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豪(左)和汪煜(右)。摄：罗国辉/端传媒
1月，在香港少见的连绵阴雨中，来自湖北武汉的20岁大学生汪煜走出香港理工大学包玉刚图书馆，站在贴满标语和口号的民主墙前。不远处的旗杆上，鲜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在雨水中并立。
民主墙，沿用七十年代北京西单民主墙的名称，是香港各个大学都设立的公开讨论区，供师生以实名方式自由张贴意见，辩论议题。正在理工大学物理系读三年级的汪煜，没想到自己才来了香港两年多，就在民主墙上和本地学生打了一场激烈的笔战。笔战的表面主题是：“香港到底属不属于中国。”
点燃战火的，是从港中足球对垒的赛场，一路烧到香港各大学民主墙上的一句标语：“Hong Kong is not China”。
2015年11月17日，世界杯外围赛，香港对战中国，一群香港球迷在观众席举起这句标语，随着电视镜头传遍世界各地，引起舆论哗然。香港左派报纸《大公报》评论称其“宣扬仇华”、“卑鄙无耻”，而在网络上默默传播这画面的香港人，却咀嚼着近两年，在北京的强势压力下香港核心价值难保、本土主义抬头、民意撕裂的复杂心结。
第二天开始，这条标语又先后出现在香港城市大学、香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的民主墙上。
来自内地的留学生坐不住了。这股长久以来隐匿于香港主流舆论空间的年轻力量，在中港的对立情绪升至顶点时，跑出来加入了战局。
他们在民主墙上用英文、简体字写下：“HK belongs to China”、“香港没有民族自决权”，还勇武留名，注明：“不服来战！”
他们是谁？在北京与香港之间，他们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环球时报》赞扬他们“用自信的话语体系，在香港高校中的辩论平台上实现了轻松碾压”，而香港人骂他们是被党国洗脑、只有玻璃心而没有独立思考的“五毛”。但事件的核心参与者说，这两个标签，他们都不接受。
“我认同中国，不喜欢共产党，但不会刻意跟它反着来”
汪煜每天从校外的宿舍走到理大图书馆温习，都会经过民主墙。“我每天都会看看民主墙上贴了什么”，他说。
最初看到“HK is not China”出现时，他形容自己只是在心里“哦”了一声：“你们香港学生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
但后来，标语里的“NOT”突然被撕掉，香港学生认为是内地生撕的，于是在下方贴上“你可以不同意，但你不能擅自撕走它”的辩护，并说“撕一贴百”。
汪煜说自己是在这时坐不住了。
“我们都不知道是谁撕的”，他辩解。尽管在城市大学有发现内地学生撕掉“NOT”，但汪煜觉得理工大学的情况是，真相并不清楚，这种“凭什么就说是内地生破坏讨论规则”的愤懑让他选择还击。
11月30日，他在理大民主墙贴出一张用简体书写的标语：
“HK is not China这句话很奇怪，而且我觉得它是对的。因为城市不能与国家相提并论。所以应该是HK belongs to China。你们啊还是要多学习一个。”
12月1日早晨，汪煜从朋友处得知，自己的这条标语上了本土派网媒《热血时报》的Facebook专页，报导中称“大陆生以残体字作反击”，而下方的网友评论中则夹杂了大量的粗口和攻击言论。
一气之下，汪煜把这条报导和评论的截图发到微信朋友圈。不到一天，这条贴文就在他的朋友圈里迅速获得了100多个“赞”，点赞的大部分是和他一样在港读书的内地生。还有许多人专门留言，夸他“干得好”。他由此决定，继续在民主墙上贴文反击。
“我认同中国，不喜欢共产党，但我不会刻意去跟它反着来。”回想整件事时，汪煜这样说。
和许多接触过“墙外中国史”的留学生一样，汪煜有意识地强调自己对中国的认同是“文化上的认同”，而不是来自政党。
“中国确实有很多不好，但我以后还是会留在内地，因为归属感不是来自于政党、国家，而是来自文化”。汪煜说他喜欢中国的诗词歌赋，和政党无关，“要我入党，很热血地喊口号，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香港人觉得中共作恶。但我感觉我没有背负中共被骂的那些东西，你骂共产党哪里不好，我没感觉受到屈辱。”
“中国确实有很多不好，但我以后还是会留在内地，因为归属感不是来自于政党、国家，而是来自文化”
他在大陆的网站“知乎”上发帖详解香港的民主墙战况，第一句话就是：“声明一下，我们不是被洗脑的五毛党，没有摇旗呐喊，没有意淫狂欢，平日里也没少黑（注：讽刺）我党。”──“我党”是不少中国人对中共的讽刺性称呼。然而戏剧性的是，他的这条帖子后来被知乎警告含有“不宜公开讨论的政治内容”，无法再被其他人看到。
他不喜欢被简单地贴上“洗脑”、“五毛”的标签，这种不喜欢，让他更觉得应该说出自己的真实立场：比如，在香港属于中国这个主权问题上，他和官方立场完全一致，而“这没有什么不对”。
