有不少人戴上了各色各样的帽子，而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通过“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三查运动等，更是让大批人戴上了各种帽子，更为让人瞠目结舌地是，组织一旦认定某人达到戴帽子的标准，即使是死了，这顶帽子也不能不戴。
在笔者所收藏的文革中湖南省溆浦县桐木溪公社四份三查运动“结论处理材料”中，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的这四个人中竟然有两人是已经死去的人，其中一份为“伪军连长陈治修的罪恶综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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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犯治修，男性，汉族，现年四十七岁，家庭贫农出身，本人伪职员，高小文化程度，现系桐木溪公社莲塘坪大队人，于一九六九年畏罪自杀。
其父，系陈吓林匪部司令官，该兄，陈海山在蒋匪部队，住东北，系匪军团长，于鞍山被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打死。其该姐夫，戴银生，均系小土地经营成份，伪保长。
该犯解放前，曾任只江口食盐公买店核算员，四六年又任小横垅食盐公买店核算员，同年九月又任江口田粮办事处思蒙乡保管员。
一九四九年三月任贺匪方棋独立旅特务直属连连长、特务长。同年部队开往龙廻时，以谌子华为首召开的特务长会议，成立帮会圈子，该犯帮会六哥。
解放后，该犯为失去了资产阶级“天堂”而追求糜烂生活，虽出身于贫农家庭，而养成了蒋贼般“狼心狗肺”的本质，对社会主义制度极为不满，不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盼望蒋匪卷土重来，对贫下中农恨之入骨，曾于一九六二、六六、六七、六八年在生产队出工时公开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我党干部，说什么“要来就急来”等，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罪恶累累，民愤极大。
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大肆造谣，说什么“哪里哪里地方的国家公粮、特供任务都不要交了”，真实反动之极。
该犯于一九六六年调修湘黔铁路时，利用工作方便，便大肆贪污盗窃国家建设军用物资、日常用品等，破坏国防建设。
综上所述，该犯解放前系伪职员，贺匪独立旅特务直属连连长，特务长，忠实为匪军卖力，为反动政府效劳。
解放后，不接受群众监督改造，继续犯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尚未交待历史身份罪恶，通过三查工作后，将该犯挖了出来，成了人们的死敌，但该犯想妄图逃脱罪责，畏罪自杀。经我广大贫下中农的要求大队党支部革委会研究决定，将该犯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
莲塘坪大队党支部、革委会
1971.4.24
通过这个“综合材料”可以看到，陈治修原本是贫农，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发现曾经在一个叫贺方棋的国民党部队里干过，因此是隐藏历史身份，是“历史反革命分子”。（根据该档案材料后面所附的证明材料和陈治修本人在生前的交待材料，他在贺的部队里仅仅前后仅呆了三个月，时间是1949年3月至6月，贺的部队总共才一百多人，所谓的“独立旅”估计是当时迫于形势虚张声势的番号。）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有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大多数是不堪忍受而自杀身亡的，陈治修就是其中一个。
另一个已经死去的人是贺方坤，以下为摘录《伪军骨干贺方坤的罪恶综合材料》中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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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方坤，又名贺跃文，汉族，现年62岁，初中文化程度，家庭中农出身，本人伪职员，现住桐木溪公社莲塘坪大队十二生产队，于1968年12月病死。……
综上所述，贺犯方坤虽出身中农家庭，但解放前由于效忠于国民党反动派，得到伪政府重用，曾担任过伪团总，伪粮食保管员，参加国民党组织，任过军需等反动职务。解放后仍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隐藏子弹、手榴弹等武器，人虽已死，但民愤极大，经我大队广大贫下中农讨论，大队党支部、革委会研究意见，将贺犯方坤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
莲塘坪大队党支部、革委会
1972.元、23
虽然中国社会上有着“死者为大”的传统，但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一切的标准都是以政治标准为准则，所以一旦突破了政治标准这条底线，即使死去了，仍然会不顾传统而给死者戴上帽子。伍子胥开棺鞭尸，表达他对楚平王的愤恨，组织上给陈、贺二人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政治意义上的“开棺鞭尸”。
当然，给死者戴上帽子也有现实意义，一方面给生者以恐吓，大有“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气概，让活着的人恐惧；另一方面，戴上帽子就意味着身份的变化，如陈治修就从贫农变为了历史反革命，属于五类分子，而其子女也变为了黑五类的后代，父债子还，他的所谓的“罪恶”由后代买单。
帽子，这种普通的生活用品，在中国社会被演化成如此多的含义，也算是某集团对历史的一项特殊贡献吧……1949年后的中国就是一个“帽子”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