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文化上
第一、文革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独尊马列”的绝对专制统治，既然已经导致“杀尽百家”的恶果，那么，中共在整个文化上的专制统治，也就必然要成为五千年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又一个“史无前例”。此尤不算，更恶劣和更无耻的却是，他竟用一家外族反动文化，不仅对中国人民实行了空前的残酷文化统治，而且对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和文化，予以了全方位的栽赃、否定、污辱、践踏、直至公开号召焚毁。
只因为对世界极其无知的马克思，认为人类各民族历史都只有“五大历史阶段”，所以，中共便要将中国自秦之后的两千多年早已“废了封建、置了郡县”的历史，甚至包括“推翻了君主帝制、创建了民主共和”的我大中华民国历史，都要全部纳入“封建”的历史范畴，以为马列作证；只因为马列要全世界的共产党人都必须与本民族的“一切传统观念作最彻底的决裂”，中国共产党就对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一杆子打倒，横加批判、否定、诬蔑和抛弃。只因为马列要反对所有的资产阶级文化，不论它是否西方进步文明，中国共产党都要坚决地以反对一切资产阶级文化为名，将晚清民初以来从西方传播到中国的所有西方文化，都当作批判、否定和驱除的对象，并对现代的西方文化施行严酷的“封关禁海”。他唯一必须尊奉、捍卫甚至还要创造性发展的，就是那个反动的、倒退的和专制的马列文化。直至把整个中国，真正史无前例地变成了一个“言必称马列、书必证马列、事必奉马列”的马列洋教专制国家。这就为在文革开始以后，进一步将中国变成也要“言必称毛思想、书必证毛思想、事必奉毛思想”做好了铺垫和准备。因为，毛泽东思想才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顶峰”。这些话听起来挺肉麻，但共产党、造反派就是这么说的和喊的。
第二、文革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毛泽东，不仅要用马列文化杀尽所有文化，不论是“古”还是“今”，更不论是“东”还是“西”，除掉西边的马克思以外；而且，他还必然地和要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文化理论，特别是列宁和斯大林的文化统治手段。将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原则、“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任务，斯大林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理论，操之在手。一方面，用党将文化死死地管制了起来，一方面则迅速地为党建设起一支独一无二的专制文化队伍。从此，文化就成了真正的党的文化，既要由党来领导，又要由党的文艺家来制造。文革前十七年间，文化已经完全地堕落成了“中共共产革命杀人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可以说，政治上一有风吹草动，文化界就大张旗鼓。文化不仅成了共产党的工具和玩偶，而且成了共产党镇压和杀人的道具、武器和对象。所谓创作自由，不过是一篇篇骗人的鬼话罢了。这才是文革前十七年的全部文艺作品均毫无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更无需大谈什么文艺作品的“永久魅力”（马克思语）了。共产党的著名作家李准，就是名噪一时的电影“李双双”的编剧，他在1979的全国文代会上就曾说过，“我人还没有死，作品早就死光了”。他的感叹之语，可谓那个时代文艺作品的命运写照。
第三、如前所述，既然文化只能是党的文化，文化团体都为党所领导，创作什么，表现什么，是好还是坏，都要由党说了算，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文化现状，即专制愚昧文化的文化形态遂迅速成形，专制愚昧文化的绝对“市场”终于形成。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愚昧文化已经成为社会的唯一文化形态。所以，在文革前十七年，就只有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文化，只有歌颂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只有歌颂中国共产党革命即中国共产革命历史的文化，只有揭露批判和否定“旧社会、旧中国”和中华民族历史的文化，只有卖力歌颂前苏联及其领袖列宁和斯大林“更加伟大光荣正确”的文化和彻底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及生活内容的文化了……。从此，文化不仅是单一的，而且是专制的，尤其是蛮横和残忍的。因为只要谁敢在文化的创造和传播中，违背了上述的“原则”，无产阶级的“刀把子”自然会毫不留情。文革前十七年因从事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而遭遇了共产党“刀把子”——从而在历次文艺整杀和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批判、被斗争、甚至是被迫害至死的大批文艺家们，早已为文革伊始就立即更大规模地和更加疯狂地迫害文化人，拉开了血淋淋的序幕，奏响了惊心动魄的序曲……
