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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苦的浩劫

1965年11月,刚刚结束中国建国16周年的国庆庆典,中华民族又将进入另一场更为荒唐,悲苦的浩劫——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1966年5月底,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成立。文革实际上是一小撮无耻者利用一大批无知者,进行共产党内派系之间的夺权斗争。就是这一场持续十年的斗争,最终以一小撮无耻者的失败而结束,但是留给中华大地的后遗症,百年难以消除。

建国前,刘少奇、邓小平主张“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则执着于建立“毛家王朝”。建国后,两派分歧日趋增大。毛泽东感到自己在党内处于被孤立的状态,不清楚哪些人站在对立面。这场革命就在两派日渐恶化的政见分歧中爆发了。毛泽东要利用文革找到党内他的拥护者,排除异己,巩固他的领导地位,这就是他口中的: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1966年6月初,全国开始停课闹革命。老师都被罢职批斗了,同学们按家庭出身被分为“红五类”和“黑五类”。“红五类”包括:革命干部、烈士、工人、贫农和下中农的子女。其中的一部分人后来组成了红卫兵和革命造反队。“黑五类”是指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右派分子的子女。这些子女要接受“红五类”的教育,听他们的指挥。我们每天到学校学习毛泽东著作(共4卷)、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社论。这两份报纸的社论极其左倾,拥护毛泽东。还有一篇叫做《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的文章,16K的一张纸,内容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文章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正告你们狗崽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你们必须老老实实接受无产阶级改造,和你们罪恶的家庭划清界限。每天如此,没有其他活动和学习。当时的学校就像劳教所,把“黑五类”变成了劳教对象。

后来红卫兵感到这样改造我们的思想的速度太慢,转而学习《毛主席语录》。这是一本64K,2公分厚,有着红色塑料皮,当时被奉为《圣经》的小红本子,内容节选自《毛泽东著作》和他在各个场合的发言节选。我们人手一册,被要求24小时小红本子不离身。不论遇到困难或欢乐,都要把小红本子放在胸前,都以“毛主席教导我”为开头,接着以场合不同讲鼓励自己的话,有时候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有时候说:反革命分子,你不打,他就不倒。等等如今想来荒诞可笑的措辞。最后再高高举起,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

运动进一步深入,毛泽东认为建立自己的党卫军、冲锋队的时机已成熟。他首先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建立了以高级干部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依仗毛泽东的理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砸碎旧世界(毛的党内对立面)、创造新世界(毛家王朝)”、“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顷刻间,红卫兵冲出校园,如洪水猛兽迅速席卷全国。他们肆意抄家,捣毁大批文物,焚烧古书,留存千年的宫殿、古墓、庙宇和城墙也惨遭破坏。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被捣毁的开封城墙(追溯至前365年,魏惠王时代)和宝珠寺(建于20世纪初期民国初年),在近年大兴古迹旅游的趋势下,又被一一修复,冒充古迹,坑骗游客。

各单位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技术人才,比如医院的高级医生,学校的高级老师,工厂的工程师等,都被划为“反动技术权威”。批斗大会、游街、武斗和抄家是红卫兵对付这些人的常用手段。游街的时候,被批斗的人被迫戴上1米多高的纸质圆筒形帽子,上面或是名字或是辱骂词语,胸前挂着一块几公斤重的木质大牌子,上面写着被批斗者的名字和具有强烈侮辱性的口号,我见过有很多人写着反革命份子,女的牌子上写:国民党大军的小老婆、破鞋。有的写:某某,头号大混蛋,大坏蛋。此外还有肉体折磨:下跪、“架飞机”(头发被人从后面揪起,狠狠反扭双臂,弯着腰,或站或跪,样子像喷气飞机)长达数小时。一些人体力不支,昏倒在地,一些甚至被活活打死。这样的场面在当时的开封城随处可见,再现了秦始皇的暴政“焚书坑儒”。这场运动发展的速度之快,超乎许多人的想象。起初我无法相信眼前所见,耳中所闻,只是麻木地看着街上被批斗的人,恐惧着自己和家人的未来。

我的同班同学中有一位叫李常富的,贫农出身,原本在同学中的名声就不好,因为他做事不讲道理,总耍赖皮。文革开始后变成了学校有名的红卫兵,经常带头批斗老师。1966年的夏天,文革开始一个多月后,他让我举报教物理的任老师,因为我和任老师关系好,了解他的情况。但我说任老师没有反革命言行,李很急切地要批斗任老师,就警告我说:你好好想想,你本身就是黑五类,如果你包庇他就是同罪。我坚持无可奉告,几天后,他在班上开了我的批斗会,借口就是我包庇反动技术权威,与其同流合污。从头至尾我站在讲台上保持沉默,接受同学们的批评。任老师知道此事后更不敢私下与我讲话,只是见面时点头微笑了一下,示意他知道此事。出言谨慎的个性保住了任老师在文革期间的平安,文革结束他后去了新疆,离开了让他饱受歧视的开封。

