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铸成（一九○七～一九九一）长期主笔《大公报》、《文汇报》，名播寰内。不过，真正使他名声大噪脱颖而出的，并非其新闻专业，而是那场卷地而起的反右狂风，毛泽东撰写了那篇《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以及另一篇收入《毛选》五卷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至此，徐铸成作为二十二名中央级大右派而“名垂青史”。
恭迎北上参与中共建政
徐铸成早年毕业于北师大国文系，一九二七年即半工半读涉足新闻界，供职于国闻社与《大公报》，深得张季鸾、胡政之等《大公报》元老青睐、提携，迅速身列新闻界前沿。一九四九年前，出于人文知识份子天性，徐铸成始终热衷社会变革，倾向红色革命。一九四九年二月，他以香港民主人士身份，与陈叔通、柳亚子、叶圣陶、马寅初、郑振铎、王芸生、赵超构、宋云彬、曹禺夫妇等名士，同船被迎北上，参与中共建政，入住六国饭店，躬逢其盛，乃首届政协委员。
一九四九年上海刚易手，沪版《文汇报》复刊，然诸多“新套套”，每每使报人瞠目结舌。如共军攻占长沙，无线电已传确讯，翌日刊出，被指为“抢新闻”，乃资产阶级办报作风，因新华社尚未正式公告。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要闻编辑按章分题，以醒眉目，亦遭斥责，指为“离经叛道”，如此重要文件，只能以经典排版，原式原文，安可自由处理？
一九五七年春鸣放期间，徐铸成三月二十七日率中国新闻代表团访苏，五月九日回京，十三日回沪，整天埋头“访苏见闻”，逐日刊于《文汇报》，并无过激言论，而且距离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近在咫尺。只因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白彦力邀再三，徐铸成出席了即将闭幕的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会上鼓励鸣放，吸收党外代表性人士与会，助党整风。那天，会上有人说到党内党外需要“拆墙”，一位大专校长发言，说自己毫无实权，一切由党委书记（兼副校长）说了算，书记赴京公干，贴出堂堂布告——“离职期间，所有校务由校长代理”云云。徐铸成从这一发言中获得“灵感”，要求第二天大会发言，说了“拆墙”需要彼此尊重，并以自己与党员副总编钦本立合作甚欢为例，表明《文汇报》并无“拆墙”之需。其中，最“要紧”的一段是：党员领导要懂一点本行业务，完全外行，就会“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这篇发言刊载于《文汇报》。徐铸成划右后，一直以为是这篇发言惹的祸。其实，徐之划右另有秘情。
张春桥为保自己牺牲徐铸成
据徐铸成之子徐复仑最近披露：一九五七年反右开始后，上海市委得到毛泽东已撰《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点名《文汇报》编辑部是“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的”，而且帅上有帅，即章罗联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即“能干女将”浦熙修。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形成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这样，上海市委就有一个需要确定谁为《文汇报》之帅的“现实问题”。一天，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与当时分管宣传的副部长张春桥同车去见市委书记柯庆施，途中张春桥问石西民：“你看此帅应是谁？”浦熙修乃《文汇报》副总编兼驻京办主任，能够领导她的只能是总编徐铸成与党委书记兼副总编钦本立，两者之中必选其一。
由于一九五六年《文汇报》复刊时，徐铸成原考虑社址留京，乃是二十年的老朋友石西民与中宣部副部长姚溱一起劝徐原地复灶，保证尽力“解决一切困难”。更重要的是徐访苏前，刚刚被毛泽东接见，毛当面高度评价《文汇报》，说是下午起身必先找《文汇报》，然后再看《人民日报》与其他报纸。毛对《文汇报》的这番赞扬在宣传口人所尽知，划徐为右，实在不便转弯子。石西民对张春桥说：“徐铸成三月二十七日就出国访苏了，这几个月《文汇报》由钦本立主持工作。徐出国前，毛主席曾亲自接见，并对徐和《文汇报》给了很高的评价。这个闹资产阶级方向的帅应该是钦本立。”张春桥答曰：“你说得不错，但是老人家（指毛）的心思谁也吃不透，哪天他又要揪钦本立的后台，岂不揪到你我身上来了吗？还是定徐铸成，再要揪徐铸成的后台，往章罗联盟身上一挂不就了事了吗！”石西民觉得有理，随后柯庆施也同意了“定徐”。
