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伏尔泰之前，只有以某些国家领袖的名字来命名时代的先例，到伏尔泰，一个新的纪元开始了。从今以后人类最高的统治权力将是思想。权仗和刀剑已经折断，再也没有别的最高权力，人民只有法律，个人只有良心。
——【法】维克多·雨果：《在伏尔泰逝世100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
一、一次国葬、世纪之丧
十年前，2005年12月5日，刘宾雁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罗伯特伍德詹森医院溘然长逝。48小时内，除非洲外，世界各地近千人士组成了刘宾雁治丧委员会。该委员会连续七次发布公告，第七号公告写道：
我们深切感受到刘宾雁这个被毛邓两朝君王所嫉恨的名字，在人们心中所激起的波澜。从冰雪覆盖的北欧瑞典到花团锦簇的东南亚曼谷，从寒风凛冽的中国西部到初雪漫天的美国东岸，到处都有人在难过，在祈祷，在啜泣。我们久久思索：这个刚刚逝去的人究竟是谁？他不是伟大的政治家如华盛顿，不是常胜的军事家如拿破仑，不是杰出的思想家如海耶克，他也不像爱因斯坦窥视了宇宙的秘密，也没有发明电灯蒸汽机和电脑，那么，他怎能在如此广阔的地域激起如此深刻的感情？
作家郑义指出，虽然没有仪仗队、礼炮和宏伟的宫殿，但就其在如此广泛的人群中激发出来如此强烈的崇高感，就其在中国精神史上的地位，刘宾雁葬礼形同“一次国丧，一次世纪之丧”。
刘宾雁生前曾致信中共领导人，希望回国一次，“我的要求并不高，哪怕回去打个转，亲吻一次家乡的土地，也就满足了。”北京当局收到信函但绝情地拒绝了。五年后，2010年12月22日冬至日，刘宾雁的骨灰在北京妙峰山天山陵园下葬，近百人在警察监视下前往凭吊。
八年后，2013年8月，《刘宾雁时代》在海外出版，共印刷2000本。作者马云龙曾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才子，文革中最早觉悟的红卫兵之一，因此被囚死牢，熬过毛泽东死期，得以留命。后创办中国第一份都市报《大河报》，终不见容于当局而屡遭贬黜。受刘宾雁亲友委托，马云龙息交绝游，北上南下，秘密采访数十人，几乎在地下状态完成此书。没有新闻报导、广告、新书发布会、售书签名，只有被暗中监控的一千余天。马云龙指出，刘宾雁有“无人堪比的传奇”：其右派顶戴承毛泽东“御赐”；革出教门，放逐海外，蒙邓小平“钦点”；流亡异国，终老不归，赖江泽民、胡锦涛“垂恩”。《刘宾雁时代》的作者认为：刘宾雁时代，意味着重振人的尊严，呼唤人性回归的时代，恢复新闻真实性和人民性的时代。“刘宾雁时代”不是“谵妄的僭越”，而是对刘宾雁事业与思想的公允评价。他问道：谁说只有毛泽东、邓小平们才有独霸“时代”这个大词的特权？
“时代”作出了回答。2013年1月，《邓小平时代》中文版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获“第七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该书耗时十年，采访过300多位显赫人物，64万字，注释达80页，英文版超过亨利·基辛格《论中国》等分析国际局势的专书，获2013年度英语世界非虚构文学奖“吉尔伯奖”，被《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等世界著名媒体评为“最佳图书”。该书作者傅高义，被称哈佛大学“中国先生”、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继拉铁摩尔、奥森伯格、基辛格、黎安友后又一名美国犹太裔中国通。傅高义是最近一名取得某种特权，被允许可以自由穿行中国、自由采访的西方幸运儿，其著获准突破中国天罗地网般的审查体系，得以公开出版发行。交换条件是，向北京献上“独立观察和思考”，向世界介绍一个迅猛崛起的“爱好文明与和平”的中国。北京、上海、深圳、香港、纽约、东京等地举行了高规格的新书发布会，中文版50万册一售而空。傅高义交替用中、英、日文与读者和媒体交流，并预言，新上台的习近平将继续走邓小平的路。——《邓小平时代》就不仅“客观”描述过去，而且可作未来中国的指南。
将一位强权人物冠以时代，这种黑格尔式史观，十分投合被黑氏弟子马克思改造后的中共人士的脾味，——邓小平所作所为皆代表历史铁则与时代方向，体现不可违逆的国家意志，最大限度地代表人民利益，亦即中国历代皇帝高深莫测的无上权威：奉天承运。这是西方人对中国王权的又一次致敬，承认一种在西方早已绝迹的独裁合理性。
二、谁真正代表时代？
究竟是毛泽东、邓小平还是刘宾雁有资格冠以“时代”？表面看去，是一个荒诞无稽的问题。一名客死他乡的流亡作家，怎么可能与改变中国命运的“伟人”、“巨人”相提并论？然而，适当延伸并拉开历史尺度，人们或许可以打开另一种视野，得出不同的结论，——谁代表时代，不是一个荒诞的伪问题。它是持续混淆视听达三代之久、悬而未决的真问题，也是正在显露答案的好问题。
孔孟高倡“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鼓吹“民贵君轻”，希慕“王道”、“仁政”、“德业”，但中国自夏商周至元明清，一直交替使用帝王年号纪元，易君改元，以新元累计年代，以君主继立为历史纪年系统，演为中华君主专制大统。秦始皇一统天下，更建立中央集权帝国，“道统”——人文精神，化成天下——与“法统”的对峙从此归以皇权的绝对至尊。自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为正史，“正统”、“正宗”、“正朔”皆为帝王世袭专用。辛亥革命推倒帝制，不再延续帝王纪元，改为世界通行公历（袁世凯所创“中华帝国”年号，改元“洪宪”，名分与实质皆不合时代潮流，徒留83日短命闹剧）。《宣统退位诏书》寥寥数语，堪称中国三千年“与天下更始”的文献，即“法统”向“道统”、皇权向民权、帝国向共和宪政的历史性让渡：
国体一日不决，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恶因一姓之尊荣，拂万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清廷逊位，缘于西方近代自由精神和民主宪政东扩的世界性潮流，与中国儒家天下意识自我实现的历史意欲之现代遇合。但捷足先登、抢先呈现的，却是地缘政治携带的两大阻滞力量：受普鲁士帝国启导的日本黄种人罗马帝国和受德国一元论哲学影响的苏俄红色帝国。日本的入侵和苏俄的渗透先后夹击中国，前者摧残中国的民族生命，后者奴役中国的精神生命，其结果是中国要么参与大东亚圣战，要么追随苏俄成为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东方基地。日本战败，苏俄在东亚的首要目标是支持中共颠覆中华民国，建立列宁斯大林式苏联国家，阻止中国战后继续与美国结成联盟，亦即禁止中国向“立宪国体”过渡。战时中国，曾被正确地称为“自由中国”。若无日本入侵，中华民国将顺利作为这种历史性让渡后的新型国体走向共和，跻身世界民主潮流，对内完成现代改制，对外吸纳欧美宪政，进而调适古今，融汇中西，以建民国，以进大同。日本投降，国民政府通过宪法，宣布实行宪政统一。但是苏俄的政治渗透与武力介入，再次改变了中国路向。中共取国民党而代之，马克思所创唯物一元论和共产主义宇宙观取代中国皇帝统绪而成“放诸四海而皆准之普遍真理”。一个无人料及的后果是，西欧最激进的反传统潮流和苏俄反西方反现代文明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竟然激活了本已寿终正寝的中华帝国，皇权专制主义在中国死灰复燃，——毛泽东借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魂，还秦始皇之尸。斯大林这位“社会主义阵营”太上皇在世，毛无论如何不敢僭称帝元；但1953年斯大林死，中共即全力圣化毛泽东，连《少年先锋队队歌》也进入谀颂行列：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郭沫若词）。“毛泽东时代”显示为新式天宪正朔。“时代”从此为红色帝国最高元首专享，任何人不能假借和蹈袭。
傅高义取名《邓小平时代》，显示传主乃继位最高法统，天然代表他统辖的空间（国家）和时间（时代）。事实上，跟秦皇汉武“视国为家”一样，共产中国发生的所有大事，无不打上最高统治者的戳印。邓小平也许是最后一名可以加封“时代”二字的最高统治者，正如“毛泽东时代”中国所有重大事件无不属于毛的私事一样，当代所有编入《新华字典》和《汉语大词典》的名词，几乎都与邓小平有关。很难否定傅高义对中国的本质性解读，路易十四“朕即国家”的断语仍是共产中国的真实写照。2005年，美国投资银行家和公司战略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出版《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全球同步发行，“永不绝版”，但不敢称《江泽民时代》。习近平三年作为，红色帝国再次全面复辟的朕兆已为世人惊觉，识者当不以为忤。
历史一而再、再而三地显示，中国仍然处于它的帝王时代，至高权力不受挑战的独裁时代，处于亚洲大帝国权力金字塔时代，世界民主潮流被强力阻遏的现代极权时代，一言以蔽之，处于“一个人自由”的时代。这意味着，东方专制主义拥有超强的自我复制能力，直到21世纪，还在吸纳和窃取西方科学技术、尽享全球化红利的同时，顽固抵御自由精神；意味着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东方门徒似乎避过了俄国共产主义崩溃的震荡，诱使和逼迫中国人接受专制比自由更实惠更有保障的现代帝王统治哲学。
但是，中华红色帝国是一种历史的幻影，正如“毛泽东时代”在1976年9月9日随着其肉身死亡——毛泽东的战友和弟子们一直在等着那一天——而到点一样，“邓小平时代”在1989年6月4日那一天已提前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介乎于僭主专制与宗法血缘制的混杂统治。按吉拉斯的理论，这种统治以全面控制社会为己任，最缺乏合法性，除了不断加强暴力以掠夺人民外，已经无事可做。共产政权自始至终都必须为一样东西奋斗：合法性。它的破产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当其消亡时，几乎没有人感到婉惜。苏联共产党为之煎熬了74年，其结局完全合于历史逻辑。尽管苏共欠俄国人民6000万生命的血债，但俄国人民没有清算和审判苏共，因为苏联红军曾抵抗纳粹德国，并拥有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三名良知领袖，因为它自我解散，和平下台，在离开历史舞台时没有让人民流血。——中国共产党恐怕不能享有这种优渥的待遇。
三、革命的良心
撼动中共帝国江山的第一把铁锹来自斯大林死后解冻的苏联。
俄国十月革命直接启导了中国共产革命，前者拥有漫长的精神谱系，后者几乎没有继承。从拉吉舍夫开始，普希金、雷列耶夫、恰达耶夫、赫尔岑、巴枯宁、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米哈伊洛夫、索菲娅·彼得罗夫斯卡娅、亚历山大·克维亚科夫斯基、薇拉·费利波娃、列夫·季霍米罗夫、安娜·雅基莫娃、玛利亚·奥莎尼娜到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以男女贵族为主体的帝俄反对派，曾发动十二月起义、关于俄国命运的大论战、到民间去的民粹派运动、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社会立宪运动、维特和斯托雷平改革、二月革命……若非一战，俄国可能历经彼得大帝欧化改革200年后，融入西方基督教文明和现代世界。
毛泽东自诩为列宁斯大林的学生，邓小平在莫斯科呆过一年半载，但他们都隔绝于俄国革命的精神传统。对毛、邓，如别尔嘉耶夫、弗兰克等关于人的精神解放和普遍救赎的社会革命，关于真理和自由的自我实现，实在太陌生太奢侈了（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之所以让俄国付出高昂代价而最终失败，也在于他们对俄国自由和救赎精神的背叛）。
刘宾雁是中共党内极少数接受过俄国弥赛亚救世主义和贵族精神的成员，他自幼深受俄国文学熏陶，十二月党人以后一代又一代俄国精英，是他心中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群体。刘宾雁通英、俄、日三种外语，四次去过苏俄，长期自费订阅苏联《文学报》和苏联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新世界》。每个星期都会从北京国际书店买一批苏联出版的小说和文学评论书籍。俄国作家诗人对人民的同情，对苦难的抗议，对专制暴政的蔑视和痛恨，那些忧郁、高贵、富于献身精神的圣洁形像，在刘宾雁道德生命和精神世界里占据着初恋情人般的不易地位。俄罗斯和苏联对于刘宾雁的影响和意义，超过中国革命自身。中共从井冈山到延安的武装造反派，刘宾雁感受到的几乎都使他反感：专制、禁锢、粗鄙、压抑、狭隘、冷漠、严酷、死板、阴暗、下流、虚伪、反人性，不自然，无信仰，鄙薄幸福，拒绝宽容、谅解、忏悔，敌视天才。