汪煜也跟比他大5岁的“老学长”Darwin抱怨了民主墙的事。
Darwin2009年从哈尔滨来到香港，成绩优异，在理大从本科一路读到应用数学系的MPhil（哲学硕士），2016年8月就能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因为组织过很多内地生活动，他在理大的内地生群体中颇有声望。
12月1日，在听完汪煜的吐槽之后，Darwin决定加入“战局”。
第一次发言，他选择了“高端黑”的讽刺方式。他模仿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2000年驳斥香港记者张宝华的经典对话，写了三页“膜蛤”体的文章贴上民主墙：“……我今天是作为一个长者给你讲话。我不是香港大学生，但是我见得太多了，我有这个必要告诉你们一遍人生的经验。”
Darwin后来才意识到这是自说自话，香港人不会懂得这些中国特色的嘲讽。
于是12月5日，他换了一种方式，直接写了长篇分析文，贴上了民主墙。他将几天来的争论总结为“实然和应然”的问题：大陆学生一直在重申“香港的主权和治权属于中央政府”这一“事实”，而香港学生则是在表达“香港不应该属于中国”，两边也都在自说自话。
以强调“香港的主权和治权属于中央政府”加入论战的内地学生不只Darwin一个。12月1日下午，汪煜的朋友就打印了一份《纽约时报》在1997年7月1日的头版报导，报导标题为《China resumes control of Hong Kong, concluding156years of British rule》，贴上了民主墙。来自辽宁的郭潇，则以一篇两页纸的长文论述了“香港人是否有民族自决权，是否可以决定香港主权”。
Darwin承认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特定的文化、教育和环境对他们的思维模式和政治观念有很大的影响和塑造。而即便是发出相似的声音，他们各自的政治立场实际上仍有不同。但他强调，自己是“有论述有逻辑地”去证明自己，而“不是单纯喊政治口号”。他同时也坦承：“对中国，我是有强烈的国族认同，我从来没有否认这件事。”
环球时报报导之后，“我觉得他们有点利用我”
而事件的另一主角刘子豪，选择的却是另一种更简单的反驳方式：在民主墙上写书法。
刘子豪来自贵阳，6岁开始学书法，2012年来理大读金融系，今年大四。他长相颇为帅气，穿着打扮也讲究，出门时，头发永远都要用发胶捋出造型。他平时很宅，说自己“读书的力气在高中时就已经用完了”，因此有一门功课不及格。
12月1日晚，他打印了一张“NOT”贴回了民主墙“HK IS __ CHINA”的句子中，并用简体字写道：“帮你们print个not上来，免得又在那边满腔幽怨说不尊重言论自由”，但很快被香港学生反驳他使用简体字。
12月2日，他专门买了毛笔，洋洋洒洒写下竖排繁体的一张书法大字并贴上民主墙：“吾自六岁始学书，先柳顔后篆魏，行草以二王为模范，金文甲骨亦有涉猎，繁体较之简体，法度严谨端庄大气，中国书法文化博大精深底坚蕴厚，何长以繁体夸夸，日日挂于嘴上悬于额前，更何况，你的繁体字，还不如我。”
他给自己的书法作品拍了很多张照片，并从中精选了一张，发到了自己的新浪微博，注明：“主权无小事，视听需严正。我只是一个学生。在主张言论自由的地方发出自由的言论。不代表任何人。只发声。”
这条被转发了22932次，他的个人微博也从原来的几百个粉丝一下子涨到了接近两万粉丝。这些粉丝中，还包括了《环球时报》官方微博。
在微博上走红之后，他接受了《环球时报》的微信专访，《环时》微信公众号当晚即发布报导，题为《帅！香港高校上演一场痛快打脸！》。
文中引述刘子豪说，香港大学生只愿意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不加检验，对内地的一切完全否认。对此，《环球时报》欣慰地表示：“我们真的不要因为我们内地新一代的年轻人看到了境外‘太多’的‘不良信息’而感到担心。因为实践已经多次证明，那些信息不仅没令他们迷失，反而令他们更加清楚的看到了对与错、是与非的界限，令他们变得更成熟。”
被报导的主角刘子豪事后告诉端传媒记者，他并不满意“极左立场”的《环球时报》借他的口表达他们的政治立场，“我觉得他们有点利用我”。
刘子豪说自己很爱国，不想申请香港永久居留权，因为不愿意放弃内地户口。另外又说自己“政治冷感”，会以“外国是否反对”来作为判断事物好坏的标准：“外国都反对的，就是要做的；都支持的，不会是好东西。外国怎么会真心实意希望你中国好？当然希望你越乱越好。”同时，他又再三声明，自己“不是参加反日游行的脑残爱国”。
在媒体上走红以后，家乡的妈妈每天都担心他会“被泛民激进派打”，吃个饭都要打电话来，叮嘱他“吃完饭就回家”。
汪煜和Darwin非常反感《环球时报》，觉得民主墙的事被《环球时报》报导，让他们有“被当枪使了的感觉”。但Darwin也说，即便被利用，自己也不会沉默不发声。“因为《环球时报》要拿我们写文章，我们就不干了？不能这样。这是完全两码子事。”