抄家也是文革中对待“黑五类”盛行的整人手段。经常在街上看到十几、二十几个红卫兵组成的“抄家队”,戴着红袖章,拿着铁锹、洋镐,急匆匆走过,表情严肃的像是去参加重要的战役。路上的人就会小声议论:看这样子,不知道又去抄谁家了。红卫兵认为谁家有钱,就去抄;认为谁家有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嫌疑,也去抄;谁家有古玩字画,更要去抄。我家那条小巷子一共几十户人,被抄的就有四五家。有时候抄家队抄不出东西,就对被抄的家庭进行批斗,说:东西被你藏起来了,要坦白交代。抄出来了,说一定还有被藏起来的,更要坦白交代。有些人甚至因为被抄出的东西定了罪,送回原籍老家,被当地的村干部监管起来,失去人身自由。作为地主家庭,我们一家人更是每天提心吊胆。1966年夏天,抄家风潮刚开始,母亲就让我把家里仅存的十枚民国时期的银元处理掉,以绝后患。天黑后,我把银元藏在衣服里,挑着两个水桶去井边挑水。水桶放下去后,看四周无人,我悄悄的从口袋里掏出银元,顺着井壁轻轻地丢下去,避免发出大声音。丢掉这些银元,我的家已经不再有任何称得上家产的东西。在抄家队提出抄我家的时候,一位好心的街道干部说:他们家我清楚,什么都没有,穷的不得了,你们不用去了。

我家躲过一劫,其他家就没有如此幸运了。我的一位高中同学,出自书香门第,父亲经营一家诊所,家中收藏了许多珍贵的名人字画、古董和古书,均属文物级别,在抄家运动中被洗劫一空。前几天与他取得联系,他表示不愿意再回忆起那段痛苦的往事。未征得本人的许可,我在此便不再详细赘述当时的情形。那个年代留给我们这辈人的苦难回忆,此生无法释怀。

1966年8月的一天下午,学校红卫兵总部收到柴火市街道的举报,说他们怀疑一个受管制的人员家里窝藏电台(那时的这种说法的意思是,这个人利用电台勾结美蒋反动势力),让红卫兵去帮忙查抄。如此重大“敌情”,大家摩拳擦掌。一位红卫兵把我叫来,说我懂得一些无线电知识,让我一起去,给我一个立功的机会。我不能提出异议,随着一队人出发了。后来知道这个人是方X先生,三十几岁,据说之前在东北的一家无线电厂工作,不知犯了什么政治错误,被开除回原籍开封。

到了市区胡同里的一座大院,上房,明三暗五,是个带阁楼,前出厦的起脊瓦房,老旧阴沉。见一波红卫兵涌进来,手里拿着工具,方先生夫妇两人在家,有点慌乱。抄家风正值热潮,两人当下明白缘由,不敢说话,任由红卫兵指挥。他们分成几组,翻箱倒柜的,四处挖刨的,看守警戒的,各个严肃认真。我在一旁等着被差遣。不一会儿,屋子里已经被翻的一片狼藉,院子的角落被挖出几个大坑。搜出一小罐子黄金首饰,和西装礼服、黄金首饰、丝棉袄、缎子被、羊毛毯和高跟鞋等等,象征“四旧”的物品,这算是资本主义嫌疑,同学们各个兴奋不已,觉得大有斩获。却还是没有电台的影子。

三个红卫兵上阁楼搜查,好一阵子才满身满脸尘土的下来。一个红卫兵腋下夹着一个小木盒,另一个红卫兵右手端着一个脸盆,呼叫:电台找到了!电台找到了!红卫兵头头立刻让我去看。我走上前去,说不是电台,只是一个小型五灯电子管收音机,脸盆里是一些南京产的电子管,是五灯收音机的零件,有的已经漏气了。头头立刻严肃的对我说:你要说实话,包庇就是犯罪!随后几个红卫兵和我一起把收音机拿回学校解剖,证明确实是个五灯收音机,这才作罢。

方先生家还在继续被搜查,红卫兵认为一定有窝藏电台。天黑后,一位革命头头来鼓励大家,说:我们要下定决心,继续深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安排我们分批回家吃饭,再回来坚守岗位。我被告知第二天早上再来,有人留守,害怕夜深人静的时候,电台被转移走。第二天一大早来到院子,看到一个年轻人,文质彬彬的,穿着整洁的白衬衫,被井绳一道道绑在椅子上,一个红卫兵正准备解绳子。我诧异的看着他,不明所以。一位同学告诉我说这是方尹的弟弟,在国营厂上班,昨天晚上回家拿衣服不肯走。街道干部昨晚来提醒他们说外地有伤害红卫兵的事件。所以同学们就和他商量,把他绑在了椅子上,以防万一。