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声嘶力竭地宣称新政权成立，大部分国民和知识界或无限陶醉或惊恐万状于这天翻地覆式的天下大变时，刘宾雁并无特别的激动和意外。革命胜利之于他如同呼吸般自然，——他的革命的新中国属于自由，平等，民主，人道……，尤其要富于人道，尊重个人。留待未来的，是兑现革命许下的庄严承诺。1949年，刘宾雁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们虽然同属一个政治营垒，但在人生哲学和价值观上其实属于截然不同的中国人。
刘宾雁最早觉察到，在横贯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铁幕下，从莫斯科到华沙，从贝尔格莱德到布加勒斯特，从布达佩斯到布拉格，从索菲亚到地拉那，斯大林制度带来普遍贫穷和政治灾难。1950年第一次踏上俄国，刘宾雁就开始置疑十月革命、苏联道路。启发直接来自他的苏联同行奥维奇金。奥维奇金是苏联文学新潮流“反对粉饰现实、大胆干预生活”的领路人。刘宾雁1954年陪同这位作家访问中国时，就读过他的重要作品，了解他对苏共决策高层的影响。1956年刘宾雁成为奥维奇金的座上客，在这位苏联作家的客厅里，他阅读了大量读者来信。回国之后，刘宾雁第一篇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发表，接下来发表了另一篇同样引起轰动的《本报内部消息》。一年之后，刘宾雁以右派身份下乡劳动改造，带的书中有三卷三个砖头厚的俄文版《别林斯基全集》。别林斯基是一丝不苟的道德主义者，作为俄国十九世纪首屈一指的文学批评家，他不仅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推举上俄罗斯文学圣殿，还以自己充满血气的文学批评奠定了人生与艺术合一的浪漫主义文学态度、现实与历史紧密相连的写作传统和文学评价标准。“希望从中找到文学使命问题之答案”的刘宾雁，不可能不从别林斯基的文字中受到启发。1956年，刘宾雁最后一次踏上苏联、东欧大地，正值斯大林主义的真相露出冰山一角之际。处决贝利亚，开除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斯大林分子，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后发表的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数百万政治苦役犯从劳改地和集中营回来，尤其波兰波兹南工人罢工，匈牙利人民起义，让刘宾雁最先感受到苏东“解冻”气息，在历史感上更接近苏联和东欧正在涌动的自由潮流，在精神气质上更亲近爱伦堡、札米亚金、索尔仁尼琴、肖斯塔科维奇、帕斯捷尔纳克、萨哈罗夫、卡波查、帕乌斯多夫斯基、柯拉科夫斯基、哈维尔、瓦文萨等苏东自由灵魂。
罗素、罗曼·罗兰、安德烈·纪德、威尔斯、杜威等西方名流都前后到莫斯科“朝觐”，乔治•勃兰兑斯、阿纳托尔•法郎士、爱因斯坦、萧伯纳、拉斯基等也曾公开同情十月革命，赞扬列宁。因为他们没有亲身领教过共产主义的“实验”滋味。共产主义在20世纪末的退潮，主因是其实验过于血腥。但是若没有几代知识人的觉醒和抗议，这一一度席卷半个世界的潮流，不会在肆虐了近一个世纪后戛然而止。这是充满不幸的20世纪的大幸，其中有刘宾雁的心血。
虽然俄国拥有1000年专制统治，但苏俄自由精神却通向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不仅在地缘和种族意义上，而且在历史精神和社会进程上高于中共革命。瞿秋白等俄苏派退出历史舞台后，中共就沦为毛泽东等山沟造反派的禁胬，并且蓄积着向帝制复辟的顽固本性。刘宾雁代表的俄罗斯精神，天然与毛泽东们格格不入，在西方世界对中共本质至今困惑难解之前60年，就在革命内部置疑中共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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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革命的良心
1957年的刘宾雁虽然无法预知，毛泽东、邓小平行将掀起的狂涛恶浪将把他与整个中国笼罩，但他的历史感和良知力已使他走进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异端——政治反对派和“革命良心”的行列。大半个世纪中，欧洲和俄国的“温和”、“稳健派”们，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布哈林到吉拉斯、哥穆尔卡、卡达尔、贝林格、纳吉、陶利亚蒂、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在信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时，反对革命万能，强调手段与目的一致性，警惕纪律、权威和暴力对革命的侵蚀；在可能条件下，顾及民主、法制和人道主义。他们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历史观上反对资本主义，在精神、思想和个人修养上，对西方和人类文明并不持全盘否定和彻底决裂的僵硬立场。“革命的良心”是崇尚暴力、流言和专制的共产革命的自我矫正剂和文明防波堤。它的成员，大都是悲剧结局，从而构成现代人类的一个特殊群体。
刘宾雁在价值观、气质和人格上，是“革命的良心”在中国的天然候选人。历史表明，正是这种源于人类本性和现代普世价值的“革命的良心”，使共产主义一度拥有几乎难以抗拒的道德力量和理想光环，无数男女为之前仆后继。也正是“革命的良心”导引出有史以来最大的异端审判和同类相残。数以十万、百万计的“革命的良心”被罢黜、放逐、批斗，逮捕，处决，殃及亲友。斯大林、毛泽东们在清洗和镇压自己的“战友和同志”时，所消耗的历史能量、国家资源之不计代价，所编造的罪名、谎言之离奇荒诞，所煽动的仇恨、杀戮之变态血腥，所遗存的苦难、死亡和祸患之深重久远，在现代人类历史上无出其右。1957年在中国由毛、邓两代暴君发动的反右运动，便是共产主义暴力和伪善本质的恶性爆发。也正是“革命的良心”变成共产铁幕从内部垮塌的力量。
1957年前夕，刘宾雁刚刚跨过“而立之年”，官拜“高干”，家庭美满，雄姿英发，前程远大。在令人艳羡的人生背后，命运之手已经悄然起动，把他推往危途与险境。
反右运动将迎来它的七十周年大祭。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刘宾雁的作品堪称经典。《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和《上海在深思》三篇报告文学曾轰动全国，刘宾雁一夜之间成为中国文坛和新闻界名人，被称为中国社会“革新者”。近五十年后，刘宾雁回顾道，这三篇报导“成为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家的主要任务是‘歌颂光明’，而不是‘暴露黑暗’以来，第一次批判共产党本身问题的作品。”巨大的反响使他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创作冲动，“我觉得我能说出前人和别人没有说出的话，我觉得中国社会好像在期待我的作品，我必须用自己的笔刺破和扫荡长期笼罩在中国上空的某种烟雾，它压抑着人们的创造精神，并使人们的视野变得朦胧起来，把似是而非的东西看作真理。”
刘宾雁在1957年前的全部文学创作，集中在下述主题上：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发出告诫，警惕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出现，防止官僚主义、特权思想、“把中国的全部事情都管起来”的自大狂以及对人民地位、权利的真实确认。但他还没有对毛泽东本人和共产党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动摇。相反，他对毛泽东寄予希望，认为后者会用扩大民主（《论十大关系》）和鼓励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来避免斯大林滥用权力，违背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悲剧。他甚至直接致信毛泽东，引用古罗马哲人的话告诫毛泽东保护中国人的自由和民主：“为了取火，免不了生烟，聪明人灭烟而取火，傻瓜则把火与烟一起扑灭。”1957年的刘宾雁“实在是太痴了，太相信毛泽东了，因而根本不会猜疑上海和全国正热热闹闹展开的鸣放不过是他一手制定的‘引蛇出洞’的政治大阴谋，一个大陷阱正在我脚下张着大嘴！”
无论党内党外，比刘宾雁资历更深，声名更显赫，才气更逼人者何止千万，而刘宾雁成为了天字第一号右派，历史影响最久远的右派。他似乎生来领有一项义务：触怒偶像，冒犯独裁者。他身材魁梧，贵族式的仪表，硕大的头颅，饱满的天庭，挺拔笔直的鼻梁，声调浑厚宏亮。更致命的，他是一只自由之鸟，对一切生命的奇迹怀有恋人般的爱慕，在其潮起潮落、大悲大壮的坎坷人生中，跳动着一颗天生内向、忧郁、极富感受性、诗人般的心灵。这种美善的诗人气质一旦朝向人世社会，就必然冲撞现实中的黑暗、压抑、专横和虚伪。刘宾雁的恶运甚至常常起于他的姿态、气味、手势、眼光、语音……。1957年，催促他疾步于中国历史舞台中心的，当然不只是这些个人的原因。刘宾雁有意无意间投入中国命运的漩流，撞进血泪汹涌的的历史大辩论中，其核心问题是：共产党与人民的关系。
1957年，带给刘宾雁一生坎坷的起点，还赐予他一份特殊的礼物：与毛泽东结缘。刘宾雁从青年时代起，就“不喜欢党对人的过于严酷和不必要的干预与压抑，不喜欢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那套舞文弄墨的做派、虚张声势、云雨翻覆的手法，与刘宾雁从马克思和俄罗斯那里感领到的深刻、庄严具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就在1957年，毛泽东擅自在刘宾雁的作品上作出批示（这种“御笔亲批”式的任意图鸦，是中国专制传统中最令人喷饭的劣迹之一）：“有人（刘宾雁）不是想把事情搞好，而是想把事情搞乱！”毛的判断很准确，与那些曾跟随中共颠覆中华民国而一度享有特权的民主党派头面人物不同，刘宾雁代表革命自身的道义和承诺，完全不带个人私心杂念，在中共统治集团眼中，这是更危险的大逆不道。
按照毛泽东们的标准和1957年中国社会的政治逻辑，刘宾雁确实无愧于一名“极右派”。从精神与权力的关系看，后者从来不是后者的对手（前者拥有整个帝国，后者孤身一人），前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后者（囚禁、放逐、处决），而后者历经磨难后获得的荣耀却常常使前者黯然失色（伏尔泰与路易十五，雨果与路易•波拿巴，托尔斯泰与亚历山大三世，索尔仁尼琴与勃烈日涅夫……）。刘宾雁与毛泽东在1957年的结缘，虽然不是他文学创作的特别荣耀，却是他肩负历史重荷和时代良知这一非凡使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此，他头顶毛泽东加予的恶谥，熬过来了，——他的使命刚刚开始。
无论如何，刘宾雁在1957年被毛泽东们击倒在地，毛泽东从此成为中国的宙斯，而刘宾雁从此成为中国的安泰。2004年2月27日，刘宾雁在其八十寿筵上回顾人生时，还感谢1957年，否则他将完全虚度一生。刘宾雁在1957年从毛泽东手上领到一张贱民通知书，同时从历史那里获得一份特别许可证。他将不再以统治者一员的地位，也不再以纯粹的“革命良心”的名义，而是以一名被逐的异端、受罚的囚徒的身份，重新体验、领悟生活，重新观察、沉思中国。1957年是刘宾雁的噩梦元年，他还发现自己“爱幻想、有几分怯弱”的天性中，原来珍藏着另一种品格，足以支撑他面对一切不测、横逆，在他从人生悲剧的序幕中，立下了贯彻始终的人生信条：在毛泽东们面前，刘宾雁“并不认为自己有罪”，甚至“并不认为自己失败了，更不认为这次失败是永久性的”。