第四、正是因为专制的文化形态已经是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大陆文化的唯一形态，所以，当毛泽东要大搞个人崇拜，并要借助文化来为他发动党内斗争作准备、甚至是寻找“突破口”时，早就因为共产革命文艺家的卖力歌颂，特别是以郭沫若为首的一群无耻文人的肉麻歌颂，而成了“红太阳”的毛泽东，终于直接了当地、并且是不顾廉耻地将对他个人的“歌颂文化”，推向了“造神文化”的高峰。一九六四年，一出不惜篡改党史以专门歌颂毛泽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终于登台亮相。它不仅是毛泽东用文艺形式，对党内反对个人崇拜势力的公开政治还击；而且是毛泽东为“设定最高政治是非的界限”所利用的，最具有宣传性和最具有煽动性的政治手段。文革中，刘少奇等中共党人之所以会不堪一击，实在与毛泽东善于抓文艺制造自己神话般的“光辉形象”，关系甚大。对此，我在后面还要专门说到。当然，毛泽东在六十年代上半期发动和制造的“造神文化”，自然将文革前的专制愚昧文化推向了它的顶峰。这种愚昧文化对整个中国社会和全部世道人心，特别是对成长中青少年的巨大而又恶劣的影响，终于在接踵而来的文革浩劫中，起到了难以想象的可怕作用。
4、在经济上
第一、我们中国的读书人，都知道孟子有一句名言，就是“制民之产”。就是说，统治者不仅要保护老百姓的财产，而且还要帮助老百姓“增加财产”。这样，人民才能够不受饥寒、不受奴役，国家和社会也才能够得到安宁和发展。但是、只认马列为“祖宗”、前苏联为“祖国”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却从“革命”伊始，特别是开国伊始，就通过种种的政治手段，将全体人民的吃穿住行全部地管起来，全部地管死了。也就是说，人民在其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接受共产党的分配，为共产党所控制，为共产党所制裁。文革前十七年间，中国大陆的所有人民，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烧煤要煤票，结婚要批准，讨饭要介绍……。也就是说，人民连结婚都必须先要得到本单位党的领导批准，然后才能去区政府领结婚证。农民要出门讨饭时，也必须首先得到共产党的大队书记开介绍信允许，才能获得出门讨饭的权力，否则就极有可能被当成流民或流窜分子而被专政机关收捕，甚至判刑劳改。人民要到外地探亲，还得请求共产党允许他将本地粮票换成全省和全国粮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人民的一切人身权力早已经是荡然无存。而失去了一切人身权力的人民，当他们连吃饭和穿衣都必须求得共产党的施舍和必须接受共产党的控制之时，难怪在文革前十七年间，就只有共产党一再疯狂整人杀人的运动，而绝无人民反抗造反的可能了。而也正是人民民权的全部丧失，人民能力的全部丧尽，也才为共产党和毛泽东敢于发动那一场文化大革命，奠定了一个至为重要的社会基础。这就是在文革中，之所以会出现“叫你造反你才敢造反，叫你造谁的反你只能造谁的反，反正你是死也不敢造我毛泽东的反、死也不敢造我共产党天下的反”这样一些可悲政治现象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二、1971年，当副统帅林彪被毛泽东逼得终于从天上掉了下来之时，毛泽东为了维系自身的权威和权力，曾自作聪明、实则是极为愚蠢地向他的全党和全国发下来一份名字叫做“571工程纪要”的党内文件，揭发了他曾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是如何的反动。就是在这份文件中，透露出了林彪的又一个“反动思想”，就是他认为，毛泽东的残酷统治把共产党的中国搞得“国富民穷”。国是否真富，我们不知道；但民是真穷，我们倒是知道得清清楚楚。因为，我们都挨过饿，因为我们都穷得叮当响。只要回家看一看你的父母兄姐在文革前的黑白照片，你就会一目了然，就不必要他们再来一次“忆苦思甜”了。但是，林彪说“国富民穷”，还是有根据的。就是他说出了一个数字，即文革前国库存底有八千亿，而这八千亿，就恰恰为毛发动他的“史无前例”，因“大抓革命”，而“难抓生产”，救了大急。换言之，就是这八千亿，为他发动文革、专门整人垫了底。后来，胡耀邦和其它中共领袖都曾在报告中，证明了这个八千亿人民币的存在，和这八千亿人民币确实为毛泽东的十年文革挥霍一尽。所以，文革结束，毛也死了，中国已经是“国空民绝”。但是，若要换一个角度来说，正是人民在十七年中曾惨遭中共盘剥，被逼迫得史无前例地穷苦，才为共产党和毛泽东发动那场“史无前例”，作了经济基础即“革命保证”。
六、中共敢于发动文革的“政治保险”
毛泽东在整个文化革命期间，自始至终地和同时并举地抓了“两件大事”。一个就是路线斗争。他曾一再地发布最高指示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他更是一再地要在他的党内号召、发动和进行“路线斗争”，并声称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另一个，就是他曾一贯地、更早地、甚至是持续地号召过和实行过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甚至高唱“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为什么？
