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剩男恐慌

这就对了，让这批只生男孩不生女孩的眼睁睁看着自己儿子找不到老婆或者全家举债讨老婆，眼睁睁看着别人的女儿因为奇货可居嫁有钱人改善生活，重男轻女的思想才有可能改变。

四五个小伙子排着队跟同一个姑娘相亲

‌‌“娶媳妇难‌‌”早已成为许多农村男青年的普遍困惑。记者在位于河北南部的邢台平乡县，邯郸曲周、鸡泽、广平、馆陶等县采访时发现，有2000多人的河北省曲周县李于子口村，22岁至26岁的未婚男青年有近30人；鸡泽县赵庄村也有村民2000人，同一年龄段未婚男青年也有30多人……而在这些村庄同龄的未婚女青年却寥寥无几。

曲周县李于子口一位40多岁的热心妇女告诉记者，临近各村以至临近各县都是如此——这两年每个村都有20多个找不着对象的小伙子，‌‌“条件还都不差‌‌”。

冀南农村普遍出现的‌‌“找媳妇难‌‌”，已不仅仅是让父母和本人头疼的‌‌“家务事‌‌”。

有鸡泽县赵庄村村民告诉记者：‌‌“我们村支书和村主任一开会就为这事发愁！‌‌”而当一位鸡泽县的妇女向曲周县的朋友打听是否有适龄姑娘的信息时，这位朋友立刻笑着‌‌“警告‌‌”她：‌‌“你可不能挖我们村的墙角啊！‌‌”

有媒体报道，隆尧县更有村委会向所有村民承诺：只要把女儿嫁到本村，奖励2000元；只要把本村或外村的女青年介绍给本村的男青年，奖励介绍人1000元。

记者发现，由于‌‌“找媳妇难‌‌”引发的专业媒人不择手段谋利、女方对彩礼‌‌“狮子大张口‌‌”，以及暴露出来的农村传统婚恋观念令人堪忧。

‌‌“19岁时，对于相亲找对象，感觉就和看偶像剧一样——要找个自己喜欢的‌‌‘女神’。‌‌”馆陶县农村青年李建国告诉记者，1987年出生的他‌‌“相亲史‌‌”始于19岁。

后来由于20岁外出打工，婚姻大事被暂时‌‌“搁下‌‌”。4年前，24岁的他在父母的催促下返乡加入相亲大军。此时李建国发现，与7年前已经不同，这两三年间在农村找个媳妇已非易事。

经过4年‌‌“几十次‌‌”相亲，27岁的他如今再也不敢奢望‌‌“女神‌‌”。比李建国小两岁的妹妹如今已是一个6岁孩子的妈妈了。‌‌“现在我找媳妇的基本要求就是——女的。‌‌”他强调，‌‌“只要女方不挑我，我肯定不挑女方。‌‌”

曲周县25岁的农村青年郭威，面对记者‌‌“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的问题时，一脸嗔怪地反问：‌‌“现在还能轮到男方挑？‌‌”

这两年，冀南农村的女青年可谓‌‌“不愁嫁‌‌”。‌‌“今天离婚带着孩子回娘家，明天就有小伙子和媒人登门提亲！‌‌”采访中，有多位邢台、邯郸一带的农民这样告诉记者。

媒人安排四五个小伙子依次和同一个姑娘相亲，在邢台、邯郸一带农村已是‌‌“见怪不怪‌‌”。李建国告诉记者：‌‌“我和姑娘聊了会儿，想问她要个电话号码，她却说等跟后边的小伙子都见完了再说！‌‌”对于这样的相亲，李建国坦言：‌‌“感觉像是求职面试！‌‌”

邯郸、邢台一带农村，大部分青年在外打工，每年打工青年返乡过春节时，是农村青年见面相亲高峰期。而去年腊月，郭威只和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女孩见了面；今年正月一次亲也没相到。

‌‌“根本就找不到可以相亲的女孩儿！‌‌”他无奈地表示。

为什么最近两三年当地男女比例出现如此差距？

其实，‌‌“媳妇难找‌‌”早在郭威读村小时就已初露端倪。‌‌“我们一个年级一个班。‌‌”他回忆说，班里30多个学生中，‌‌“男生是女生的两倍还多‌‌”。

有农民告诉记者，当地农村计划生育政策规定：第一胎为男孩的夫妇是不允许生二胎的，而第一胎是女孩的还会允许生二胎。在他看来，正是这样的政策导致了如今农村人口出现男女比例失衡。