1986年，中国知识界文学奖新闻界已开始对1949年以来历史进行反思，并与中共新权贵展开较量，刘宾雁走在最前面。该年年底，三名中国著名知识分子刘宾雁、方励之、许良英向几十名前右派发出“1957年反右运动学术研究会”通知，呼吁对1957年反右政治运动展开公开讨论。之前，刘宾雁在天津、南开等大学发表演说。他列举和分析了当代中国十个方面，对1957年反右运动作了特殊说明：
1957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不是打了几十万或者120万、200万知识分子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生机遭到一次致命的——假如不是说是毁灭性的——摧残。
同年9月13日，他在黑龙江大学发表演说，恳请年轻一代不要忘记一九五七年：
从五十年代开始的那出悲剧本身是闭幕了，但余音绕梁啊！到现在还没有完结啊。绝不是什么思潮、什么风。而是实实在在的、铁一般的、物质力的。
请问在座的同学，你们对于1957年反右派运动知道多少？知道中国打了多少右派吗？用什么手段打的吗？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它和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关系？
没有人告诉你们，这是一个禁区。1981年就有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反右派运动，最近写的很多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的，就是无可厚非的吧！马马虎虎，还可以；无需追究责任，还可以。但是今后哪，还是少写为佳。
这纯粹是妄想！有哪个人的意志决定历史的进程呢？没有任何个人。反右派运动恐怕要写上五十年！
刘宾雁不仅在鞭尸毛泽东，也在挑战邓小平。“大右派”钱伟长把《通知书》上交，引起邓小平震怒，并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最终导致1989年全国范围的民主抗议浪潮，以及天安门六四镇压。钱伟长此后官拜全国政协副主席，费孝通晋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刘宾雁第二次被开除党籍并放逐海外，——1957年中国知识界与中共的较量，以一场血腥镇压收场，刘宾雁继续以抗争和受难者身份独对历史。
刘宾雁指出，一代知识分子的衰亡，一个“极左”阶级的兴起，这就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全部内容。一批又一批打手、投机分子，结成一个新阶级，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成为中国前进的绊脚石。这场较量，还在继续。即使还需50年甚至100年才能见出分晓，人们也不应忘记刘宾雁的开拓之功。
五、极左阶级的公诉人
中国当代史的一个极其突出的现像，是中共“极左”势力的得逞。它长期困扰着中国人的历史进步，在整整一个时代成为中国占尽优势的力量。
“极左”力量在当代中国的强大存在，固然是多种历史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它自身的异常罕见的历史禀性却是任何其它历史－社会因素都不具备的。中国人曾经在几次与“极左”力量的较量中失败，又有几次错过了战而胜之的机会。薄熙来在重庆的表演，习近平在全中国的继续，表明中国仍然为“极左”势力所宰治。
“极左”力量是一种相当复杂而特殊的历史存在。它既显示为一条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路线，又是一种隐蔽的权力和经济分配制度；它既滥觞于中国专制传统制度，又与西方哲学、政治思潮有关；它既是中国历代、尤其最近一次大规模农民造反的现代继续，又是斯大林型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版。它的种种表现形式，诸如党同伐异、唯我独尊、偏执疯狂、残忍奸诈、拒绝演变、鄙视生命、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从无忏悔之心、决无宽容之度等等，几乎集中了人类的一切丑恶。用刘宾雁的话说，“极左路线在中国的核心，就是对人的漠视，对人的摧残，对人的冷酷。”（1986年在南开大学的演讲。）“中国那条极左路线，它的特点就在于它对人的轻视，对人的践踏，对人的侮辱和对人的猜疑，它把人不当人！”（在安庆“法制文学研讨会”上的讲话）。
这是刘宾雁对中国的一大发现。“极左”路线从备受恩宠、备享殊荣到退避三舍，很可能是一种历史的花招。刘宾雁把极左力量对人的否定公诸于众，能够思维的中国人立即懂得了许多东西。1986年，中国社会山雨欲来，刘宾雁独自北上南下，呼吁国人警惕极左卷土重来：
极左路线，中国的极左路线，跟外国的极左路线不一样。因为他们是掌权的，掌权的极左，又是东方的国家，它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人的仇视，对人的轻蔑，对人的侮辱，对人的践踏，和对人的残害。这个事情，毛泽东早就总结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简单说：不把人当人。……极左路线把人变成了非人，把应该享受自由的人变成了没有自由的人，把应该是有独立人格的人变成了所谓驯服工具，把人变成兽。这个过程，就包括人的内心，中国民众心里良心的消失。一种忏悔心情的消失。作为人的特征的许多东西，独立思考，信守诺言，……良心消失了。……发展起来的是什么呢？相互仇恨、相互猜疑，冷酷；冷酷和仇恨成为美德。……在这个基础上，又造成了全民族的恐惧，对暴力的恐惧，对权威或者叫领导的恐惧。明明是在那里大行不义，但是我们可以袖手旁观，我们可以退避三舍，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可以把全世界都毁灭掉。……所以我说左的核心，中国的左，东方的左，就是反人性。
这里，刘宾雁的理论还不具有逻辑的完备和论述的严谨。但这丝毫不妨碍人们更深入研究极左问题的起源、形式、影响，去抵御中国最大公害——极左。
亚里士多德是欧洲最早把西方和非西方的政治组织形式加以系统区别的学者。在《政治学》中作了如下说明：
还有一种君主政体，它在各野蛮民族国家中常常可以看到，并与专制制度极为相似，但它是合法的和世袭的。因为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更富于奴性，亚洲野蛮民族又比欧洲蛮族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并不反对专制政府。这样的蛮族王制具有僭政专制制度的性质，因为它的臣民生来就是奴隶，而且它的王族也没有被推翻的危险，因为他们是世袭的和合法的。
专制君主既然把臣民视为奴隶，也就合法而世袭地占有他们的财产以及他们的自由和能力。
专制制度是幅员广大的帝国唯一适用的政治形式。孟德斯鸠曾经在借亚洲专制政府形式攻击他担心出现的法国专制制度时写道：
一个大帝国的先决条件是统治者个人必须握有专制的权力。君主的决定必须迅速，这样才能弥补由于要把这些决定送到遥远地区而耽误的时间。必须造成一种畏惧，以使遥远的总督和官吏不致玩忽职守；法律必须由单独人个人做出决定，并必须随着国家之愈来愈扩大而不断增加的偶然事件经常变更。
在西方，一种政治倾向政治派别的“左”，与政治上的对立面——“右”，是近代欧洲立宪政治和初期工业发展的产物。“左”和“右”作为政治派别产生于拿破仑之后的法国。一边是自由党人，一边是保皇党人，19世纪70年代，这一表述方式在整个欧洲大陆被普遍采用。
“左”作为一种历史现像，还可以追溯到早期基督教内部正统教义和“异端”之间的冲突。这种对宗教教义有不同解释的“异端”可以看作一神教和怀疑主义之间的冲突的产物。基督教神学为了维护日益萎缩的权威，对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塞维斯特、卡斯特利奥等著名“异端”进行的审判和迫害，开创了欧洲宗教迫害的先例。欧洲近代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危机和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恐怖专政的消极影响，使十九世纪以来欧洲型社会革命大多充满强烈的对立和冲突。但是，直到1905年列宁把俄国波格丹诺夫集团称为“左派”时止，欧洲政治史上，“左”、“右”的分野都只是一种广义而模糊的政治分类标准。十月革命之后，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嘲弄托洛茨基分子拉柯夫斯基时，才赋予“左”以狭义的内容：在什么地方听说过，一个孟什维克集团会比布尔什维克还左呢？反对派是右派，这难道还不明显吗？从最基本的政治立场、政治纲领以及政治态度、政治风格出发，可以对“左”、“右”作这样的概括：凡是绝对相信人类某一部分人理应且能够拯救全人类，不惜采用任何方式为之努力的，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其中不允许任何约束，主张为其信仰可以使用强制和暴力手段，拒绝任何不同思想、作任何妥协的，是其极左派；谨慎地看待共产主义运动与人类全部历史的关系，坚持社会主义的人性和人道主义内容，在革命目标和具体方法发生冲突时，不会无条件地为目标而滥用手段，是这个事业中的“右”派；其中因共产主义实践过程中的重大失误而与之决裂并站在这个运动对立面的，是极右派。
极左问题在中国的重要性，几乎涉及当代史的一切方面，对它进行历史的、彻底的批判，是中国理论界和所有希望中国进步、希望根本改变自身命运的人们共同的历史任务，也是中国一场真正的变革不能回避的最大历史难题。
刘宾雁提出“极左的核心，就是对人的否定”。这是东方的、中国的、掌权的极左问题的鲜明的时代、阶级、意识形态特征。1986年，刘宾雁指出：三十年来所以发生种种历史的逆转，很重要的一条是迷醉于几个幻想：社会主义是绝对完美无缺的社会制度，它只要建立起来，就不会有什么缺点；第二点，共产党绝对不会犯错误，永远不会犯错误；第三个，马列主义是一成不变的，只要印在书上的东西，永远是真理；第四个，特别重要的，社会主义一定要和资本主义一刀两断，一根血管、一根神经都不能连在一起，凡是那几百年发生在资本主义的一切，都不能够予以承认，更不能接受。
在根本的意义上，极左是中国式共产主义的本质，中共赖以存在的支柱，中国当代不幸的总根源，它是纠缠并吞噬中国的荆棘和蛇蝎。
刘宾雁在他第二次被开除前的最后一篇报告文学《未完成的埋葬》中，把中国人分为两类，说他们之间已经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了。在黑龙江大学演讲时他也提到这种分类：“我领悟到一个真理，就是有点良心的，讲点科学的，有点人道主义感情的人，一贯地倒霉；没有良心，搞虚夸，一方面非常保守，同时又非常善于搞虚夸的，坚决反对人道主义的，这样的一些人，一贯地吃香。”这两类人中的一类，已经结成一个极左阶级了。刘宾雁预言，极左阶级将长期占据中国权力中枢和社会核心地位，中国人与他们的较量将异常艰难而激烈。
从1979年到1987年，刘宾雁承担着一项任务，审判“极左”阶级。超越当时语境，就是审判共产党、尤其掌权的共产党和它的意识形态及其赖以存在的政治制度。共产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制度曾把它们真正的性质隐瞒了很长一段时期，现在，人们都知道，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有一个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新阶级。按吉拉斯的定义，这个新阶级不仅是新兴的独裁和专断的官僚政治，而且是一个享有垄断性所有权和具有广泛剥削性的犯罪集团。共产党政权所倡导的改变，首先取决于新阶级的利益与愿望。它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人民控制得最全面的一个阶级。正因为如此，这是一个最缺乏真知灼见的阶级。在大权独揽后，这个新阶级除了加强其暴力统治并洗劫人民外，就无事可为了。这个新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当它退出历史舞台时——这一天是必然要到来的——人类对于它的逝去将比对以往其他阶级的逝去更少有惋惜之感。
苏联、南斯拉夫和东欧各国的历史表明，共产党新阶级的兴衰，就等于共产党国家的兴衰。但中国共产党新阶级确实具有它的东方特点，它根本上“不把人当人”，它用领袖、党、国家、政府、军队盘剥并压迫人民，公开把人民贬为脚手架、工具，反而造成一种后果：一旦给人民一点权利和好处，就为自己争得一次统治合法性，并让人们感恩戴德。