《环球时报》报导的走红，令事件由校园走向公共领域，引发了大量大陆网友对香港的嘲讽和耻笑，也令部分内地生“士气大振”。
自此，民主墙上陆港两边攻守互换，大量不同年级、男男女女的陆生一窝蜂参与了进来，用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洗版”了民主墙。有贴暴走漫画（一种流行于网络的开放式漫画，常被用来作表情图）的：“你们这么闹我就放心了，香港的未来就靠你们了”，“我为你们的智商感到捉急（注：着急）”；有贴“Beijing is not China”的；还有用文言文回应的：“尔等衣食中国之衣食，非他国之衣食也……乱者乘衅，混乱香港，妄图盗中国之天下”。
香港学生则直接在陆生贴的纸上写文反击：“大字报睇来似中国文化大革命”，“我出生就系香港人，非中国人！”，有的还贴出香港网络流行表情图“奸淫掳掠贪偷呃拐骗这就是中国”，还有的贴出了中华民国国旗和“HK is not China. China is not PRC。”、“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全港大专生使用民国纪年抗议打压香港民族自决，中华民国框架下实现香港民族自决”等等大字告示。
民主墙就此进入了中港混战模式，一直持续到学期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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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内地生汪煜用九型人格图来形容陆生对民主墙大战的不同取态。图：Wilson Tsang /端传媒
“这种微妙的平衡，还能保持多久呢？”
自从在民主墙发言之后，汪煜收到了很多内地生反馈，许多人对他表示“出了一口气”，“憋了两三年的怒气终于发出来了”。他说，日常生活中积攒的怒气，同学们“平常都忍了”，而这次的“HK is not China”，让内地生中的不少人都感到“实在是忍够了！”
也有内地生批评他们，指他们的莽撞反击让事情闹大，令香港网民“加深了对大陆的敌意”。
事件落幕之后，汪煜也“心情微妙”起来。
他自己写了一条总结发在微信朋友圈：“一天以前我还在想怎么搞个大新闻把local批判一番，然而火得太快不免有些惶恐，记者会怎么去写新闻？内地朋友看到了又会怎么去想？中港矛盾是不是只会加深？”
很多人担忧，未来类似的冲突会越趋激烈。
香港入境事务处资料显示，2014年，有19606名学生从内地到香港就读，大部分修读专上学院的课程。在爆发民主墙风波的理工大学，2014-2015学年的新生中共有1597名内地生，占学生总人数的9.2%。
这些内地学生的圈子很小，尤其是同一所大学的本科生，入学时都是在非本地生O week、O camp中由师兄师姐一步步领进门。在这些活动中，内地新生会自动划归到内地旧生的带领下，老乡帮老乡。曾组织过三届O week的Darwin说，他们接待新生时事无巨细，会把对香港交通懵懵懂懂的新生们从各个地方接到学校，带他们办学生证、银行卡、身份证，再帮他们找到宿舍、餐厅、图书馆、教室，还会组织各种“吃喝玩乐”的破冰活动，总之就是“带着跑，别丢了”。
这样一年一年的迎新下来，内地生数量又相对少，很容易就形成了内部的“抱团”。“我们和香港学生也玩不到一起去”，汪煜说。
在近两年的政治气旋中，香港与大陆在对方心目中的形象都在急剧下滑。香港眼中的中国大陆，背信弃义，政治高压；中国大陆眼中的香港，娇生惯养，崇洋媚外。而夹在其中的在港内地生，大部分很难真切地知道，这过程是如何发生，也未必有自觉去辨析和思考。
许多人看不清这中间有多少是官方舆论引导造就的偏见，也不了解背后有多少复杂痛切的历史政治背景，初来乍到，感觉到来自本地年轻人鲜明的排挤与压力，便本能地使用自己熟悉的系统语言去还击。这类表达，却几乎无法促成理解。往往是一把猛火，越烧越烈。
“豺狼当道，安问狐狸？”Darwin心声如此，“我们出来读书的大部分是中产阶级，不是掌控国家命脉的人，也不是大资本家。香港人针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在他看来，香港人无法改变那些来自北方政权的痛苦，就发泄在他们身上，“我们这些人，只不过是替罪羊。”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坦承：“这两年内地生所感受到的敌意是真的。陆港矛盾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不仅仅政治上，包括利益上、宿位上都会有冲突。而在香港，随着本土主义兴起，尤其是香港人在转变自己身份认同的过程里，会格外要与内地人区隔。内地生当然可以感受到这种夹缝感和敌意。他们会抱团，很自然。”