直到当天下午,家里已经里外被搜了几遍,没有别的收获,就撤队了。晚上,街道干部组织革命群众,用架子车拉着翻出来的东西,打着胜利的旗帜,锣鼓喧天的去游街了。

文革时期,这样的闹剧天天在上演,有的摆摆阵势,口头批斗批斗,有的却让年轻的生命白白牺牲。

1967年7、8月份是武斗的最高峰。武斗是文革中保守派和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武装斗争,刚开始是棍棒、砖头后来发展成重武器。参与的多是年轻人,但这两派其实都是毛泽东的支持者,观点不同而已,武斗时声声喊的都是:誓死保卫毛主席!不知自己只是被毛利用了。

7月末的一天,我和同学相约去开封市文体馆打乒乓球,当时的文体馆在大相国寺内,紧邻人民会场。在解放路口,看到很多拿着刀枪冷兵器的人正在集合上几辆敞篷绿皮大卡车,吆喝着:去相国寺!支援人民会场!我俩为了避开日头晒,也跳上了车,紧抓车帮。卡车呼啸向相国寺方向开去。车子在离相国寺南门100米的地方停下,因为人民会场就在相国寺西邻,再靠近的地方已经戒严,站满武斗人员,各个头戴笆斗帽,手持长矛做进攻姿势,有的口中衔着一把手掌长的匕首,表情严肃,像是肩负伟大使命。还没等我们下车,就有人急急忙忙跑来喊:快点砸砖头,急用!只见车上下来的人掀起人行道上的方砖就开始砸。又有人来把砸成小块的砖头用竹篓运走,这即是简易手榴弹。我俩悄悄地从旁门溜进相国寺,绕到前门,那里离人民广场已经很近,更是挤满了武斗人员,人人斗志昂扬,眼神坚定,像是着了魔、中了邪。场面安静,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远远看到人民会场楼上平台上的一伙人,和另一伙隔壁平台的互掷砖头块。距离远,都打不着对方。

突然有人喊:快看!开始进攻了!只见对面,人民广场的石棉瓦房顶上出现一个破洞,有人从里面砸出来的。一架长梯竖起来,一会儿,拱出一个大个子武斗人员,一身标准行头,笆斗帽、长矛和匕首,手中还提着一条棉被做盾牌来挡砖头。看样子是个习武之人,马步摆开准备开战。紧接着上来的五六个人在他身后也摆开阵势。地面上的我们都看呆了,屏声静气,等待大战开始。突然,一阵急促的哨声,另一边平台上冲出一伙人,看位置是从放映室上来的,挥舞着大刀长矛,呼喊着:为了毛主席,冲啊!石棉瓦房顶的这位大个子立刻甩开棉被,紧握长枪,准备迎战。眼看就要短兵相接,他身后的几人却临阵退缩,向洞口跑去。见形势不妙,他也连忙退回,跳入洞口,险些被俘。放映室那边的人冲过去,对着洞口边喊,边用长矛狠狠地乱刺。场面触目惊心。同时,屋顶又冲出五六十人,舞刀挥枪,欢呼胜利,第一回合结束。

眼尖的看客指着人民会场后面的水塔说:快看!有两个人在往上爬。见那两人爬到顶端就开始拿竹篓里的砖头向平台扔去,这算是空袭。正在欢呼的一拨人见状马上撤退。这是第二回合。

紧接着又见一拨人从梯子爬上房顶,在一个老虎嘴窗口位置,用椅子和一块黑板搭做掩体,其中一位架上一支小口径步枪,试靶位。看到枪,地面上的人们骚动起来,小声议论着。很快,房顶洞口又涌出七八个人,阵脚未稳,对方放映室那边就在哨声下开始反攻,来势汹汹。看到步枪顿时呆住,慌忙向洞口撤去,只听一声清脆枪响,有人中弹倒下。同伙快速将那人搀扶回洞里。之后又有一次开枪,中弹的人和我同校,没有丧命,却伤了肺部。这是我第一次在武斗中看见开枪。

放映室的人撤回后不敢再出来反击。持步枪的这一方,越来越多人涌上楼顶。刀枪林立之时,一声令下,瞬间攻陷放映室,武斗人员也跟着消失在入口。短暂的平静后,悲惨的一幕发生了,只见放映室小平台那边冲出来几个人,惊恐万状,噗通噗通地从楼顶向下跳,有的摔的起不来,有的刚落地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在下面,场面惨绝人寰。看客们一片哗然,尖叫声不断。有个转业军人边听枪声边向大家解说,这是冲锋枪,连发,现在又平射……看来是军队开的枪。苍天啊!相煎何急!

正当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西边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顿时,相国寺里像炸了的营地,推挤着向外跑。我跑在前面,被绊倒在地却一点不觉得疼,爬起来继续跑,直到通过戒严区,看见许多等消息的革命群众,有人拉着我们问枪声,问武斗结果。在这天的悲剧中,三位校友失去了年轻的生命。文章写到此处,回忆沉痛的一幕,心情久久难以平静,真不愧人间浩劫之谓。有人说:“毛氏不死,国无宁日”,这句话说得真不错。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们应该勇敢的正视历史,反思这个伤天害理的文革,可是毛泽东至死未有做到,至今四十年了,中共仍未做到。

(高世洁文,高耀洁审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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