刘宾雁曾深入思考过苏联和东欧，但他没有条件系统研究过其“新阶级”和中共的“极左阶级”之间的异同。即便如此，他依然在自己的文字中留下对极左阶级的分析，成为这个新阶级最无畏的公诉人。
六、大颠倒：权力与金钱结盟
22年政治贱民生涯后，刘宾雁锋芒弥坚。1979年，刘宾雁在《人民文学》发表《人妖之间》。
在一次公开演说中，刘宾雁披露《人妖之间》的过程和宗旨：“我离开了这个场地（中国官场），受不到它的感染，于是，当我1979年从大梦中一觉醒来的时候，我对一切就保持了新鲜感……，二十几年不动笔了，为什么偏偏由一个我这样的人去写一篇《人妖之间》呢？我觉得我应该把它告诉我的同胞，于是我就拿起笔来。回顾起来，这几年我做的事情，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断地向中国社会发出信号，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唤起社会，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上层，注意中国面临的某种危机”。
《人妖之间》的发表，是当代中国文学和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中国人对当代中国的艰难发现。刘宾雁首次揭示了中国社会三十年历史中一个惊心动魄的缓慢演化成的事实：人民权力正处于历史性的异化之中，刘宾雁称为“大颠倒”。这种颠倒，不是通常的历史偶然性和个别人物的沉浮或某个特殊时期的混乱，不是社会“辩证发展”的合符历史理性的常态，它是一种根本性的、一经形成就异常强固稳定的颠倒，它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全面异化。无论在黑格尔或费尔巴哈，还是在马克思那里，主体外化为异己力量，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它最好的实例。不同的是，在中国，代替“绝对观念”、“上帝本质”、“劳动”等一般观念范畴的，是作为历史最高形态的国家权力的异化，它是一切异化现像的制度性综合。它的异化一经完成，就必然反过来按照权力异化的本质规定和制约一切事物的发展，把权力及其结果所蕴蓄的全部异化了的功能和效应实施到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和每一环节上。
中国文学、思想界将一次又一次地在刘宾雁对当代中国的发现中进行描述和研究，而刘宾雁本人的文学创造活动也因此确立了自己的基础。“刘宾雁风格”将长期独立于中国文学界，他本人已成为这个国家最坦率最严厉的“无冕之王”。
把自己恢复正常权利后第一篇文章取名“人妖之间”，偌大中国，仅刘宾雁一人。在末尾，刘宾雁竟然厉声呼吁：人们啊，还不是欢呼胜利的时候！这使刘宾雁跟整个中国社会拉开距离，拒绝参与“新长征”，“向前看”。可以想象，在新统治者眼里，刘宾雁是何等狂傲不羁的人物。犹如一块巨石，《人妖之间》把毛泽东死后虚假团结的中国社会砸开一道裂缝，亿万中国人，争先恐后阅读，前所未有的震撼北京，波及全国。
高尔泰指出，“如果说西方美学的诸流派要比我们的文学评论更科学些，那我愿意指出，无论是唯美主义的佩特还是未来主义的马里内蒂；是意识流派的詹姆斯还是表现主义的布莱希特；是超现实主义的布勒东还是新小说派的葛利叶；是结构主义的弗拉核还是语义学派的瑞恰兹，都不能说明，为什么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以马蒂斯式的粗线条而能如此以雷霆万钧的力量，震撼着亿万人的心灵！”（高尔泰：《美是自由的像征•为“社会学的”评论一辩》）
直到今天，《人妖之间》发表37年、作者本人去世十年后，我们还如此震惊、也如此无奈地面对一个空前异化，全面腐败的中国社会，一个无限权力与巨大财富结成的“神圣联盟”，一个挑战人类文明和世界秩序的腐化帝国。王守信的信徒几乎占据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和一切领域的要津，——人妖之间竟演成魑魅魍魉之国。
眼下，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历史、文学、艺术殚精竭虑所欲突破的，不就是这个人妖颠倒社会，一切都没有脱离刘宾雁当年的警告：人们啊，还不是欢呼胜利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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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国的良心
1979年以后，从漫长苦难中走出来的刘宾雁，从对各种偶然、零星、个别形式的案例的观察和思考中，逐渐“悟”到一个巨大的真实：在中共统治下，人民的命运堪忧。
从1979年发表《人妖之间》到1986年发表《未完成的埋葬》，刘宾雁终于得出了一个苦涩而希望犹存的结论：人民既是中共统治的对象，又是其基础；人民可能发生分化，甚也可能被败坏，败坏的人民还可能恢复其本性中的善和伟大。作家的责任是与中共统治集团争夺人民。
卢卡契在《左拉诞生百年纪念》写道：
左拉的命运是十九世纪文学上的悲剧之一。左拉是那些杰出的人物之一，他们的才能和人格注定了他们要干最伟大的事情，左拉为进步事业而作的坚决斗争，将比他的许多风行一时的小说活得更久，而且将使他在历史上与伏尔泰齐名。像左拉维护过德莱孚斯一样，伏尔泰也维护过凯拉斯。
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中论述卡斯特利奥的人道献身精神时写道：
读者切勿认为卡斯特利奥抗议审判谋杀米圭尔•塞维特斯可以和更著名的伏尔泰抗议琼•凯拉斯案、左拉抗议德莱孚斯事件相提并论。这样的比较当然一点也不贬低卡斯特利奥行为上知道德上的崇高。但伏尔泰为凯拉斯辩护的时代比较讲人道。而且，作为一个著名的作家，他可以指望得到国王们和亲王们的保护。同样，左拉有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全欧洲和全世界的钦佩做靠山。伏尔泰和左拉无疑地是拿他们的名誉和安逸冒风险，但他们没有一个是冒生命危险的。可那就是卡斯特利奥敢做的。他知道在他为人道的斗争中，他不幸的头脑要重新贯注于他生活着的、残酷的世纪所有的不人道。
左拉、伏尔泰、卡斯特利奥都是历史上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不过他们为之奋斗、为之辩护的对像都是个别人物、个别事件（当然包含了巨大的正义性）。刘宾雁一方面用他的笔同他们一样为一个时代的正义战斗，同时也直接地为具体的不幸和悲剧辩护。1979年他本人的冤案澄清不到半年，他就为成百上千桩冤案奔走，成千上万封“上访”材料、信件通过各种方式转到他手里，每天还有许多人辗转找到他。这决不只是一些个人不幸的各种冤案，而是一部当代中国的苦难史。刘宾雁的许多报告文学直接取材于几万封抗诉材料。刘宾雁的辩护，具有左拉、伏尔泰、卡斯特利奥一样的人道主义正义感，而在中国现时条件下，在刘宾雁本人的处境中，这样做需要付出更大的个人牺牲。
刘宾雁的“人民意识”观念不限于对人民蒙受的不幸和苦难的同情，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国人民在哪些方面以及怎样蒙受不幸和苦难的，这就要求他从一般的、笼统的同情转向深入的历史分析。不“把被掩盖着的、因而不能被人直接觉察的现像之间的联系即本质揭示出来”对人民命运的同情就失去了现时意义，“对于人民和对于社会有坚定信心的人，是不必回避现实生活中真实的矛盾的，……从为人民出发描绘我们的现实，既不会使人高枕无忧、陶然入睡，也不会使人惊慌，沮丧，反而会使他们振奋、清醒，以加倍的信心和和勇气投身于现实的改造。”
从“人民意识”出发，刘宾雁对当代中国人作了两大方面的分析。一方面中国人人性历史性的退化，一方面新的人民性开始出现。刘宾雁指出，经过文化大革命，许多中国人良心消失，不敢独立思考、不信守诺言、相互仇恨、猜疑、冷酷和仇恨成为时尚，弄虚作假、嫉妒成性、告密成风、刑讯逼供、野蛮残忍、没有思想、健忘、易满足、用幻想代替现实，以及“精神平均主义”的庸众哲学。“咱们这个国民性就不承认优秀的杰出的、天才人物……”，（《艰难的起飞、序言》）“中国人不承认杰出、不承认才智上的豪杰，但它承认暴力的豪杰，不承认出类拔萃的天才，不承认有奇特性格的人……”，（1986年11月7日在上海《改革中社会中问题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为什么越是优秀的人，越是杰出的人，在中国越难生存？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庸才的天堂？这难道是一个小问题吗？”直到去世前，刘宾雁还告诫说：不要总把眼光放在中南海，决定性的力量是人民。刘宾雁对8964后中国人在道德上的沉沦和精神上的溃败痛心疾首。他对中国学者、作家深表失望，近20年间没有写出一本反映中国现实、揭露黑暗和危机的作品。充斥中国的是各种历史剧，“最大的本事就是含沙射影！”
60多年前，索尔仁尼琴就发现并断言，共产主义铁壳里面人们的心灵正在走向解放。这个过程在苏联已有一代人的历史，其他共产党国家也开始了“人民的觉醒”。正在成长着的新一代人，他们对邪恶作斗争的时候表现得百折不挠，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为了不出卖良心，他们宁肯失去一切：工资、起码的生活条件、甚至生命。这个过程发展得如此广泛，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今天苏联的地位一落千丈，几乎成了笑柄、人间的耻辱了。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的消失，本质上是“人民觉醒”的结果，中国继续被专制腐败的政权统治，本质上则因为人民已被败坏，其中知识界、文化界难辞其咎，——他们自身已经犬儒化，与权力和财富沆瀣一气。
《第二种忠诚》（《钟山》1985年第1期）是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社会思想的纪念碑式作品，标志着当代中国历史发展和精神发展中一种最值得研究的范畴的出现，标志着历经坎坷之后若干新的因素、可能性、思想和新的人物的出现，也标志着一种新的人民性的问世。
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后，中国文学中出现了在重重苦难中挣扎过来的伤痕累累的幸存者。由于专制蒙昧统治的历史惯性，虚无、玩世、市井、逃避、矫情……作为专制主义的衍生物也在蔓延。它们继续阻止中国人对自身命运的认识，很难发展成一种真正强有力的抗议和拒绝，更无力挑战中国的腐朽力量。
《第二种忠诚》已不再停留在软弱苍白的暴露和抱怨上，不作情绪的呻吟，而是以一种全然不同的姿态面对历史、面对现实。
1985年，文革结束已近9年，对整个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进行根本反思的任务不仅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反而不断出现新的倒退，极左势力某种程度的复活和反扑已经直接危及中国人追求自由的命脉，不对毛泽东时代的罪错进行公开的剖析和批判，不检讨那个时代骇人听闻的悲剧，不重新找到表现时代精神的真正人物，就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随时可能走老路。
正是出于这种对中国人共同命运的关注，《第二种忠诚》在若干年来无人叩问的政治、国家机器、历史、法律、外交、道德、意识形态、人性等重大问题上，异常集中地反映了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历史，集中地体现出刘宾雁的政治智慧、历史洞察力和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
《第二种忠诚》在几个方面同时突破了几十年来禁闭的重大禁区，通过两个普通中国人命运打开了一些巨大的历史壑口。这两个真正的“小人物”都“越过了中国公民绝对不准逾越的界限”，给毛泽东写过劝诫他悬崖勒马的“万言书”，突破了对毛泽东评价的垄断。中国读者破天荒读到这种史实：在毛泽东一意孤行、淫威达于极致的两个关键年代，两名普通士兵，用几乎同样的言辞，恳请毛泽东三思，要求他剎住“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的启动，并誓告他可能出现的可怕前景。
在此之前，中国人只听到最高领袖们的声音。他们解释历史，评判是非，他们公布行为准则，制定国家大法，控制整个社会，一切都天经地义，绝对禁止讨论，遑论不同意见。
