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我与文革
各位留学生和华侨朋友，各位前辈和人士：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我不是文革史研究专家，对文革不具备专门的学问和细致的研究。所谓“术业有专攻”嘛！但我毕竟是一个半途出家的历史研究者，对中国现代史，和对中国现代历程有着深刻影响的世界近代历史，有着一定范围的知识，和一定程度的了解。而文革，毕竟又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部份，它的发生、过程与结果，不可能与中国现代史及世界近现代史毫无关系，更不可能与近现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与世界共产革命的两个祸首——马克思主义和已经崩溃的共产党俄国，没有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恶性传播，没有前苏联的扶植、命令和指挥，中国不会有共产党，不会发生共产革命，更不可能篡立一个马列中国，也就不可能出现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一个“东西”。
其次我要说明的是，本人是文革的经历者。但我是一个“文革逍遥派”。当然，真要说到“逍遥”，那也是假的，成天提心吊胆，又怎么可能真正做到逍遥自在？所谓逍遥，就是没有参加造反，没有斗争过别人——不得不和大家一起参加斗争大会时除外；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背诵毛主席语录——必须和大家一起学习、背诵的时候我还得装模作样地学和背；只要能够不戴毛主席像章，就坚决不戴——必须别在胸前的时候我也不敢摘下来……。原因，开始时，是别人不准我革命，因为我是右派份子的儿子，是黑五类；后来是我自己因为厌恶而坚决“不参加他们的革命造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对我的采访录——“逍遥派说文革”一文）。再加上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们大闹“革命”，而把我这等人忘却了，我便有了机会，认真阅读红卫兵造反派抄家、焚书、坑儒、斗民中间残存下来的“封资修”，再就是写作和拉琴，虽然也是“写了又烧，烧了再写”，原因是绝不敢保存下来。所以，我对文革和造反缺少感情，用文革造反派的话来说，就是“缺少某种革命精神”，却对我今日反思文革有利。因为我没有必须为自己的“文革行为”进行辩护或辩解的感情来由。另外，我们家虽也在文革中遭遇“家逃人散”，但毕竟还不是“家破人亡”。我的父母毕竟还是寿终正寝。我那个在文革中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哥，虽曾被造反派斗争得要自杀，但毕竟被家人拦了下来，后来还有很大成就。所以，从个人利害出发，我对文革的感受，也不至过于激烈。这自然能够使我相对地冷静一些。我看了陈炯明的公子陈定炎先生为其父写的“翻案巨著”，便是全面地歌颂其父和全盘地辱骂孙文（顺便说一句，现在他的书成了中共“放言、放人”到海外大肆恶攻孙中山的“主要历史证据”）；我知道另一位国民党后人，一个很有历史修养、拥有丰富现代史知识的学者，在为其祖父作传时，凡是对的事情，便全属于他的祖父；凡是错的事，便全属于别人。这些都使我深知，当事人或当事人的后人，在回忆甚至研究往事时，难免会感情用事。而一旦感情用事，就难免会有些不客观了，就不说有些人还不仅仅是感情用事那么简单。我以为，这也是我这样一个有文革经历的研究者所必须注意的，哪怕我只是一个“文革逍遥派”。
正因为如此，我今天将努力不从感情、观念、观点出发来反思中共文革。我说努力，因为我知道，这很不容易。对于共产党发动文革的空前罪恶行径没有看法，不深恶痛绝，那才叫不正常，也叫没有良知。
我将在今天的讲演中，勉力为大家勾勒出中共文革之所以发生、发动和为中华民族大造其孽的“来龙去脉”，也就是勾勒出一条文革的“基本线索和简单线索”。希望大家，不论是文革经历者，还是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青朋友，都能因一条较为接近真实的历史脉络，而作出自己的客观判断，或进一步去作自己的研究。倘能如此，我就算是尽了心了。
这是我的开场白，也是多余的话。
今天，我将围绕著文革讲十二个问题，就算是我个人粗浅的反思。
一、中共彻底否定文革了吗？
现在有一个理论，是说“因为中共彻底否定了文革，所以我们就不能完全否定文革”。我有些不以为然。就不说这还是毛泽东那句“最高指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翻版。单单说在事实上，中共根本就没有彻底否定他那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我说中共之所以没有彻底否定文革，有这样几个理由：
1、中共与文革的关系——文革是中共中央决定发动的
我们首先要明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共中央决定发动的。
第一，中共为发动文化革命，曾先后由中共中央建立过两个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第一个是在1964年7月初，中共中央曾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立了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从此，文化革命就首先在文化界展开起来了。我后面会详细说到。第二个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则建立于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因为这次会议打倒了前文革小组的几乎所有主要成员，还揪出了所谓“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所以，中共中央才决定成立第二个文革领导小组，它的成员则是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都很快就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他们这五个人，有三个人成了后来的所谓四人帮成员。
第二，中共正式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发动文革的“516通知”，也是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也就是说，是中共中央决定发动的。所以，不论文革是不是毛泽东发动的，在决议上，在程序上，他都是由中共中央及其政治局决定发动的。所以，在谁发动了文革的问题上，无论如何也撇不开中国共产党自身。至于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人，都是共产党，更是文革期间中共的核心领导成员，而不是国民党或其它任何一个党的成员，我就不说了。