一名曾在鸡泽县小寨镇计生部门工作过的人员告诉记者，因为需要干农活，加上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多人偷偷对胎儿做性别鉴定。‌‌“一查出来是闺女就做流产了，这一拨净小子。你打听吧，哪个村都是！‌‌”

对于农村‌‌“找媳妇难‌‌”的成因，一些在外打工的男青年则补充说：由于收入、房子等现实问题，男青年很难在打工的城市中解决恋爱婚姻问题，出外打工的女青年则多了在城市结婚成家的选择。

邯郸市广平县人民法院吕善平法官告诉记者，如今‌‌“找媳妇难‌‌”已导致农村一些地方早婚现象重新‌‌“抬头‌‌”。曲周县李于子口村党支部书记李文芳也对记者证实：‌‌“在当地，男方超过25岁，就意味着找对象更难了。‌‌”

已进入‌‌“危险区‌‌”的郭威还有一个大他两岁的哥哥没结婚。‌‌“一家四口人整天就为这事唉声叹气！‌‌”由于找不着媳妇，郭威家所住的村子这两三年每年仅有一两家办喜事。去年一年，30多个适龄未婚男青年仅有一人成功‌‌“脱光‌‌”。

18个媒人同说一门亲

这两三年，随着冀南农村男青年找媳妇越来越难，专业媒人开始活跃。

跟之前由亲戚、邻居、朋友等为未婚男女帮忙牵线的媒人不同，郭威告诉记者，专业媒人就为挣钱！

每次被媒人带着相亲，郭威都会往兜里装上2000元。‌‌“只有这样才能‌‌‘不拉底’！‌‌”除了给见面的女方买点瓜子糖果，还要给媒人买烟、请媒人吃饭，给媒人50元到100元的‌‌“电话费‌‌”等。‌‌“甭管成不成，相一次亲就要1500元左右。‌‌”郭威在邻近村当‌‌“焊工‌‌”，月收入不过3000多元。‌‌“相一次亲半个月收入就没了‌‌”。

馆陶县青年许海宁调查发现，如今的相亲，多数并不是一个专业媒人在组织。一个媒人通常还会少则叫上三四个媒人，由这三四个媒人带着相亲的男青年去和他们联系的女青年相亲。很多时候，一些媒人并没有联系相亲女青年，也会跟着‌‌“凑数‌‌”吃饭和领取手机话费等钱物。‌‌“媒人之间，你这次叫上我，我下次就叫上你！‌‌”许海宁一个朋友结婚时为了‌‌“谢媒‌‌”，每个媒人给1000元，一共给了1.8万元。‌‌“18个专业媒人同说了这一门亲！‌‌”

对于类似的‌‌“规模‌‌”相亲，馆陶县农村青年李建国已习以为常。他第一次这样规模的相亲是‌‌“前年腊月二十一‌‌”。当天一大早，3个媒人就主动上门说要给他介绍对象。‌‌“谁家有未婚男女这样的信息，在媒人中间流传得很快‌‌”。

媒人告诉李建国父母，南边村、北边村有好几个姑娘呢！李家刚刚询问‌‌“怎么去‌‌”，就有媒人拿出电话回答说：找个车吧！很快，一辆面包车就拉着李建国与3个媒人出发了。

‌‌“到了南边的村，先找了这个村的媒人。‌‌”李建国给4个媒人一人一包10元的烟。谁知媒人不领情，他们嫌这烟太孬，说现在不流行这烟了，问他要另一个牌子的更贵的烟，李建国只得又去换烟。给相亲的女方家买了水果和糖果后，一进女方家才得知：来得不巧，姑娘出去玩了，不在家！

‌‌“这时媒人跟我说：不要紧，北边村还有。‌‌”小面包车拉上几个人又直奔北边而去。到了村里，李建国又先给北边村的媒人买了一盒好烟。

这一天，不包括那个没见到的姑娘，李建国一共和3个姑娘相了亲。‌‌“车钱花了230元左右，请六七个媒人吃饭花了差不多400元，买烟花了100多元，加上给女方家买的水果和糖果，一天下来就是1000多元。‌‌”