刘宾雁的“人民意识”，促使他中止这个巨大的讽刺。在“人民共和国”里，人民才是主体和最高权威。两封“万言书”无畏地“超越”了大人物们的“世袭领地”，像两把利斧劈开中国政治中心的黑箱。哪怕范围仍然有限、影响被控制在最低程度，两位作者都饱受铁窗之苦；但这一切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坚冰已被打破……。
把“万言书”这种行为放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又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十多年后去研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人们会注意到两个事实，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最早最大的暴君赢政突然受到充满敬意的“再评论”，这位“蜂、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恒而不信人”、“天性刚戾自用”（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大法家”（用毛泽东的语言应译为“大革命家”、“厚今薄古派”、“第一个伟大皇帝”）成为历史进步的像征。这是毛泽东公开重温大帝国梦，向人民公开示威、全面倒退、旗帜鲜明的反动呼召。在《第二种忠诚》披露的“万言书”中，年轻、天真、热忱的作者直斥毛泽东：
我认为，中共中央近来在国内外的路线、方针、政策犯有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其中有一些属于原则性方向性错误。本来，任何政党和个人在漫长的历史征途中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是不是为怪的，但是最危险最可怕的是，中共中央至今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了什么严重错误……
历史常常以一种诡谲的方式表现自己。从人道主义者的角度看，人世间没有凌驾于生灵之上的偶像，人类精神的自由本质总会找到相应的形式实现自我存在的价值。在中国，既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也就不可能禁止人们永不体现自己的“主人”意识。这种意识要变为历史真实，则取决于复杂的偶然因素所造成的历史抉择，——这是真正的历史辩证精神，也是刘宾雁新人民意识的历史内核：
谁是永恒的，共产党不是早晚有一天要解散，真正永恒的是人民！
《第二种忠诚》里两封万言书向毛泽东提出尖锐的批评，展开了不曾有过的历史性挑战：
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或个人迷信……你老人家实质上不允许别人批评你的缺点错误，对于稍微尖锐一些的原则性批评，马上翻脸，进行残酷斗争和打击。……什么南斯拉夫、苏联、波兰、匈牙利、法国、意大利、美国、印度……那些国家的共产党都会犯错误，唯独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例外……，你口口声声说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但事实恰恰相反，远的不说，1957年到现在，哪一个‘批评’毛泽东思想的人有过什么好的结局呢？
接下来，“万言书”满怀忧虑地预言，迟早总有一天，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等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都可能被打成反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最后，作者告诫毛泽东“千万不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辙！”否则，“不错则已，一犯错误就错到底，后患无穷，”作者最后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和热爱真理胜过生命的生死观明示，即使在“临刑前，仍要诚恳地告诉”毛泽东：“丘比特，你发怒了，这就证明你错了！”
两封“万言书”意味着人民已开始思考自己的历史处境，退出或让渡历史舞台只能与自己的本质相冲突；意味着中国人已觉悟到，把自己的命运转让给任何一位“伟人”都是有害的；人民在精神上正处于一种全新的“觉醒”过程。他们本能地警觉到“伟人也可能出错”的巨大后患，虽然暂时还无法在“伟人”的精神世界以外去发现真理，但这一进程毕竟开始了：人民与自己的代理人（领袖、政党）之间并不是永远的统一体。相反，深刻的内在矛盾已经潜在于两者之间。“万言书”乃是这种“新关系”的十分典型的历史性表达。刘宾雁在大段引用“万言书”中加进了几句评论，简洁得异乎寻常：
引文已经很长，但是这才仅仅是陈世忠（主人公之一）写给党中央的几十万上言书的几百分之一。它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时间是中国刚刚经历过主要是人为原因造成的大饥荒之后不久，作者是在九死一生的境遇之中。陈世忠不可能是先知先觉。党内水平比他高出许多倍的有识之士多得很。难得的是一个年仅26岁的青年他在那种境地中竟然如此坦率地陈述自己的政见。
历史已将证明还将继续证明，两封“万言书”的公开展示，大大拓展了中国人的政治视野和人生境界，撕开了中国政治生活中最森严的禁忌。刘宾雁将这一类似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中的“死谏”冠以“第二种忠诚”，那特定的历史内涵和“人民意识”的新因素，实际上已远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忠诚”。它是一种发自良知，面对巨大忧患，直接警告、抗议最高统治者的人民自己的声音。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甚至在整个中国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独立而非依附、清醒而非盲从、从人的本质出发而非无条件地绝对顺从、服膺真理而不崇拜任何偶像的批判的人生观。这里包含着一种新的发人深思的政治概念、道德标准和价值范畴的萌芽。凡是读过《二忠》的读者都会震慑于作者的胆识，都会为以“第二种忠诚”来概括“在中国政治原野上虽然贫弱而稀少”的新的政治品质而深受启发。
历史首先是生命存在。当“极左”分子仍在理论领域驳斥“人道主义”、“人性”、“母爱”时，刘宾雁坚决地举起人道主义的旗帜，护卫生命，坚决反对以任何方式贬低生命，坚决站在同情人、怜悯人、关心人、为生命无条件地斗争的“勇士”——人道主义者一边。有千百种理论指责人道主义者的天真、迂阔，但千百种理论也不能越过生命去否定人道主义。对生命的承认和珍视，虽然不是政治家所要时时顾及的问题，却是他们永远无法摆脱的一切立法的基础。
刘宾雁痛切地说过：“……刑讯逼供是什么意思，那是最野蛮的东西。……是对人身权利最严重的侵犯！”1986年11月，在天津南开大学的演讲中，刘宾雁在谈到人道主义的命运时指出：
人道主义的地位是什么？它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在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时，当时在极其特殊的条件下，斗争是非常残酷的。有一个清醒的政治家，当时在德国已经被逮捕了的卢森堡，一个女革命家，给列宁写信，写了本小册子，向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提出忠告，说你们一定要注意，无论革命环境如何的艰苦、如何的残酷，但是希望你们注意你们采取的手段，不要太暴烈，手段应该是人道主义的……回顾我们几十年的历史、几十年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我认为有这样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国际上，共产党的威信是怎么样被破坏的？头一个就是斯大林的所谓肃反扩大犯，……这是对共产党威信的第一次打击；第二次打击，就是文化大革命；第三次是最厉害的一次，就是柬埔寨波尔布特，我们扶植起来的。……就是在78或者77年，‘四人帮’刚刚垮台不久，当时华国锋当政，汪东兴也去过一次柬埔寨吧。这一次流血，这一次屠杀，我们是不知道……手段和目的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考虑！
《第二种忠诚》对“雷锋精神”进行了无情的嘲笑和批判。“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其全部哲学意义和政治学概念就是“毛主席怎样说，我就怎样做，”其全部人性概括就是“螺丝钉”精神。当人成为另一个存在（无论是皇帝还是领袖、伟人）的无数前提之一，成为攀附最高意志的脚手架时，只能称之为“奴隶”、“物类”。
1985年的中国，危机显露，识时务者们大都噤若寒蝉。《第二种忠诚》立即触怒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共统治集团，刘宾雁再次成为大逆不道的挑战者，他的亲友和无数读者乃至整个知识界都为他的处境担忧。
《第二种忠诚》》两封“万言书”就是在人民有权评论任何个人和任何历史，有权过问决定自己命运的一切事物这个根本的意义上，体现了“人民意识”的本质。杰斐逊曾写道：我深信，人民之善良、理智将永远是最可靠的大军。他们有时也会被引入歧途，但将迅速纠正他们自己，人民是其统治者之唯一监督。美国人民得天独厚，专制主义在这里没有土壤。然尔刘宾雁的中国，却是帝王的乐园，奴隶的牢笼。争取自由、反抗暴政的斗争始终处于遥远路途的开端，刘宾雁希望人民将自由作为精神太阳，这几乎是对从秦始皇到毛泽东的所有暴君宣战。
时下中国，毛泽东借尸还魂，红色帝国大有东山再起之势。毋庸证明，30年前，第一个公开挑战毛泽东，挑战“毛泽东时代”的是刘宾雁，——他仍然站在中国人对抗暴君的行列中，并在人民中间发现对抗暴君的精神。
八、报告文学之父
刘宾雁被称中国天字第一号大记者。其实这个称谓不太准确。19世纪俄国因为沙皇特设“第三厅”，严格钳制思想和新闻，实行书刊检查制度，所以作家承担起反映社会危机和民间疾苦的责任。红色中国跟帝俄一样，不允许新闻自由，刘宾雁独创了“报告文学”，成为新闻界真实反映民意的特殊形式。
人类精神的本质是自由，道德价值有赖自由，批判和反抗的意识达到了与自由的同一，从而使新闻出版业在终极意义上符合人类的精神本质。因而是合理的、合人性的、有道德的。汉密尔顿说：新闻自由，这是最重要的事业，是自由的事业，这一自由就是把事实真相讲出来，写出来，以揭露和反抗专断权力的自由。世界新闻史就是这样高举真理的旗帜，声张正义，反抗专制，尊敬自由，推动着人类社会走向进步、走向文明。
刘宾雁问道：假定我们的人民代表真正有权，要对人民负责，当他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的时候，他的后盾是谁？就是舆论就是新闻。……那些受冤屈的，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冤案在报纸上登一登有何不可？追究贪官污吏，那些渎职的败类，替老百姓疏口气，人民日报销路不是可以增多一点吗？
事实上，检查制度导致新闻言路封锁，遂将属于新闻领域的社会关怀和操作层面的政治观念驱入比较安全的文学领域，这种现象不独属中国，乃是人类近代社会一种普遍现象。英国思想家柏林虽然没有注意到当代中国以刘宾雁为先驱、至今层出不穷的报告文学，但是他注意到当年“德国已经有此情况，在俄国规模更大。”他具体描述的俄国十九世纪类似的现象与当代中国毫无二致：当局的镇压，先使作品日趋曲折、日益词激情切，终则将整个俄国文学变成赫尔岑所谓对俄国生活的“一大张起诉书”。文学从来是苦难的救赎地，如果说赫尔岑是俄国文学起诉尼古拉专制时代的最早发言人，刘宾雁则是共产党红色中国的第一起诉人。他的报告文学，是对中国苦难生活的第一份起诉书。在生活痛失人性、脱离历史本质的中国，最早接通俄罗斯精神的刘宾雁，始终保有以作家天良承载中国苦难的历史自觉。刘宾雁之所以发明“报告文学”，是因为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共产党深知新闻对于民众意识及其统治安全的重要性，竟然长期不为新闻立法。刘宾雁问道：“报纸不是万能的……报纸在别的国家也不是万能的，但它为什么会被称为第三势力？仅次于政府和议会；或者叫做第四势力，仅次于政府、议会和法院。……因为这个社会能自动调整，使矛盾得到自行复现、自行涌现、自行通过正常的程序得到调整，得到解决。这是现代社会，也可以叫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机制的一个特点。封建社会没有这个，而在这种机制里面，是什么东西在起作用呢？很重要一个就是新闻、报纸，就是大众传播媒介。新闻是怎样在那种机制中起到这种作用的？很简单：新闻自由、自由传播。新闻工作有它特殊的使命，它应该以它特殊的方式来为社会作特殊的效劳。应不应该要求把报纸办成像政府的公报一样，要求社论像文件一样、要求记者像宣传干事一样？”