如此这般，徐铸成的“右派”尚未经群众揭发批判，早早就内定了。而且，为了彻底搞清上海市委，不留任何后患，《文汇报》中共党员一个都不划右，连原定要划的钦本立与唐海都被塑造成“反右英雄”，藉以说明《文汇报》中共党委在上海市委的正确领导下，与徐铸成为首的民盟支部一直在做坚决斗争。此后，石西民与徐铸成再无任何交往，直至一九八一年徐铸成增补全国政协委员，文革中也饱受磨难的石西民当面向徐道歉，并说出徐之划右的这段事实。可见，张春桥确有相当敏感的政治前瞻性，当时就看透了“老头子”，其日后窥机爬竿应时发迹，自在情理之中。
历尽苦难改正大会上吐真言
划右后的徐铸成，仅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就遭到持续一个多月的面对面批判，发言者中包括抗日名将蔡廷锴。回沪途中，新闻协会主席邓拓怕他自杀，关照有关人员一路护陪。其后，遭降职降薪处理（六类处理中的第五类），工资级别从八级降至十四级，比主帅章罗都降得多（章伯钧从三级降至七级，罗隆基从四级降到九级）。一九六○年大饥荒，徐已家底塌空，携呀呀学语的长孙郊游，买一包二角钱的花生米，都要“咬咬牙摸出”，当孩子打开要吃，“我先数了一数，大小整整是十五粒半。自己虽垂涎欲滴，也不忍分尝半颗了。”回到市区静安寺，肉馅包子每只半两粮票、五角钱，“孙儿哭着要吃时，我只能强拉软哄，把他拉走了。”文革时，徐铸成被抄家四次，每天接受批斗，赶出上海华山路枕流公寓（叶以群、傅全香、王文娟等名人名角亦住此寓），在延安中路八七三弄蹲了四年不足十平米的灶披间，里弄“革命群众”时时刻刻监督改造。
一九八○年八月，七十三岁的徐铸成在“改正”大会上仍遭敲打，有人要他们这些“犯过错误”的老文化人必须谨记两条区别：一、不忘九个手指头与一个手指头的区别；二、勿忘“延安”与“西安”的区别。徐铸成先致感激，随即痛言：“含冤二十年，人生有几个二十年？我们这二十二人中（指中央级老右），三分之二已经不堪折磨离开人间。至于九个指头一个指头之分，有时难以区别，请问像文革十年所犯之失误，是一个指头还是四五个指头？同样，当时号称两个司令部，究竟哪一个司令部是延安，事先谁有识力敢于区别？”言毕落座，满场民主人士，只有一两位开明者，向他热烈握手道贺。
晚年思想仍受共党桎梏局限
一九八○年九月徐铸成访港，发表观感：“回忆一九五零年我离港时，香港的面貌大体上与上海相仿佛，现在则差距悬殊，香港已成为世界第三金融中心，生产则与新加坡、南朝鲜、台湾并称亚洲四小龙。神州大陆人民至此，瑟缩变成穷亲戚矣！”徐氏参观香港报社，看到一切电脑化，啧啧不已。再看到港民之富，感叹更深。“资本主义制度诚为剥削制度，但开放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又急速发展，亦有余力着眼于人民之福利，未可以社会制度落后，而闭眼否定一切也。”只是徐先生右派摘帽，帽痕犹在，还陷在“最优越的主义与最先进的制度”这一逻辑方阵中。当听闻一九七八年从大陆合法入港者五、六万，非法入境超过一倍，广州白云山“天南第一峰”题额下，众多青年投币占卜，投中“南”字预卜偷渡可成，评曰：“这股歪风实在使人不寒而栗”。
终徐一身，自谓“特别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老一代知识份子。但凡讲到“新中国”，一阵“尽管”、“虽然”以后，总要紧跟正面的“站起来了”、“得到温饱”之类，而真正的支撑性论据又提交不出。可见，饶是徐这样应该灵通八面的新闻人与政评专家，在资讯闭锁与政治高压的“铁屋子”里待了几十年，也耳塞目闭，既“聋”又瞎，并对政治“兹事体大，我不敢妄置一辞”，并说香港“因为社会制度不同，在优越性方面，它是根本不能和我们相比的”。若是徐先生知道仅仅一场“大跃进”就跃死了至少三千五百万人，还能说“站起来”、“得温饱”、“优越性”吗？
当然，除了资讯闭塞与政治高压的“帽痕”，晚年徐先生“拎勿清”（沪语：理解力太低）的根源还在于喝了那碗“主义”的迷魂汤。他于一九八三年写道：“全国解放之初，知识份子也像工农群众一样，无比兴奋，看到国家不仅在水深火热、积弱积贫下得救了，从此站立起来了，而且看到党指引的前进目标，所描绘的未来蓝图，比自己曾梦寐以求的，不知好多少倍。那时感激、兴奋、努力学习、探求真理，使自己在党的领导下，赶上时代的步伐，献出一切，这种迫切的心情，是难以言传的。……在批斗中，我自己承认思想、立场、观点没有改造好，但相信我能改好。”
有了这样的“阶级觉悟”，有了这样自以为绝对正确的方向目标，再想掉头走出来，确乎难度不小。若是天假以年，徐先生看到一九九二年以后“市场经济”逐渐恢复，看到当年奋力铲除的“剥削制度”全面回潮，他会“顿悟”么？只是，即便这一代左翼知识份子能够走出极左隧道，岁月留给他们的也只能是无尽惆怅与无限懊恨——来日无多矣！极左思潮需要整整三代人去证谬，代价之高昂，不禁令我再发一声“潼关之叹”——主义啊主义！思想啊思想！
《开放》2007年3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