4年相亲几十次，李建国发现不仅专业媒人以此谋利，甚至一些出租车、饭店、烟摊和媒人一样，挣的就是相亲的钱——每一拨媒人组织相亲，都会找固定的车；媒人收到好烟后，自己也不吸，而是再卖回烟摊；就连饭店的服务员看到小伙子请媒人来吃饭，也可着劲儿推荐价格较贵的‌‌“特色菜‌‌”。

钱没少花，相亲效果却差强人意。李建国一天见的那3个姑娘，一个也没成。他告诉记者：‌‌“媒人只顾挣钱，甚至连相亲的这俩人是否般配都不关心！‌‌”

明知难有结果，但李建国还是会在父母的强烈要求下，不时由媒人带着去相亲。‌‌“父母担心驳了媒人的面子，就没人再给介绍了。‌‌”

因为拒绝这样的相亲，都快到而立之年的他还挨过母亲的打。

彩礼要‌‌“三斤三两‌‌”，男方父母不能超过五十岁

同为80后的崔博和许海宁，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馆陶县，在工作之余，两人在县城成立了‌‌“茨花青年影视工作室‌‌”。

截至目前，他们拍摄的六部作品中，2013年推出的《恐婚时代1》和《恐婚时代2》在互联网上最受欢迎。‌‌“《恐婚时代1》的点击量达到20万，《恐婚时代2》更是在100万左右。‌‌”

崔博告诉记者，这两部反映农村男青年‌‌“娶不着媳妇‌‌”和‌‌“娶不起媳妇‌‌”的影视作品之所以引关注就在于其‌‌“接地气‌‌”。

《恐婚时代2》中，女方向男方提出索要‌‌“新三金‌‌”作彩礼。‌‌“‌‌‘新三金’可不是金项链、金戒指和金耳环。‌‌”许海宁介绍说，‌‌“新三金‌‌”就是三斤100元面值的人民币。在剧中男方年迈的父母将100元面值的人民币，一张张用水浸湿，然后在用抹布擦干，为的就是过秤时，使人民币能更‌‌“压分量‌‌”，而又不被女方发现。‌‌“这些情节都来自真实生活，而故事的主人公也都是有原型的‌‌”。

有农民告诉记者，一般三斤重的百元面值人民币约有十万元。

由于‌‌“找媳妇难‌‌”，导致冀南农村娶媳妇越来越贵。

2012年，由于女方提出3万元彩礼的要求，导致曲周农村青年张嘉最终和女友分手。‌‌“当时，曲周的彩礼钱也就是1万6千元。‌‌”时隔不到两年，娶媳妇的彩礼钱已涨到了5万元。

记者采访时发现，借着结婚向男方索要钱物的花样可谓不断翻新：彩礼‌‌“万紫千红一点绿‌‌”：万紫是一万张5元的，千红是一千张100元的，一点绿不是翡翠就是玉；彩礼‌‌“一动不动‌‌”：‌‌“动的是小汽车，不动的是二层楼‌‌”；彩礼‌”万里挑一‌‌“：订婚时男方就要给女方一万一……

不仅索要钱物，而且还对房子、汽车，甚至对男方父母年龄都提出了苛刻的要求。

‌‌”有的女方提出房子必须是紧邻主要街道，小胡同里边不行！‌‌“有农村青年告诉记者，因为家里有车的话小胡同里车过不去。

女方要求到县城买房子，成为这一两年间邢台、邯郸一些县城房价上扬的主要原因之一。‌‌”去年年初还每平方米2000元呢，今年就3000元了！‌‌“有馆陶男青年表示。

‌‌”一团院、二层楼、彩礼就要三斤三两、家里四轮汽车两头尖、父母不能超过五十岁。‌‌“有当地农民将娶媳妇时女方提出的条件编成了‌‌”数字口诀‌‌“。

至于父母为什么不能超过五十岁，一位馆陶农村男青年解释说：‌‌”父母超过五十岁，需要照顾，将来还不能带孩子！‌‌“‌‌”多现实啊！‌‌“坐在旁边的一名男青年愤愤不平地说。