由成千上万记者组成的中国“新闻界”，刘宾雁是最早最老的敢言能言之士。“人们把新闻记者叫做无冕之王，咱们也不要求做无冕之王，咱们不做三孙子行不行？”他引用杰斐逊致卡林顿那封著名的信指出：
民意是我国政府存在的基础，所以我们先于一切的目标就是要保持这一权利，若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要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迟疑地立即回答：我宁愿要后者。……我情愿将自己捐献出来，作为一次伟大实验的对像，以证明所谓新闻自由与治理有方的政府互不相容这一借口的欺骗性。
今天，几乎人人都知道该信内容，在近30年前的中国，知道并公开引用，那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长期致力于争取新闻自由而拥有的巨大公信力。
刘宾雁没有完全赶上互联网时代，他创造的报告文学，是新闻真实通向网络自由的特殊中介。
数以亿计的中国网民，未必都知道刘宾雁，但除开五毛党胡说八道和痞子流氓肆无忌惮外，无数通过互联网揭露真相、呼吁公义者，都是刘宾雁的同道和继承者。
九、“历史从来不打招呼！”
刘宾雁不是历史学家，但中国最著名的史学家未必具有刘宾雁的历史直觉和历史意识。
刘宾雁在南开大学讲演中，在概述当代中国问题前说：“历史常常以料想不到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巨变不是突如其来地降临到人们的面前。”之所以“料想不到”，之所以“突如其来”，在于“我们是个很健忘的民族，这绝不是我们应该引以为自豪的。”刘宾雁的“历史”不是一种概念化、理论性、虚幻和臆造的历史。“历史”在刘宾雁那里就是当代中国命运，就是若干重要事件和比重要事件更重要的各种历史人物。
刘宾雁作品的所有人物事件背景细节语言，无一不是直接来自中国现实社会。刘宾雁多次表达了一个观点，由于中国现实社会发生的历史事实本身极其丰富复杂而又极少被真实地描述过，而这是任何作家想象力都无法企及的，因此，他不相信对这种现实进行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加工能使生活改观，他宁愿服膺生活本身的权威。真正的艺术，其创造活力，其激动人心的能够为人们分享的全部魅力，在当代中国除了现实，没有第二个来源。因此，他拒绝离开现实，尤其拒绝过靠编故事以欺人自娱的文人生活。他警诫自己切莫升到半空忘乎所以，他更乐于挤进生硬的风险难测的现实环节，在那里去寻找激情和诗。
刘宾雁在黑龙江记协新闻会上呼吁：“应该承认一个痛苦的现实，这个痛苦的现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常不愿看痛苦的现实，我们宁愿生活在快乐的、美丽的幻想里，而不愿意张开眼睛看一看痛苦的现实，痛苦的现实并不是坏事情啊！”接着他谴责了“我们民族的一个弱点”：“就是一件大灾难，例如文化大革命，例如反右派运动，发生了之后多少年，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怎么发生的，我们付出了那么多鲜血、生命、时间、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浪费了十年……，现在竟没有一个中国人，包括社会科学各界的学者、哲学家，能马上站到这里来，一二三四说清楚。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中华民族有史以来，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说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很罕见的。我看是独一无二的！”在《被遗忘的人和被疏远的文学》中他说：“有哪个人的意志能决定历史的进程呢？没有任何个人。反右派运动恐怕要写上五十年，文化大革命要写上一百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四十多年了，不是还在写吗？但是跟那些东西相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反右派运动，其内容之丰富、复杂要高出多少倍！但是这些已经被相当一部分作家遗忘了。重大社会事件是中国社会最惊心触目的现实，是实实在在、铁一般的、物质力的”。
刘宾雁这段呼吁给了人们一个研究当代史的新角度，即通过若干重大历史事件把当代史编串起来。“自从中国建立了统一的帝国以来，所有这些统一（人类的统一性给人最为深刻的印像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整个地球，宗教、思维方式、工具和社会形态的基本特点往往都是颇为相似的）就在中国最高度地综合在一起了”（卡尔·雅斯贝斯：《论历史的意义》）。中国人的术语称之为“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
把“反右”、“文革”作为重大政治事件，除了与“政治权力史”具有完全不同的研究内容和目标外，在刘宾雁，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他从1979年发表《人妖之间》以来，一刻没有离开过对中国重大政治事件的思考和研究，但是他很少涉及“上层”，相反，他的所有题材，都是中国最一般、最不起眼、最下层的存在物。
1983年在上海《文汇月刊》第一期上，他对报告文学的性质作了刘宾雁式的概括：“我不反对写名演员，名歌手，名画家，名选手，名音乐家或舞蹈家，我只是有一点保留：在写名流、时代的成功者和幸运儿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写一写尚未成功，不是名流，置身于生活底层，肩负着中华民族成败兴亡重任而在第一线苦斗着的人们呢？就我个人而言，也许是一种偏爱，我宁愿选择其生活、其经历、其思想最能反映时代的重要矛盾的人物，而这种人是大量的，站在矛盾一方的，是真正的当代英雄，虽然也许终其一生，仍然籍籍无名。”
刘宾雁“偏爱”的“倾向性”是鲜明的，他为自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表现人民——下层人民在重大矛盾中的命运。这个任务，从历史角度看，实际上就是揭示中国当代历史的实况，试图完成一个个人肯定无法完成的任务：恢复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褪下几十年来外加在人民身上的形形色色的伪装，以此恢复历史朴素的直接样式，并把人民和历史都“还原”到大大使他们走了样的若干次重大政治事件中去。
在刘宾雁身上，历史感就是对人民命运的关怀；离开亿万人民的命运，任何伟大的发明、运动和革命都是徒具空壳的历史僵尸。从人民命运出发——仅仅从人民命运出发——“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事件才有意义，一切前提和结论——包括毛泽东、刘少奇、林彪、邓小平、江青这类曾经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也只能是在涉及人民命运的意义上才有价值。刘宾雁毫不含糊地把他的历史观“还”给中国现实，“还”给人民：“我认为，甚至把一个县的文化大革命如实地记载下来，都比这些东西意义要大得多。到现在为止，究竟造反派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起来造反，一哄而上，几亿人，就叫一个人一下子号召起来，难道仅仅是个人迷信吗？能够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一个人吗？那不是太简单了！”正是由于把人民命运牢牢地放在文学创作的中心，刘宾雁才可能对当代中国历史进行一系列追踪，获得那么深广的反响。
从人民在历史活动中的位置和远景看，他们是否已经心甘情愿地承认和接受了历史严酷的现实？刘宾雁正是在这一最根本的问题上，在人民的悲剧命运上看到了历史的巨大生命力，看到了人民最终是历史主体这一中国当代史的本质。“艺术中的‘阴暗面’会成为唤起人们去消灭它的精神力量。这种作品的社会效果就会是对于邪恶努力的愤怒，对于斗士的敬慕，对于纵容和庇护恶势力者的鄙视和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的斗争能力以及对于胜利的信心。”从1979年发表《人妖之间》到1986年发表《未完成的埋葬》，他写了近一百万字描写中国当代史巨大变化和复杂情势的报告文学，收到近七万封读者来信，除了十来封反对意见外，全都是极其热烈极其强烈的反应，从灾难和不幸中走过来的当代史的承受者和创造者们的不断沟通，使刘宾雁对自己在反映中国人民当代命运的艰苦探索中直接站在历史之中：“正是这种反应，坚定了我对于一条真理的信心：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的人民更加清醒和更加成熟了。他们为生活中一切光明的东西感到欣喜，但不会陶醉；他们为生活中阴暗的一面忧虑和焦急，但又不绝望。只要我们真实地描写我们所从事的斗争——伟大而艰难的、令人振奋的斗争，就会使人们增强信心。”
历史本身表明，正是在重大的、复杂的历史事实中，人民作为历史的主体成熟得最快。事实上，彻底地进行清算和总结，总是有利人民，而不利于人民的对立面。人民本能地懂得，承受历史中的灾难和不幸本身还可以忍受和理解，不去消除制造和产生灾难、不幸的社会条件则是难以忍受和理解的。
1986年11月7日，刘宾雁在上海《改革中社会问题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长期生活在幻想之中，我们为几个概念付出了巨大牺牲，在世界上大概念是创纪录的。几十万、几百万人丧生只是为了维护几个错误、荒谬甚至是反动的概念和口号。一个概念是社会主义是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它一经建立就‘牢不可破’，不容许任何人对它有任何非议，因为它是完美无缺的；第二个，中国共产党是绝对不犯错误的，有的话，也只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第三个，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必须一刀两断，连一根血管、经络都不能保留。中国三十多年就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充满血泪的大辩论。”这三个问题，正是中国当代史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了呼吁中国人正视自身的历史，他在1985年西德之行回国后，立即发表了一篇纪行文章：《他们不肯遗忘》。介绍德国人对纳粹主义持续不断的研究，德国民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长期深刻的反省，意在引起人们对自身历史的关注。他在上海《改革中的社会问题学术讨论会》上郑重提醒大家：“今年是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又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明年是反右运动三十周年……，我们的民族为什么不善于醒悟？醒悟得这样慢？”
一个真正的文明的、进步的、有生命力的民族，总是能够面对当代、面对现实。尽管一再走入荆棘，但历史毕竟不会停顿下来。“历史真正惊人的方面在它的偶然性”，波普这句名言，刘宾雁用中国老百姓的语言有着相同的理解：历史从来不打招呼。
沉默的中国当代史，一旦受到理性之光的照耀，就会突然全部醒来，这已经部分地在刘宾雁的作品和言论中出现，它的全面真实的“复活”只是时间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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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批判精神的真谛
