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年以前，我在《南方周末》发表《开明士绅刘少白》以后，在引起读者兴趣的同时，也遇到一些麻烦，其中最主要是一些当事人的后代对我的动机产生怀疑。其实我写这篇文章，一是因为我与刘少白先生曾是邻居，而许多人对这位被毛泽东称之为“开明士绅”的老人并不了解，所以我觉得有必要介绍一下；更重要的是我们研究这段被屏蔽的历史，是为了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寻找未来的方向。当然，这个小小的插曲，也成了我研究晋绥土改重要原因之一。
就在这时，我看到两份关于土改的材料，那种骇人听闻和触目惊心的感觉，是我从来没有过的。
第一份材料来自著名民国史专家李新的回忆录。他说：1946年夏，他从北平回到邯郸，那时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工作由薄一波主持。薄一波让他到附近的永年县当县委书记，他一上任就遇上斗争汉奸宋品忍的大会。当时参加大会的人数以万计，会场内外贴满了标语。他走进会场以后，看到前台柱子上绑着宋品忍，成千上万的群众高喊口号，气氛异常激烈。李新认为大会开始后秩序还能掌控，但是后来，一个老太太突然上了主席台，一边哭喊一边从怀里拿出一把锋利的尖刀。只见她先敲了一下宋品忍的脑袋，然后非常利索地抓住宋的耳朵，嚓的一声，耳朵被齐根切断，顿时鲜血飞溅。这时全场沸腾，人们一致高呼：“把宋品忍千刀万剐，碎尸万段！”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局面，李新必须有正确的对应，为此他立即召开临时会议，对与会的其他领导人说：群众的愤怒可以理解，但这样做影响不好，应该出告示将该犯枪决。后来，他电话请示上级后，才贴出告示，把宋品忍拉出去枪毙。没想到告示贴出后，群众又涌向刑场。当犯人已被枪毙、人群基本散去的时候，李新在现场看到宋的尸体只剩下几根骨头。这时，一个汉子气冲冲跑来，抓起那几根骨头，对李新说：“怎么把肉都刮光了，也不给我留一点，太不公平了！”最后，他捡起那几根骨头，一边走一边说：“吃不了你的肉，拿你的骨头回家让狗啃，也算解恨了”（参见《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篇》第5-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如果说李新讲的是一个斗争汉奸的故事，那么，第二份材料则是一个在革命阵营内部自相残杀的事例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曾经担任晋绥行署副主任、党组书记的牛荫冠，在“晋绥党史座谈会”上的发言，题目是《我们应从晋绥土改的“左”顷错误教训中总结历史经验》，其中一段话让我深感震惊。他说：
我记得晋绥党校搬家时，从兴县搬到宁武，沿途发现被打死的区乡干部不少，其中有一个区长（名字记不清了）被绑在树上，用树皮刮他的肉，满身流血，刮到骨头，最后刮死。听说，这个区长过去的工作是非常好的，抗日工作很积极，对人民很热爱，对上级党的指示积极执行，可是，这次运动中，他被活活刮死了。（《牛荫冠纪念集》第321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
这段话说的是1947年底或1948年初的事。当时已是晋绥土改运动的后期了。在著名的革命老区发生这种惨无人道的事，实在是出乎人们的想象，这也是我进一步研究晋绥土改的一个原因。
2004年初夏，我在一全同事的引荐下，拜访了已经退休的原中共忻州市委宣传部长白建华。白先生是兴县黑峪口人，土改时十七八岁。他说他小时候，黑峪口是水陆码头，可谓商贾云集，经济发达，因此他至今还记得当地生产一种豆腐干，由于加工精细，口感特别好，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再也不见了。另外，因刘少白、牛友兰在当地兴办学校，传播新思想，所以，人们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很高。那时，真是邻里和睦相处，居民安居乐业。老百姓婚丧嫁娶，从不大操大办。如果谁要铺张浪费，就会被大家耻笑，认为是封建思想作怪，老顽固、老落后。白先生还说，刘家兄弟为人和善，是远近闻名的老好人。刘少白的弟弟刘象坤在家务农，没有出去，但是本人却非常开明，他的儿子刘武雄1932年就参加了革命。