如今的高额彩礼之风，甚至在已结婚的小夫妻中也引发了矛盾。‌‌”我们村的一个小媳妇，嫌前几年彩礼要得少，带着孩子就回了娘家。‌‌“李建国告诉记者，‌‌”小媳妇宣称，婆婆不给补上5万元，就坚决不回家。‌‌“

越是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女方彩礼要得越多、提的条件也越苛刻。

‌‌”就担心姑娘过门后吃苦，提前先要出来。‌‌“邢台平乡县有农民告诉记者：一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借钱娶媳妇已是常事，‌‌”甚至有的贷款结婚‌‌“。

‌‌”目前涉及婚约财产纠纷的案件逐渐增多，呈上升趋势。有的为追回婚约财产甚至引发了恶性事件。‌‌“作为基层法律工作者，就农村婚约财产纠纷日益增多的现象，吕善平最近在呼吁各方关注。

网络时代的农村青年，婚恋观念却停留在20年前

对于时下专业媒人组织的程式化相亲，张嘉概括为：‌‌”她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她怎么问你，你就怎么问她！‌‌“而在他并不算短的‌‌”相亲史‌‌“上，不同于这样的相亲交友，只有过一次例外。

说起前年的那次恋爱经历，张嘉认为还颇有些戏剧性。‌‌”姑娘是一天晚上我用聊天软件的‌‌‘搜索附近人’的功能，搜索出来的。‌‌“姑娘所住村庄与张家相隔三里地。

相比相亲直奔主题的程式化问答，张嘉和姑娘在互联网上的聊天可谓‌‌”天马行空‌‌“。一聊十几天后，张嘉得知姑娘还‌‌”没婆家‌‌“，于是提出‌‌”见个面‌‌“。

有了之前的充分了解，两人很快确立恋爱关系。虽然最终因为彩礼等问题，两人没能走到最后，但张嘉坦言，这才是恋爱的感觉。

记者了解到，在邢台邯郸一带的农村青年中，有张嘉类似经历的并不多。虽然邢台、邯郸一带农村青年在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城市打工的不在少数，但绝大部分男女青年还是回乡谈婚论嫁。穿着时尚的他们在恋爱婚姻的途径、方式上和二十年前基本一样——由媒人带着相亲、订亲、结婚……

‌‌”即使是在外边谈了恋爱，一般父母的态度也是能拦住就拦住。‌‌“曲周李于子口村有村民告诉记者，当地农民还是觉得结婚对象是‌‌”本乡本土‌‌“、‌‌”知根知底‌‌“的更踏实。

吕善平也发现，跨区域的农村婚姻，由于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甚至为人处事上的差异，更容易引发夫妻、婆媳矛盾，离婚率较高。

于是，每年打工青年春节返乡时，各村相亲的汽车会把村子道路两边挤得满满当当。‌‌”跟赶庙会一样！‌‌“崔博说，‌‌”哪个村都这样！‌‌“

在李于子口村，记者了解到，和二十年前一样，如果相亲见面的男女感觉不错，就会一起赶个集。‌‌”就是一起到集上转一转。‌‌“有村民对记者解释，如果双方感觉还可以，男方就给女方买件衣服；如果女方感觉不行，男方给买衣服也不接受。

赶了集、买了衣服，双方接下来就会订亲。‌‌”很快！‌‌“这位村民告诉记者，从相亲到谈婚论嫁，就见个三四面。

吕善平在日常工作中注意到，农村青年中的离婚率有不断提高之势。‌‌”离婚率提高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人们思想意识在进步。‌‌“但这位法官同时认为，‌‌”闪婚闪离‌‌“与时下农村青年‌‌”结婚草率、离婚草率‌‌“的现状也不无关系。

去年，许海宁曾试图为农村青年男女搭建交友恋爱的网络平台，改变当地农村青年几十年不变的婚恋方式，但却以失败告终。

‌‌”当时的想法挺好。‌‌“许海宁花200元购买了相亲交友程序放在有关网站上。他还计划依托这个网络平台，再策划一些线下的活动，比如野炊、春游等。

虽然在《恐婚时代1》的片尾他还为此打了广告，但这个相亲交友平台却一直人气低迷。‌‌”究其原因，不外乎由于害羞、不好意思，不愿参与。‌”他不禁感叹道，网络时代的农村青年婚恋观念为什么还依旧停留在20年前？