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罗永生曾撰文分析，自2011年起，香港的本土意识追求便由重写殖民历史的、非排他的多元文化左翼立场，让位于明确地以激化“中港矛盾”作为新的抗争手法的右翼路线。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健民认为：“这一路线通过攻击内地人来建立本土概念和论述，不仅认为中共政权有问题，连带着对中国社会、文化和内地人都有负面评价。这使得近年来香港的陆生处境变得更为尴尬。”
陈健民对前景相当悲观：“内地生对香港的自由、民主不公开表态，也会令本土主义持续误解中国。而香港本土主义发展下去，一定会对陆生全面开战。”
在知乎上拥有6000多名关注者的香港通识课教师林建建说，他预计未来，香港对大陆学生无差别的地域攻击将越来越多，“参与理大事件的学生仍能保持理智，然而这种微妙的平衡，还能保持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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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煜(左)与刘子豪(右)在香港理工大学聊天。摄：罗国辉/端传媒
“你不知道香港经历过什么”
1月24日，星期天。Darwin难得有空走出实验室，作为宿舍的tutor，组织了一群学弟学妹们打羽毛球比赛。汪煜知道后，也去观战。
和写下“HK belongs to China”的那一天一样，他从校外的宿舍出发，穿过重重的天桥，从民主墙旁经过。
他也路过了理大的学生书店，店里左侧第二排，显眼地摆放着一系列畅销的香港书籍：《郁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中国天朝主义与香港》、《重写我城的历史故事》、《被时代选中的我们》。汪煜只看了一眼隔壁书架上的热门科幻小说，很快就走了出去。
离开中国大陆不到3年的汪煜对香港政治不太关心，他说立法会选举“如果加一下内地人福利的话，我可能会关注一下”。在有限的了解里，他觉得香港人上街没有意义：“以为喊喊口号，大家支持，事情就会改变，这种想法很中二（注：自我中心，妄想症），真要改变香港，就好好读书，爬到高的位置。”
在汪煜看来，“香港问题20年内可以完全解决，人心回归”。他说自己来香港3年，“见证了它的衰落”，感觉心情复杂。“我对香港感情很深。很多人过分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过分强调什么土生土长，但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说到底都是中国人”。
不管是在民主墙，还是在理大Polylife Facebook专页的留言中，都有不少香港同学明确写下：“我生来就系香港人，非中国人！”汪煜显然无法理解香港同学这一种愤怒的来源。
汪煜在书店错过的这些书，Darwin曾看过几本。
Darwin已经在香港第七年，对香港今天的处境，有更多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我十分理解现在香港青年人的想法、做法、痛苦与困惑。”
不过他将香港的身份认同更多归因于时间：“香港人产生香港身份认同是因为被占领的时间足够长。出去不能说自己是英国人，也不能说自己是中国人，那就说自己是香港人，时间长了这种本土意识就起来。台湾不也是吗？50年足够了。”
对“香港民族自决”的主张，他不能认同：“香港人在基因上和广东一带汉族几乎没有区别。我们东北几百万满族人，还没要民族自决，凭什么你们就能说自己是一个民族，然后就要独立？”
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教授魏时煜居港多年，在她看来，大陆人会骂香港人不爱国，是因为用断裂式的眼光看香港，“因为你不知道香港经历过什么。”“有那么多痛苦，香港的过去没那么简单。但当陆生在民主墙上捍卫中国主权的时候，就等于把香港人变成铁板一块，认为香港人都一样，把许许多多的香港人都忽略不计了。”
今年8月起，Darwin就将是拥有投票权的香港永久居民了。
“在香港，你有比较欣赏的立法会议员吗？”记者问Darwin。
“我觉得长毛挺帅的，整天穿着个切．格瓦拉（哲·古华拉）的T恤到处跑。作为正经的无产阶级出身，还是挺值得赞赏的。”他说。但他又马上话锋一转，严肃起来：“他还是太激进了，我不会投他。”
实际上，Darwin已经申请了美国某大学的PhD学位，一毕业就会离开。这也是汪煜对自己的前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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