然而，到了1947年土改的时候，刘象坤却首当其冲成了斗争的对象。斗争他的那一天，会场上聚集了八个自然村的几千人，会议还没有开到一半，刘象坤就被众人你一拳我一脚，你一棒子我一石头地活活打死了。白先生说：斗争的骨干力量都是贫农团的年轻后生，这些人力气大，下手狠，打人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他当时也在场，周围人山人海，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刘象坤早就躺在地上没气了。白先生还说，刘象坤被打死的时候，正好他儿子刘武雄被开除公职从晋绥行政公署所在地蔡家崖回来了。刘武雄回来以后听说正在开批斗他父亲的大会，他连家都没有回就直奔会场而来。到了会场以后，他上台讲了一番话，大意是过去他受恶霸父亲连累，对革命不够忠诚，现在他决心要和刘象坤划清界限。随后，他跳下台来，从一位民兵手里夺过一把刺刀，冲他父亲尸体的胸口又连捅两刀。斗争大会结束后，刘象坤的尸体被人用绳子拖着扔进了黄河。
刘象坤惨死后，黑峪口又连续清算了斗争了七个地主恶霸。但是从《晋绥日报》的报导来看，所谓群众诉苦，大多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事。比如有人控诉说，有一次他去拾柴，地主婆骂骂咧咧的，“说是偷她家枣树枝枝，（后来）吓得连她家门口再不敢走”了。控诉者对地主婆下的结论是：“你连穷苦人的柴水路都断了！”（《晋绥日报》民国三十六年九月十二日第二版）
据白建华说，黑峪口村党支部书记刘玉明是红军东渡时就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但是在土改中也成了被斗对象。贫农团斗争他的时候开了一上午会，那些贫农团的人对刘玉明施以酷刑，打耳光，扎锥子，打棒子，折磨得他死去活来。刘玉明被打晕以后，有个后生找来一块石头冲他的脑袋砸了下去，没想到他的脑袋骨还真硬，这一砸居然让刘玉明反射性的蹦了起来。刘玉明稍微清醒之后，他给那些人跪下并央求说：“群众对我有怨恨我没意见，咋处理我我也没意见。我今年36岁，家里还有一个快70岁的老母亲了，给我留条命行吗？”刘玉明的话音刚落，一个后生又拿起棒子向他的头部打去，他应声倒下。群众以为他死了，也像对刘象坤似的，把他用一根绳子拖着，往黄河里扔。谁知他在河滩上又活过来并挣扎着想往起站，于是几个后生又下到河滩，端起刺刀在刘玉明胸脯上扎了两刀—–
白建华还说，刘玉明死的时候，现场有个姓任的汉子，他听说吃了人的心脏能治好病，便跑下河滩用刺刀将刘玉明的胸膛挑开，掏出刘的心脏用布包好，回到家中在炉子边上焙干，给家里的病人吃了。刘玉明惨死后，他母亲精神失常，妻子哭瞎了双眼，并被分配给失去一条腿的老红军。这位老红军姓任，是白建华的入党介绍人。我采访白先生的时候此人已经90多岁了，当时健在。
后来，《山西文学》鲁顺民也采访过白建华先生，并写了《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一文，发表在2005年第10期《山西文学》上。在此之前，他还在利用回乡过年的机会，采访了一位74岁的张老汉，以《关于土改，我对你说》的采访手记为题，发表于2004年第4期《山西文学》。据鲁顺民说，一开始张老汉听说他要了解土改情况，还有一丝不快，甚至有点生气，怀疑他不怀好意，但由于关系比较熟悉，双方很快就消除隔阂，畅谈起来。
张老汉是河曲县城关人，1947年土改时，他才十六七岁。他母亲是在抗战开始时被日本人炸死的，死得很惨，找到尸体时，连脑袋都不知去向。下葬的时候，他父亲只好在纸上画了一个头像粘在脖子上。后来他父亲没有再娶，依靠给死人剃头、做纸扎、油漆棺材谋生。在父亲的影响下，张老汉从小也学会做纸扎。但由于生意不好，他家的生活非常艰难。