延伸阅读：农村剩男调查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我国2015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51。在过去的20多年里，这个比例曾一度高于120，是世界上最悬殊的出生性别比例之一，这意味着，每出生100个女孩，会多出生20多个男孩。如今，那些在出生性别比最高的年代诞生的孩子正在陆续进入婚龄。

20多年来，市场经济发育，城市化进程推进，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所有的这些因素交织影响着中国的性别失衡问题。作为一个曾高度城乡二元化的国家，其‌‌“婚姻挤压‌‌”更多地挤向了边远、贫困地区，数千万‌‌“剩男‌‌”的婚恋难题正引发更严峻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事关发展，事关权益，在迈向全面小康的攻坚战中，不应被忽视。

2015年，中国青年报派出多路记者分赴豫、冀、湘、鄂、皖、甘、桂等省区贫困农村，并会同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和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专家，历时半年，对中国农村剩男问题进行了全景调查，现推出全媒体深度报道，预警社会，并以期引起更多关注和扶助。

腊月细碎的雪花化在了年味逐渐升腾的豫东韩朱岗村，邓孟兴家里格外热闹，大多是头发花白的父母领着腼腆的后生，话题只有一个：‌‌“他叔，俺儿子年纪不小了，你留意给寻个媳妇吧。‌‌”

56岁的邓孟兴嘴里应着，心里却直打鼓。他在镇上开了10年的婚介所早在2014年就关门了，附近十里八乡的男孩太多，女孩太少，介绍对象的活儿没法干。

可老邓10多年来当媒人的名声还在，家里有男孩的还是会趁着年轻人打工回来过春节的机会，在腊月和正月里频繁出入老邓家，拜托他帮着解决终身大事。

‌‌“还有6个小妮儿。‌‌”老邓对村里谁家有适婚的女孩了如指掌，但他心里明镜似的，这掰着指头都数得过来的姑娘，很难看得上村里那40多个未婚男青年，‌‌“还有条件更好的小伙儿从外村找来呢‌‌”。

2010年之前，老邓一年还能撮合成十几对，但似乎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曾经密密麻麻记录着男女青年信息的小本上，只有男孩儿的信息在不断增加，女孩儿的信息越来越少。

老邓总结说，估摸着是20多年前出生的男孩远远多过女孩。其实，老邓朴素的认知早已经是人口学家研究的重点。

过去的10多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树茁和他的同事在不断对人口普查信息进行分析的同时，还对全国28个省（区、市）300多个行政村的性别失衡情况进行了田野调查。

他们给出的结论是，由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城市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复合影响，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已整体失衡。

近一二十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已厘清了一个事实：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一路走高，并持续高位徘徊。最高峰的时候，出生性别比高于120，远超107的正常值，一度成为全世界出生性别比最高的国家之一。

李树茁等人根据几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以20世纪80代初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参照，对我国1980年到2010年间出生人口的性别情况进行分析，推算出这30年间，出生的男性为2.9亿，女性为2.54亿，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约3600万。

‌‌“如今，这一代人正不断进入适婚年龄，失衡后果逐渐显现。‌‌”李树茁的判断是，从2010年开始，中国将经历长达几十年的‌‌“男性婚姻挤压‌‌”，‌‌“1980年代后出生的男性中，将有10%至15%的人找不到或不能如期找到配偶。考虑到边远地区是婚姻挤压的最后一级，农村失婚青年的比例要高得多。‌‌”李树茁说，‌‌“这轮危机规模大、来势猛，持续时间长，必将构成困扰21世纪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

‌‌“被迫失婚‌‌”的大龄剩男密集出现

相亲成为春节主旋律的远不止河南的韩朱岗村。鄂中柴湾村的王飞龙夫妇提起3个儿子的婚事也是长吁短叹。

王飞龙自己有3兄弟，这3兄弟又分别有3个儿子，9个男孩都到了适婚年龄。这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近四五年来春节前后的主题就一个，拜托能找到的一切社会关系，安排一场又一场的相亲。

每年还不到腊月，王家的几个妯娌就开始四处奔走，张罗相亲的事，但能安排相亲的女孩实在太少，大多数时候，男孩们只能在网吧里无聊地度过。尽管各种网络社交工具也曾让一些农村男青年有机会在虚拟的环境中实践爱情兵法，但毕竟那大多是镜花水月。