1949、1957、1966、1989……中国当代历史的总趋势，不是朝向自由、民主、宪政、文明、人道的世界潮流，而是内在复辟专制王朝、外在宗奉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毁灭之途，以构建一个前所未有的黄种人红色大帝国，已形成人类文明与全球秩序的最大威胁。中国知识界的责任，对中国现存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进行一次总批判，从来没有如此严峻、重大。不仅涉及天下最大生命共同体的命运，而且悠关世界在21世纪的安危祸福。这一批判一直在进行，就批判的独立性、勇气、坦率、深刻而言，刘宾雁是最值得注目的先驱人物之一。
我们不能离开“中国毕竟是中国”这个最大的现实去思考。独立性在西方基督教神学中最终体现为“上帝在我心中”；在牛顿、莱布尼茨、爱因斯坦那里，体现为相信物质世界是一种秩序，在根本上与我们的精神世界可以合一；在哥白尼、伽利略那里体现为否认认识最高真理是一种能够垄断的世俗权利；在雨果、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那里，体现为对人道主义和自由力量的肯定。最高的独立性必然是面对一个时代最重大的问题体现出来的。在离开中国流亡美国之前，刘宾雁对当代中国若干问题作出独立的关注、思考和批判：
一、从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七十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够象样的说，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展示、而且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一种国家、一种制度、一种模式”；
二、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几十年来，中国人为了几个概念付出了重大代价乃至生命的牺牲，中国进行着一声无声的充满血和泪的大辩论：⒈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说是完美无缺的吗？⒉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成不变？⒊共产党绝对永远不犯错误？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必须一刀两断？
三、中国极左问题的实质、核心是否定人，它是一种东方的、中国的、掌权的极左；
四、中国人道德、精神素质的历史性退化；
五、中国文学除了歌功颂德外，出现了“跟中国人民的命运没有任何瓜葛，同大多数中国人所关心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遗忘中国人”的现像；
六、广义、宏观意义上的人民是不会有错误的，假如党性和人民性发生了矛盾，那就是这个党本身出了问题；
七、1957年反右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反右派运动要写上五十年，文化大革命要写一百年；
八、在中国，有多大程度的公开，就有多大程度的民主，民主就是选择的权利；
九、当今中国有两个历史过程正在同时进行，一是自上而下的经济改革，另一个是从下而上成千上万的人从人身依附或者人身半依附状态下解放出来，成为独立、自由的人。中国的历史，归根结蒂决定后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自发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民间的、社会的力量，将越来越显示其作用。
十、用一句话概括上述几方面，就必须跟综一个问题，研究、追寻它，它是怎样形成的，它今天在各个不同领域内以什么形式继续干扰、破坏中国的进步，使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直到今天每迈出一步还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毫无疑问，刘宾雁批判思想的内容是可以商榷的。刘宾雁很少对中国问题进行理论阐述，以至于人们常常困惑于这个事实：刘宾雁批判思维的立场是什么？武器是什么？方法是什么？刘宾雁本人究竟属于哪一种思想体系？总之，中国如此一目了然，简单至极，中国又如此复杂神秘，难以理喻。在中国，每一个命题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反题，中国充满了“悖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莫比乌斯圈”。独立思考加上多年敏锐观察以及丰富坎坷的人生经验、社会阅历，是刘宾雁的主要武器。
对独立批判来说，除了理论麻烦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主观因素，一个看来似乎和智慧无涉的道德因素，也即康德所称的运用才智的勇气和决断。智慧不入卑劣灵魂，在中国，这尤其是一句真理。刘宾雁1957年被定为极右分子，两条罪状之一，就是提倡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本身在中国就是一个在禁忌。一般而论，敢于独立思考的人，或多或少能洞察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隐密，敢于独立批判的人，必然获得独特的解释权。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批判，是通向真理的痛苦而有希望的道路，古今中外皆然。人们可以说，古希腊有苏格拉底，当代中国有刘宾雁。独立性和勇气是刘宾雁批判精神的特殊禀赋。刘宾雁从来没有离开中国现实，更没有使用指桑骂槐、含沙射影、借古讽今的“曲笔”，这是他赢得亿万读者、引发空前回应的不二法门。但是直到今天，中国史学界还罕见直面现实的勇气与智慧。
由内在自主原则外推的自由表达权，是批判精神必需的条件和形式。讨论的自由、论辩的自由、批判（反批判）的自由不仅是社会进步所必须的前提，也是人类内在精神发展的前提。刘宾雁反复提及的中国当代几次规模巨大的政治运动，无一不是以取缔这些自由为开端、为目的的。其结果就是一个“封建法西斯专政”、一个濒于崩溃的经济、一个人性普遍沦丧、精神衰蜕的大倒退。
所谓代价，应放到价值论来讨论，有人爱两袖清风，有人唯恐失去乌纱帽；有人最怕小偷撬门，有人认为一切财富都等同于猪栏。价值也有内外之分，内在价值只能由个人决定，外在价值则反映人与社会的关系。刘宾雁在回顾他的右派生涯时，把他在1957年可能走的路分为三条：1，到1966年，新、老帐总算，没命；2，投靠极左派，关进秦城监狱；3，成为养尊处优的“文化官僚”。结论：当右派是最好的路。刘宾雁1979年访问美国时，有人问他：你这样批判极左派，当有一天又回到一无所有的地步时，你对于这几年的选择不后悔吗？刘宾雁回答：
我不会后悔，绝不会后悔。我说过，万一中国左派得势（这仅仅是种假设），把我拉上断头台，我也心满意足。我做了我应该故的事情，而我做的事情发生了它应该发生的效果。我感到很幸运，我活下来了。我有过几次死的机会，我也曾想到自杀。但想到那些死去的人，我应承担他们的担子，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康德（许多中国人读不懂康德，主要是因为缺少康德那份对人的爱，再加上中国文字的离间性）的自主性原则，在刘宾雁这里已变得这样单纯。1987年1月，刘宾雁30年后再次被开除出党。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失去的一切，我并不过分看重；得到的，也许更重要。”
古往今来，批判者总能在精神世界中找到对世俗代价的补偿。追求真理、反抗邪恶，而不会遭到苦难，永远是幻想。在一个普遍无望，不负责任成为从上而下整个社会的律令时，更是如此。
在刘宾雁身上，多年未见的在个人内心实现自由的特别稀少特别难能可贵的精神，甚至胜过他的批判成就。它告诉人们：真正的批判者，他的精神是不会失败的，因而是自由的。一切力量，都会转化为批判者的内在审判力，只有他自己才能做出唯一的判断。
幸运的是，作为批判者的刘宾雁，他的意义已越过了内在判断范围，获得广泛的理解和支持。相识，不相识，底层、上流，人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1987年1月那道决定表示他们的痛惜、困惑、失望和愤怒。全世界都知道，1987年“反自由化斗争”时，中国在美留学生一千多人联名发出抗议书，要求停止这场斗争。刘宾雁本人收到的电报、信函、贺年片中，有两个小学生寄来他们稚嫩美好的童心，使刘宾雁这位重感情的人感慨万端。《老井》作者郑义去看他，对中国作家在刘宾雁身处危难而无所表示深感内疚。人民日报内，素不相识，甚至对他无甚好评的人，都在各种场合向他表示理解、同情和关切；一些人愤而要求辞职，一些人发誓不再撰文，只要“反自由化斗争”不停止，……刘宾雁自己比谁都清楚，这就是历史的进步：如果退回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中国许多批判先驱的沉重代价所换来的，他们由于历史的局限进行的不成熟的批判，在刘宾雁的批判成就中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们困惑而坚强的批判精神，在刘宾雁身上，发展得更为健全、更为深刻而有力。
在中国，对批判者的不公正和残酷，已经超出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一伙灵魂卑污、智力低下的刽子手对批判者的围剿中的丑恶表演，不仅暴露出他们的专制本质，而且败坏人心，败坏道德，败坏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像，国家和社会蒙受了永恒的血污和恶名。萧条的远不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堕落的远不是几个官员，丧失人性的远不是行刑者，我们的先人和我们的后代都会指着我们这一代人说：这就是我们的儿孙和父辈吗？雨果说，历史没有垃圾堆。不对，垃圾遍于中国，垃圾也遍布中国人内心。直到今天，中国知识界还在本质性的中国现实外玩弄聪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揭露局部、零散的个案，但从来不上升到制度与思想体系；指桑骂槐，稽考、勾沉，借故讽今。这些技巧，对当局几无防碍，倒助长了某种中国人特有的圆滑世故。近70年前，反法西斯游击队员、南斯拉夫副总统吉拉斯就写下《新阶级》，公开、直接、彻底地批判共产主义，为此下狱。刘宾雁没有达到吉拉斯的地位和境界，但他从来没有偏离中国现实。
毕竟，刘宾雁更接近人民。历史已经证明：对这个社会的成就，有刘宾雁辛劳的一分；对这个社会的不义，刘宾雁是心灵坦然，两手干净的。历史还证明，他的忧虑、请求、沉思、愤怒和批判，并不是杞人忧天。1956年他就告诫自己的同志，要警惕官僚主义、家长作风，不是在更高的水平上应验了吗？1979年他又告诫国人：虽然毛泽东死、“四人帮”打倒了，但大大小小的王守信还在各个角落存在，时下盘踞中国的权贵集团不是应验了《人妖之间》吗？1986年，他告诫同胞：注意中国社会内部的分化和分裂，这一警示又被天安门悲剧证实。
1987年1月，刘宾雁告诉友人：这次运动，值得注意，它涉及的人极少，但影响却可能超出以前所有的运动。一个月前，他在黑龙江对青年学生说：“千万不要忘记，一九五七年播下的种子、结下的果子，就在我们生活中。说不定有一天，肯定有一天，你们就会看到这些东西，甚至身受其害。从五十年代开始的那个悲剧，就悲剧本身就是闭幕了，但是余音绕梁啊！”
历史将长久地清算斯大林和毛泽东，原因之一在于，人民天经地义的批判权利在他们那里遭到最严重的侵犯。但是正如刘宾雁所说：中国毕竟不同了！而这里面包含着批判者们惨重的代价。我们终于懂得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对他人的苦难和厄运，对追求真理、向往自由的人的命运和处境漠然置之，不仅自私，而且愚蠢。几十年的历史反复显示的道理之一就是，奉行这种明哲保身主义的人，没有一个真正能逃脱可悲的结局，更不要说良心上的损失。我们早该懂得，分而治之、各个击破为什么成为专制制度最嗜好的屡试不爽的伎俩，就在于我们的狭隘和自私心理。政治斗争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全身远祸、各自逃命正是它把斗争进行到底的最理想的状态。于是，普遍灾难就来临了。侥幸心只会招致耻辱和灾祸，我们应当记住这个教训。