张老汉说，土改时他三叔参加了贫农团，要他也去闹土改。一开始他爹不同意，三叔就数落他爹：“你说你半路打光棍，娶不起老婆，这是为什么？是封建地主剥削的呀！你说你每天辛辛苦苦做纸扎，和死人打交道，做些下三烂营生，还得给人低声下气，和死人打交道，这是为什么？是地主封建剥削的呀！”三叔还告诉他爹：“这次土改，轮到咱们出头出气了，穷人要翻身了！”
张老汉的父亲比较怕这位三弟，称他是“三阎王”。经过“三阎王”这么一说，张老汉的爹也就同意他出去闹土改了。于是，张老汉首先参加了少先队。少先队员大多是十五六的后生，比儿童团员稍微大一点，但是不够参加民兵的年龄。张老汉说：“那时候给公家干事没报酬。三叔说了，革命成功过后一并给。我爹曾问过，如果革命成不了功该咋办？三叔说，休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张老汉说，当时，除了民兵组织以外，还有农会和村委会。土改一开始，过去的全部推倒重来。于是，村里成立了农会临时委员会。临委会成员叫秘书，头头叫主任。土改开始后要划分阶级成分，当时的成份分的很细，仅仅是地主就有普通地主、化形地主、破产地主。另外还有普通富农、生产富农、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成份叫恶霸，不管有没有地，只要为人不好，就是恶霸。如果是地主又为人不好，那就是恶霸地主。如果是穷人，但为人不好，那也是恶霸。
定好成份以后，就开始斗争了。斗争的目的是“起浮财，挖地财”。“起浮财”就是要没收地主富农的一切家产，包括粮食、家具、衣服和住宅。“挖底财”就是要将地主富农藏起来的财产（主要是现金和金银财宝）全部挖出来。于是，整个县城每天都能听见打人斗人、呼号连天的声音。到了后来，民兵和农会的人手不够，就把少先队员也叫去，参加斗争。
至于斗争的方法，不外乎捆人和打人。为了防止地富分子外逃，民兵和少先队还有监视他们的任务。到了开会斗的时候，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叫“磨地”。开会前，先在会场的地面撒上有棱有角的炉渣，没有炉渣就撒些六棱八角的菠菜籽。这些东西铺在地上比木锉还要锋利。开会时，先把被斗争的人一把推倒，然后让两人提住被斗者的脚后跟一上一下来回拉。到了后来，又发展成将被脱掉被斗争的人脱掉衣服，光着上身正面拉反面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什么人也禁不起如此折腾。如果家里有点财产，早就全部招了。
张老汉讲了一个事例。他说，县城东门外有个姓周的药铺掌柜，平时比较小气，总是哭穷，所以人们送他一个外号，叫周二干干。贫农团知道他有钱，就开始斗他。因为他拒不交代，被脱光了上衣开始“磨地”。正当两个贫农团成员用手提着他的脚后跟在场上拉来拉去的时候，不知谁往场里扔了两块青石蛋蛋，只听见周掌柜的脑袋在青石蛋蛋上磕的嘣嘣乱响。一两个回合后，周二掌柜只好坦白了藏钱的地方。贫农团按照他的坦白交代，找到两三百块大洋。但他们认为不够，就继续“磨地”。又拉了三五个回合后，一个叫张毛女的女人在周二掌柜的肚子上放了一个小石磨坐了上去。随后她像赶马车似的指挥说：“拉上走，看他说不！”
看到妇女们在斗争中如此积极的表现，几个后生也不甘示弱。他们把周二掌柜拉出大门，又拉出城门，绕着城墙转了一圈。后来，当张毛女从磨子上下来时才发现，周二掌柜不仅早已咽气，就连后脑勺也被磨塌，脑浆流了一路，后脊背的肋骨白生生的，一根一根的，就像打场的链枷一样。
第二种方式叫“坐圪针柜”。
这种办法是先把放衣物存粮食的大躺柜抬出来，抽去中间的挡板，活像个长方形的棺材。然后在柜子底上均匀地撒上剁碎的酸枣树圪针，再把被斗的人脱光衣服，赤条条地扔进去，盖上盖子。把人扔进去以后，外面的人往柜子底上放一根檩子，从两头上下晃动，就像幼儿园孩子玩跷跷板一样。于是里面的人便从这头晃到那头，再从那头晃到这头。外面的人晃两下问一句，直到里面的人说出藏钱的地方为止。