第一，因为只要一谈及党内的路线斗争，毛泽东就是“一贯正确”。这就使他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大搞路线斗争，以斗垮斗倒斗烂刘少奇，带来了“胜利的先机”。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特别是1935年毛泽东做了中共的核心和领袖之后，曾有过几次大的路线斗争，但几乎每一次路线斗争，毛泽东都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和路线斗争的胜利者。在1935年元月的遵义会议上，在党内两条不同的“逃跑路线”的斗争中，毛泽东的逃跑路线占了上峰，毛因此而拯救了党、拯救了他们的“革命”，更因此而成为党、特别是军队的领袖。在大中华民国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当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真抗日路线”和毛泽东为代表的“假抗日路线”发生激烈争执时，又是毛泽东的“假抗日路线”获得了胜利，由此毛泽东不仅保存了共产党，而且发展了共产党，尤其是扩张了共产党的地盘。用中共党史专家的话来说，就是“为未来的那一场人民解放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因此虽成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大灾星”，却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大救星”。毛泽东曾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洋洋得意地夸口自己当年不准八路军和新四军真抗日乃是如何英明正确的谈话，已经成为历史的证据（参阅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庐山会议回忆录》）。毛泽东在这两大路线斗争中的胜利，都救了共产党的命，更造就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领袖地位。特别是第一次他让周恩来从此服从了他，第二次他则让刘少奇成了他最重要的打手。所以，就党的历史、党的命运、毛的历史、毛的“功绩”和毛与刘少奇的“主从关系”来说，只要一谈路线斗争，刘少奇就已经不是他的对手，或者说，刘的腰杆子是硬不起来的。这就为他发动一场要打倒刘少奇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一定的“政治保险”系数。
第二，对毛泽东来说，另一个“政治保险”则更为重要。这个政治保险，就是中共及其领袖毛泽东从来也没有放松过的“制造阶级斗争、调节阶级斗争和狠抓阶级斗争”。因为，有一点是必须明白的，如前所说，就象斯大林在发动对党内的大清洗时，必须同时残酷镇压共产党外的“阶级敌人”、实际上的无辜人民一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目的，虽然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却绝不容许共产党的“阶级敌人”乘机捣乱和破坏，直至对他和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制造不安和危险。因此，斯大林为了保证对内政治大清洗的成功，便在他自己曾宣布“已经消灭了阶级的前苏联”，重新制造出了一大批阶级敌人，以供他“杀害”，籍以稳固他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毛泽东则要在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大抓阶级斗争的同时，进一步地和更疯狂地提出来“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因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即只要敢于大肆进行“阶级屠杀”，全中国就谁也不敢“乱说乱动”了，这就自然为他发动文革作了“政治保险”。因为他绝不能在打倒了刘少奇的同时，竟让共产党和他自己的专制统治也被人民乘机推翻。这是他必须顾虑到的，也是他必须严加预防的。更何况，毛泽东一向拥有制造阶级斗争和调节阶级斗争的成功历史经验呢！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艰难的卫国战争中，就曾为了说服他的党徒不抗日，假抗日，求扩张，大出卖，曾经大谈“民族斗争说到底就是阶级斗争问题”和“阶级斗争是可以调节的”的理论，以为他的共产党在全民抗战中，“决策不打日寇、专打抗日的国民党”，和“决策日蒋火并、绝不帮助蒋介石抗日”，在党内扫清了思想障碍。他因此曾大获成功……。所以，1962年，当中国大陆人民刚刚才从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过来，只因毛泽东已经有心要发动一场政治浩劫以整杀刘少奇，毛就开始高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了。此后，一直到他死，特别是在文革恶浪起伏、社会血腥弥漫的那些岁月里面，毛泽东更是一贯地、连续地和从未放松过的高喊“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一贯地、连续地、极其残酷地和一次又一次地将无数无辜的人民按杀在他那把“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屠刀之下，以确保他对党内发动路线斗争的绝对胜利和全面成功。对此，在我讲到“中共发动文革的谋略和过程”时，再详细谈及。
2006年9月26日讲于加拿大温哥华卑诗大学(UBC)
《黄花岗》200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