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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人的活法

好些伟人读历史都喜欢读人物传记,据说是读历史的快捷门径,一个大人物的传记读下来,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也就顺带着明白了。还有一层意思,他们不便说。古今中外,史家写传,传主多半有点来头。梁启超说,过去的历史,等于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其实,外国的历史也好不到哪儿去,怎么有可能有人为不知名的小人物做传呢?即使有,也是偶然的。所以说,喜欢读人物传记的伟人,在他们还不“伟”的时候,无非是有样学样。

虽然说,真的通过学习伟人变成伟人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但一直以来,好些历史的爱好者,的确怀有“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的心愿,如痴如醉地读传记。即使野心不那么大的,通过读传记了解一下别人的生活,尤其是跟自己不一样的大人物的生活,也是一种乐趣,多一点谈资。

民国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特别特殊的时代,跟这个时代相接的清朝,是一个历史上超级保守,也超级沉寂的朝代。它的文化,连一向仰慕中国的朝鲜和日本都看不起。不仅仅因为异族入主了中原,的确也由于这个朝代了无生气。统治者过于严谨也过于小心的政治高压和文化管制,不惟窒息了文化的创造性,而且连带着把所有的士大夫都管得小心翼翼,唯唯诺诺。像龚自珍说的那样,不仅相无才相,将无才将,市场没有了聪明的商人,连小偷都缺乏才气。

这个乏味的朝代,虽说在西方大规模进入中国之后,已经发生了变化,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还是跟民国的到来联系在一起的。民国时代国家很弱,总是挨列强,尤其是日本的欺负。但民国却是一个充满了生机,也充满了色彩的时代。民国的生机和色彩,是民国的人创造的,民国的人,有特别的“范儿”,属于自己的“范儿”,有意思,好玩。

这是一个文化人牛皮哄哄的年代,非常异议可怪之论随处可见,人人见怪不怪,断然没有人会把这些发怪论的人抓进局子,思想改造。总统也好,主席也罢,是不能进大学的,进了大学也没人理。蒋介石做主席的时候,进了一个小小的安徽大学想要摆摆架子,没想到给校长刘文典吃了一个硬硬的钉子。虽然下令撤掉了刘文典,但自家的面子再也找不回来,从此以后,学了乖,不再去大学找不自在。虽说大文化人中海归众多,但古来文人相轻的积习依旧在,互相挖苦,嘲骂,打笔仗,大学和文化机构,明争暗斗也时常会有,但无论牛人还是不牛的人,大多保持了行动的自由,和则干,不和则散,没有人为了权势低三下四。学术争论争得动了手,争完了一起喝酒。那年月,心底坦荡的文化人,还是多。

那也是一个媒体人耸动天下的时代,先后死于政治动荡中的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活着的时候,一支笔,任你总统还是总理,都得掂量掂量。后来的大公报三杰,办报不党不卖,刚果敢言,社论一出,天下景从。甚至算是后辈的范长江,徐铸成,也都有声有色。

民国的企业家,是在乱世打天下,而且打下天下的经营奇才。他们继承了张謇、汤寿潜们的事业,土生土长的卢作孚、王云五、荣氏兄弟和海外归来的陈光甫、范旭东、吴蕴初、侯德榜等一批新式企业家,在几乎没有国家保护的条件下,开创出一条中国民族产业的新路。

甚至,连民国的武人,江湖人物,都各具特色。有的骄横,有的谦恭,有的快意恩仇,有的阴险狡诈,有的老谋深算,有的鲁莽裂灭。但个个都个性鲜明,你就是你,他就是他。不许美术学校用人体模特的孙传芳,待人接物,极其绅士,他治下的江南父老,对他个个称道。满口五常八德的吴佩孚,偏偏要声援五四学生。执意复辟清朝的张勋,对他的家乡人,好得不得了。满嘴粗话的张作霖,进了他拿钱办的学堂见先生,却一个劲儿地鞠躬作揖。用水龙头给部下洗礼的冯玉祥,掌兵十万,自己却总是穿着士兵的粗布衣裳。连帮会中人,也有杜月笙和范哈儿这样的可人,令学商各界翘楚,称道不已。国学大师章太炎总统和主席都不放在眼里,偏偏要给杜月笙的家谱作序。

给民国人物做传,是一件快意事,也是一件苦差事。台湾著名史学家吴相湘,本为湘人,产生巨商之家,但却雅好历史。当然,在他那个民国年月,史学原是显学。吴相湘1933年入北大历史系,得陈受颐、孟森、胡适、傅斯年和陈垣诸大师的亲灸,尤其得治清史的孟森先生的真传。当日就是北大的高材生,留校服务不久,进入中研院史语所,为新生代史学家中的翘楚。到台湾后,著述甚丰,对晚清和民国史贡献尤著。其中,《民国百人传》是他着力甚多的一部人物传记合集,此番工人出版社出版的《时代迭变中的文武政要》,就是是书的一至四册(共五册)。

吴相湘先生著史论人,有中国传统史学的意味,每个传记,大抵跟二十四史上的人物传一样,一上来就是某某人,字甚,号甚,何方人氏云云,但其细腻详到,却又远非传统正史所能望其项背,立意正大,叙述平实,史料出处绝对可靠。要想知道民国的人和事,此书不可不读。加之是书所传人物,多半在国共之争中,偏于国方,长期以来大陆对之知之不多,更是弥足珍贵。

唯一的缺憾是,吴相湘立意太正,涉及人物,多数野史笔记的奇闻轶事都阙而不录,正虽正矣,但未免少了一点趣味。其实,野史稗闻,经过辨析,也未必一无可取。同时,个别传主因为各种原因,在细节处理上,用了曲笔。诚然,吴相湘写作的时代,对他而言,民国尚在,有的传主本人还活着,即使传主已逝,但人家的家人还在,下笔之难,非我辈所能体味,不录野史,偶有曲笔,也许是一种不得已吧。

2010年10月10日于京北清林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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