2、毛泽东与中共的关系——毛是中共的领袖和主席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现在，一些文革的经历者和文革的研究者们，常常都把文革的发动归咎于毛泽东一人，却忘记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第一，是他们忘记了毛泽东乃是中共的领袖，从1935年遵义会议算起，到1966年文革发动，毛泽东已经作了中国共产党的31年伟大领袖；从1945年中共“七大”算起，到文革发动，毛泽东已经做了2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所以，不论是对外还是对内，毛泽东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代表。也就是说，毛代表了共产党，共产党以他为代表。换句话说，毛泽东做的事，就是共产党做的；共产党做的事，也就是毛泽东做的。这是天经地义的，所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文革后的中共中央当真要彻底否定文革，就必须彻底否定中国共产党自身，起码是要否定文革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但这是中国共产党做不到的，也不敢做到的。因为，直到今天，他还在吹嘘自己一贯是“伟大、光荣、正确”。
第二，正因为如此，当邓小平要搞改革开放，而不得不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否定毛泽东的时候，他只能说，毛是“三七开”。也就是“三分过，七分功”。到了1981年，他又忽然象是大梦初醒似的对全党说道：“我们决不能否定毛泽东同志。如果我们否定了毛泽东同志，就等于把我们党、把我们自己全部否定了……”，从此，他非但不再否定毛，甚至还要求把所谓的思想解放运动，解放到“毛泽东的科学思想体系里面去”。2006年，中共“光明日报”网站在已经发表了一系列批判辛灏年的文章之后，又发表了一篇评“辛灏年现象”的文章，这篇大批判文章的作者，声嘶力竭地叫嚷说，“我们就是不能否定毛泽东，不能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因为，毛泽东曾多次地发表过一个“最高指示”，他说，“我一生只做过两件事，一是打倒蒋介石，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如果把毛泽东发动文革彻底否定了，就等于否定了半个毛泽东，那就不是“三七开”，而是“五五开”了！就不说，中国大陆对历史的反思，也已经把毛泽东“打倒蒋介石”到底对不对的历史疑问，尖锐地摆到了共产党的面前。今天我就不说了。如果我说了，那毛泽东就是“十零”开，就是“只有罪行，没有功劳”了。
所以，我才说，中共根本没有彻底否定文革。因为，他一是不能彻底否定毛泽东，二是更不能彻底否定共产党。因为否定了毛泽东和共产党，就连他们自己都全部被否定掉了！中共在实际上，是把文革藏进了保险箱里面。不是“不愿显宝”，而是“不敢显宝”。因为，文革这个“宝贝”不仅可怕，而且会让他丢脸、丢丑，甚至会给他带来危险或危机。我们只有认清了这个要害，才能明白，今年虽值中共发动文革四十周年，中共非但自己不作“纪念”、也绝不容许中国的老百姓反思和批判的原因。倘使中共真是彻底地否定了文革，那还要把它藏着、掖着做什么呢？至于有些人在海外糊里糊涂地喊着要“纪念文革”，我听着也是有些纳闷的。因为，文革还有什么可以“纪念”的呢？对文革只能是反思、是研究、是批判、是否定，是接受这一史无前例的惨痛历史教训。
二、中共将政治浩劫定名为文化大革命的缘由
众所周知的是，文革确实是一场“革命”，因为，他革掉了太多的命。它不仅革了千千万万无辜百姓的命，而且革了许多共产党人自己的命。但是，中共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浩劫”，为什么又要被他自己称做是一场“文化大革命”呢？它跟文化到底有没有关系？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1、文化从来就是共产革命的工具玩偶和一部份
必须首先搞清楚的是，中国共产革命是世界共产革命的一个部分。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国际专制复辟势力的一个部分”。这个世界共产革命，在理论上早就由马克思提出了“要与一切传统观念决裂”，以建立所谓无产阶级文化的观念。在列宁十月“背叛”成功、并且篡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党主”专制的国家之后，文化就更是公开地被当成了共产党、共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和玩偶。
早在1919年之前，列宁就已经规定了文学的“党性原则”、即“党的文学”和“党的文化”原则，规定了“文化和文学必须是属于党的”。他的著名论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就为其后各国的共产党规定了“文学和文化必须由共产党来组织和领导，必须是共产党自己的文学和文化，必须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就是说，文化从思想到艺术，从主题到内容，从内容到形式，都必须为共产党所“专有”，为共产党所“专用”，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列宁的名言，也是中共所津津乐道的，就是“文学是整个共产主义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1919年，列宁在前苏联建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个文化协会的宗旨就是：“号召阶级斗争、鼓吹无产革命、规定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创作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它的口号竟是：“恐吓阶级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它的行为则是：“打击敌对文学、批判自由文学、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队伍”。高尔基的名言就是：“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他！”无产阶级文化的血淋淋的形象，就这样为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喊叫出来了。
后来，斯大林根据列宁的教导，根据前苏联国内现实的需要，又具体地提出了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将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及其必须“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原则，进一步推展到了“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鼓吹阶级斗争、鼓吹无产阶级专政”的范围和高度。文化，在斯大林的手里，终于完全地变成了“革命和专政的工具及玩偶”。
2006年9月26日讲于加拿大温哥华卑诗大学(UBC)
《黄花岗》200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