有一个叫余务本的七旬老人，因为生意做得大，孩子们都陆陆续续离开家乡，只有他一个人留在老家看门。土改开始后，他因为耳朵有点背，别人与他说话他总是反应迟钝，因此被贫农团认为是看不起他们。于是贫农团便把他抬进“圪针柜”摇了好几个来回。外面的人发问，老人听不见，因此就是不吭气。于是大家以为他实在是太顽固，后来打开柜子一看，才知是他早就断了气。
第三种方式叫做“扔四方墩”。当地人把长城的烽火台叫做“四方墩”，四方墩有三四丈高，下面人迹罕至，十分荒凉。对于那些死活不说的斗争对象来说，扔四方墩可能是最后的一招。到时候，贫农团把那些顽固不化、打死也不交待的人押到四方墩上，往下一推，必死无疑。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贫农团还要在四方墩下面铺满石头，扔一次怕摔不死就再扔一次。后来人们不愿意费这力气，就干脆从上面往下面扔石头，只要砸到脑袋上，肯定就没命了。有一位姓韩的教书先生，被打成化形地主，贫农团的后生们看到他老婆每天提个篮子捡料碳，认为她是有钱装穷，便把她捆了起来。正好韩的妻子是个性情刚烈的女人，无论你们使用什么手段，她就是不配合，于是她受尽折磨，先后经受了火钳子烫、磨地，坐圪针柜等酷刑，直到最后，她被带到四方墩。在剥光上身往下推的时候，一个姓田的少先队员为了留下她穿的裤子，将她的裤腰带松开，然后揪住裤腰带把他推了下去。第二天，这个姓田的人将那条裤子卖给了摊。
死的最惨的是张老汉的外祖母了。这老人虽然是个寡妇，却经营着磨房、当铺、粮库和两只渡船等一摊子家业。张老汉说：“土改时，她被捆起来打过，火柱烫过，磨过地，最后还在耳朵里钻上捻子点灯——，最后，还是被人民法庭枪崩了。”
说到这里，张老汉颇有感触地说：“……人民法庭？人民法庭我给你说是这么回事。和文革时候的批斗大会差不多，由几个人控诉，底下是人山人海。其实许多人都是听过昔日富豪的名头，没见过面，都是来看希罕的。控诉的时候，土改工作团的人问：贫雇农弟兄们，大家说，这个人，该怎么办。只要底下有一个人说：打死他！……这人立刻就被拉出去。用这种方式，还有许多平时为人不好脾气不好惹下人的民兵、农会干部被枪崩了。这叫做：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晋绥土改进入高潮时，已经是滴水成冰的冬天了。张老汉清楚地记得，当时“冰天雪地，斗死的人都不允许去收尸，谁要收尸就认定是狗腿子，一旦定成狗腿子，斗争起来比真正的地主还厉害。后来，那些被斗死的，被抢毙的，都赤红溜棍扔在野地里，远远地就看见一群狗围着尸首争抢。屁股在雪地里露出来很抢眼，我给你说。尸体上的衣服早被人脱光了。”
对于后来土地改革运动的“纠偏”，张老汉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外祖母被“枪崩的后两天，也就是腊八过后那几天，说是枪崩错了。不仅仅是她，许多人都枪崩错了，要纠正。球，人死了怎么纠？这种混乱局面大概持续了三个多月，很快就结束了。一共打死多少地主，不知道。但仅我知道的就有十多个。反正挺乱，有好几次，贫农团开控诉大会，说着说着把县委书记县长就揪上台去斗开了。要不是土改工作团在那压着阵，他们也玄。”
张老汉承认，他也参与过这些事。人们叫他“鬼六子”，就是那时候起的。他还说，他曾经请教过早年在衙门里当刽子手的人，这人叫“三板汉”，是个塌鼻子，害杨梅大疮落下的病。三板汉教他一种方法，叫“小鬼搬砖”，就是电影里演过的“坐老虎凳”。后来他对三叔说了，三叔马上把这种法子运用到实践中。最多的时候能往受害人脚下垫七块砖头，“听见骨节圪叭叭响，是那种碎裂的声音。”
张老汉说，时至今日，土改的影响还在。有一次，他要给大儿子申请宅基地盖房子，村里拖了三四年也不批。有人给我传话，说是需要往上送黑钱才能办成。张老汉说：“我给他有条×钱。我就找到村主任家里，一进院，不说话，先看他那几间大正房。他看着我来者不善，说六叔你有事进家里说，站在外头能看出个灵芝牡丹？”张老汉不理他，只是说：“我是看你这房子，什么时候土改我该分哪一间。”一句话吓得他脸都白了。没过几天，盖房子的宅基地就顺利地拨下来了。
说到这里，张老汉哈哈大笑起来。
《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