刘宾雁的出现，是上个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和历史中的“重大现像”，这一现象随着刘宾雁本人的流亡而在中国成为禁区。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看，刘宾雁现象的意义在于，在共产党国家开始的人民自我觉醒和对统治者发动的历史审判这一进程中，继毛泽东、邓小平去世后，必然出现的新的思潮和新的力量以何种方式使中国重新回到人类发展的正常轨道。
十一、先驱的命运
历史没有剧本。赫尔岑认为，“现代人的最深灾祸之一，不是陷入现实，而是执迷于抽象观念”。面对俄国严峻的现实，赫尔岑不仅反对沙皇专制，对新的教条和新的解放者一样深怀疑惧：“社会主义的独断教条，其令人窒息，不下于资本主义的、中世纪的、早期基督徒的教条。”刘宾雁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随着据说是它的伟大胜利（中国的解放）而同时淡化和消失”。他“对中国和苏联的教条主义厌恶透了”！他对“制度设计”没有兴趣。总结自己一生志趣时，他说他“始终密切追踪国内和世界的演变，重点放在社会和人。”远离故土，他不懈地了解中国现实，同时广泛阅读欧洲、美国社会学著作，目标仍然是血肉中国、现实社会。如何使人摆脱“明于历史而昧于事实”的理性黑暗，“历史必然进步论”这种观点导致的政治末世论（Political eschatology），乃是人类生活的致命教条。英国学者柏林认为，赫尔岑的这一思想“进入俄国激进主流以后，对于夸张的功利主义，一直有解毒作用”。同样，刘宾雁的怀疑主义立场和匍匐大地的思维方式，对于扭转中国一百多年来以暴易暴、恶性循环的厄运，防止再度将苦难中挣扎不休的民众及其生活送上民族、国家、正义、平等、公正、幸福的崇高祭坛，再被新一轮极权统治虐杀，不啻一付清醒剂。企图消灭人们头脑中的理性，把个人的自我意识、表达和发展自我以及改变世界的欲望，窒息在萌芽状态中，就需创造出一种全无独立思维，又无发展自我欲望的一种容易统治与驾驭的动物。“中国人已经过于驯服、过于循规蹈矩而缺乏独立精神”。刘宾雁的几十篇报告文学的内容，除了对权力腐败的揭示（《人妖之间》），更多的是对个人自由的标举，对权力、机构、说教、纪律、官僚、成见对自由的压抑与摧残的谴责和抗议（《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路漫漫其修远兮》），对独立思想、创造意识、活泼气氛、自由言论、个人发展的肯定（《关东奇人传》），对个体反抗强权的讴歌（《一个人和他的影子》、《第二种忠诚》、《告诉你一个秘密》），对被强大异化政治力量压制而失去生命力与尊严的个体的哀婉与痛惜（《好人啊，你不该这样软弱》）。“什么人快乐而自由？”——刘宾雁深信人生应当是自由而欢乐的。他“不喜欢这个党对人过于严酷和不必要的压抑”，因为他早就敏感到“这个党能够使人温饱，却不会给人以欢乐和自由”。刘宾雁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了解到斯大林的暴行时，悲痛得几乎颤抖，如同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心灵地震。两遍读下来，他“心中的很多事改变了原来的样子。”多年之后，流亡海外的刘宾雁痛苦地回忆道：“‘把个人交给党’，‘把一切献给党’，‘一切听从党的安排’这些口号还要流行几十年，没有多少人怀疑过一个政党有什么权力向一般公民提出这种狂妄、蛮横而无耻的要求，少有人识破，这个对于共产党而言是一种僭越、而对于人民则是一种侵犯、剥夺和侮辱的口号，竟然毫无阻碍地变成至少是大陆城市居民的道德准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现实！”
刘宾雁的意义将跨越他所属的时代，“未来民主中国和世界人们将如同回忆大无畏的勇者和精神激励者一样忆起刘宾雁。他的伟大工作将结出美丽的果实。”（威斯康星大学爱德华•弗雷德曼教授）
刘宾雁的文字曾经如电流一样，击打过亿万心灵。每有新作问世，必举国轰动，洛阳纸贵。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共最高领导人都参与决定过此人的命运。数个省的党政要人试图将他送上法庭。中国作家破例扔掉候选人名单，举起手臂，将他选为他们的领袖。同时传闻四起，不是担心他再次被打倒，就是要求确证他尚未“出事”。他的行踪牵扯各色人等的心，从家门口到报社，他被来访者包围，被天南海北飞至的数万信件埋没。近代世界只有雨果、托尔斯泰几人生前享有过如此殊荣。但他们没有刘宾雁的特殊待遇：被遗忘的殊荣。刘宾雁逝世次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曾询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是否知道刘宾雁，回答他的是一片愕然。在当代文学史、新闻史，“刘宾雁”仍是禁忌。《中国二十世纪报告文学重要作家大系》将这位至今无人超越的中国报告文学之父排除在外，显示了中国仍然是人妖颠倒的时代。中共领袖们惧怕一名身患绝症的八旬老人，如同惧怕雷霆闪电。
波罗的海沿岸托拉维亚海港一个数百年历史的小渔村，海边兀立着高大的花岗岩峭壁。很久很久以前，渔夫们在那上面刻下了一行铭文：“悼念所有死于海上和将要死于海上的人”。赫尔岑及他的思想已经与白银时代的思想“路标”一起，清晰地出现在俄罗斯现实的原野上，而刘宾雁的理想至今没有实现，他的祖国仍在黑暗中。今日中国精神道德的沦丧，反衬出一个苦涩的事实：刘宾雁之死带走了一个时代：一个追求正义、真理和良知的时代。
刘宾雁还拥有另一种殊荣，被被他唤醒的人们遗忘。刘宾雁在中国知识人中的命运，是高尔基笔下丹柯的中国版：当同胞们在黑暗的林莽沼泽中失去方向和信心的时候，丹柯自剖胸膛，取出并点燃心脏，照亮黑暗，带领人们披荆斩棘，寻找光明。当林莽外眩目的阳光辉耀原野、河流、山峦，丹柯心脏燃烧的火光顿时黯澹失色。找到光明的人们加快脚步，踩踏丹柯坠落地上的心脏微火，——他们不屑于丹柯的存在，嫌他的火光过于微弱而只顾向巨大的光明欢呼飞奔。他们在林莽外享受光明，认为自己的光亮直可与太阳媲美。丹柯的心脏埋入地下，成为煤矿的坟床。刘宾雁是那面临海而独对天涯的峭壁，那座光荣的坟茔。种种伟大的回忆此刻正在寒冷的暗夜沉没。他是呕血剔心却永远不谙世道的赤子，独自离去的先驱。
道德是文明的基础，是变革社会、防止历史倒退不可或缺的人性力量。未来若干年，发挥良知勇气，仍然是中国人亟需的首要精神品格。中共统治集团成功地隔绝了刘宾雁，被统治者也遗忘了这名为他们贡献了一切的先驱。但是，一个人伦道丧的中国正是有待拯救的社会，刘宾雁这样曾启导了一个时代的人物，不会长久被遗忘。
十二、让光明从坟墓里出来！
1878年，雨果在伏尔泰逝世100周年纪念会上指出：
伏尔泰不仅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世纪。他行使过一个职能，他完成过一个使命。伏尔泰，独自一人对这个社会一切丑恶力量的大联合，对这个茫茫的恐怖世界宣战，他接受战斗。他的武器是什么？这武器轻如和风，猛如雷电——一支笔。这是一场伟大的战争，是思想反对物质的战争，理智反对偏见的战争，正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战争，是仁慈的战争，温柔的战争。
他承受了一切威胁，一切侮辱，一切迫害，污蔑，流亡。他不屈不挠，坚定不移。他以微笑战胜暴力，以嘲笑战胜专制，以讥讽战胜宗教的自以为是，以坚毅战胜顽固，以真理战胜愚昧。
……
他有益于人类的生命在一百年前已经熄灭，但他的作品是不朽的。啊！野蛮还在，好吧，让哲学抗议。刀剑猖狂，让文明愤然而起。让18世纪来帮助19世纪；我们的先驱哲学家们是真理的倡导者，让我们乞求这些杰出的亡灵；让他们面对策划战争的君主王朝，公开宣布人的生命权，良心的自由权，理性的最高权威，劳动的神圣性，和平的仁慈性。既然黑夜出自王座，就让光明从坟墓里出来！
这篇演讲似乎也是为刘宾雁发表的。刘宾雁也是一个时代，是地球上最大生命共同体半个世纪的发言人。从《本报内部消息》到《人妖之间》，从《三十八年是与非》到《第二种忠诚》，刘宾雁曾以其赤金般的纯粹和警钟式的正声震撼过亿万中国人。1949年后，刘宾雁只有九年时间为他的人民服务，远远没有穷尽他的时代的实情和启示，——没有谁能穷尽。但是，他以一生的天真、激情和勇气，以“亦狂亦侠亦温柔”（龚自珍语）的君子风范，以生命的悲剧性终场，见证并注释了中国这一当代世界之谜。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始于西欧，滥觞于俄国，弥漫于东方。自耶酥上十字架并复活，两千年来人类面临着最严重的危机。如何从《共产党宣言》的恐怖乌托邦翻转到人类自由解放的正道，曾是并继续是我们时代的最大难题。如同地球自转太阳升起时另一半球还陷于黑暗一样，自由在苏俄东欧的降临，反衬出还笼罩在专政长夜里的中国。刘宾雁像所有的历史侯鸟一样，率先鸟瞰到远方地平线隐约出现的微曦，振翮在光明与黑暗的交接处。他的内心我们不能完全感受，我们永远不能确证，究竟是欣慰的希冀还是悲观的绝望进入他那庄严的弥留之际。
刘宾雁已去世十年，世界又经历了许多演变，但他的祖国仍在滑向深渊。有无数双手在拖曳中国，其中有刘宾雁的身影。在中国最终迎来自由光明的时刻，在山呼海啸般的庆典中，我们可以辨认出刘宾雁伟岸的身影和他浑厚的声音；当中国乌云倒卷黑暗复辟的历史大溃退时刻来临，我们也将看到刘宾雁高昂的头和冰锋般的目光。
毛泽东、邓小平时代将作为20世纪共产红色王朝载入史册，如同秦始皇、汉高祖、明太祖时代一样。一旦征战奴役、党同伐异被宪政自由取而代之，帝王时代就像经过防腐的木乃伊或翻墨泼污的锦灰堆，仅余考证价值。“刘宾雁时代”不是一个帝国概念，它是帝国的对立面，就像晨曦与黄昏一样，它是帝国终结之前崭露的未来时代的精神雏型，是一柄通向自由中国的路标。
一个也许并非不重要的比较是，刘宾雁与毛泽东、邓小平的个人归宿。83岁的毛泽东众叛亲离，孤苦伶仃，只能成天苦吟《枯树赋》等死。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盼望老暴君快死，这显然是毛泽东最伤心可耻的结局。众接班人违背“入土为安”的中国古训，效法苏共，把他开膛破肚做成木乃伊，逼使他永远屈居为54岁的列宁的弟子，且始终面临鞭尸之虞。事实上，毛尸骨未寒，他唯一的学生江青就被抓捕，连帝妃殉死的特权都被剥夺。邓小平自知其罪错虽逊于毛泽东，但也作恶多端，尤其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屠戮青年学生，后人决不会宽恕，干脆追随乃兄周恩来灰烬不留，——我死之后，管他洪水滔天。刘宾雁客死他乡遗下大憾，但弥留之际亲朋好友相送，大雪普降，一场全球性祭悼，骨灰归返祖国，并留下遗言，坦然、浪漫、壮丽、圆满：
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
一切伟大思想巨流都穿行于历史河床，并改变和重新疏浚任何坚如盘石的岸壁。跟伏尔泰、雨果、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一样，刘宾雁是忠实的时代之子。他从青年时代就弃绝任何类型的投机人生，直到生命结束。他既没有潜入故纸堆，作丧失良知和勇气的无聊考证，也没有廉价地征引西方学人，显示博学和智力优越感。他只坚定地听从时代律令，深信中国独一无二的苦难和牺牲终能产生烛照未来的希望。
跟伏尔泰、雨果、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一样，刘宾雁也是历史之子，自有其局限。他承袭的俄国贵族精神，坠落底层的民粹情怀，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失望，始终未能割除的共产主义的精神脐带……所有这些缺憾，都是刘宾雁时代的典型特征。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即使这些局限，也远胜那些沽名钓誉、文过饰非之徒的速朽人品及文字。
不应忘记的是，跟苏联、东欧一样，“刘宾雁时代”由众多自由心灵共同支撑。林昭、遇罗克、陆洪恩、张志新、钟海源、李九莲、王申酉、顾准、李慎之、何家栋、许良英、胡耀邦、赵紫阳、胡绩伟、司马璐、王若望、王若水、方励之、于浩成、陈子明、曹思源……刘宾雁时代将作为中国亘古未有的自由时代，为后人重新铭记。
十年太短，真正的历史人物，他的影响应当以世纪来计算。待到刘宾雁50、100年祭辰时，中国的心情和仪式将大不一样。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同伏尔泰到雨果，“刘宾雁时代”也将取代“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历史有足够耐心。
201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