9个男孩的相亲波折几乎让这个家族每年春节都被愁云笼罩，大一点的那几个孩子已经奔着30岁去了，按农村的习俗，过了30岁还没娶上媳妇，打光棍几乎就已成定局。

女孩稀缺，媒婆生意难做，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龄剩男密集出现，不少剩男多的地方被戴上了‌‌“光棍村‌‌”的帽子。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近年来在国内多个村庄做田野调查，他观察到，一些农村的光棍率之前较为平稳，但从80年代之后开始急剧上升，‌‌“这个现象非常显著‌‌”。

他根据自己收集到的信息计算出，一些村里的剩男比例在3%左右，如果做个简单的估算，全国农村在峰值期大约有2000万左右的剩男，平均到68万个行政村，每个村就将有近30个剩男。

李树茁团队对300多个行政村的实地调查显示，每村平均大龄未婚男性达9.03人。其中，近80%的大龄未婚男性身体健康，没有残疾，‌‌“他们的失婚不是身体原因造成，属于被迫失婚‌‌”。

每年春节，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都会要求研究人员写篇回乡记。在这些乡村笔记中，几乎所有学者都把经济拮据列为农村剩男失婚的最根本成因。博士生刘锐曾讲述过一个辛酸的过年故事。

2014年春节，刘锐的同乡、37岁的邓长清没有回家过年。邓的母亲曾生过几场大病，家里没能积攒下多少积蓄，因此小邓初中毕业后就南下打工，希望趁年轻挣点娶媳妇的钱。然而由于学历低，只能靠打零工生存，几年下来，仍然没能脱贫。父母也曾找人介绍，但媒人看到小邓的家境，都摇头不愿接单。

不知不觉人到30，小邓逐渐感受到单身的压力。最让他难受的是，因为单身，年终回家不仅遭到兄弟奚落，而且邻居也会指指点点，父母每谈及此事就长叹。有一年，全家吃完团年饭，母亲借着酒兴提及此事，说着说着竟落下泪来。小邓对家里的愧疚感日重，次年大年三十，他给家里打电话，决定不回来了。他说，现在找到一位带着两个小孩、即将离异的外省女人，希望年后人少时带着媳妇回家。放下电话，母亲大哭一场，觉得自己对不起儿子，愁云笼罩了整个新年。

‌‌“现代婚姻鼓励个人能力，但个人能力由家庭文化决定，当经济上既处弱势，家庭教育又不足时，光棍就会被惯性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刘锐写道，‌‌“回到村里，长辈说得最多的话是，农村人要面对现实。‌‌”

争夺新娘

王飞龙夫妇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初下手晚了，大儿子24岁了才开始替他张罗婚事，这时绝大多数的同龄姑娘早已成婚。

王飞龙说，自己家经济条件不好，儿子们也没太大本事，媒人都不待见。媒人给王飞龙甩下过一句话，现在家里条件好的男孩，十七八岁就开始相亲了，像你家这样条件一般的，现在才动手，难啊！

王飞龙自己就是24岁结的婚。‌‌“那时候农村到处都是倡导晚婚的标语，乡上也得等你到24岁才给办证。可没想到，如今儿子这个年纪谈婚事就已经晚了。‌‌”

这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轮回，王飞龙的父亲那一辈也是在十八九岁就得娶妻生子，那时候早婚是为了尽快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在经历了二三十年间的晚婚光荣之后，到了王飞龙儿子这一辈，又被‌‌“男多女少‌‌”的困境裹挟着回到早婚的路径。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夏柱智来自鄂东南的红村，他这几年回家过年时就发现，农村相亲订亲的时间大大提前，村里十七八岁的男孩们就已加入相亲大军了。用当地媒婆的话说，‌‌“现在女孩那么少，必须早早给占上‌‌”。

该中心另一位博士生魏程琳来自河南商丘，2014年回家过春节时，魏程琳意外地发现，18岁的堂弟阿坤已经订完婚，阿坤的父亲海叔正在实施下个计划，给16岁的小儿子张罗相亲。

海叔掰着指头给魏程琳比画，现在村里的女孩子少得很，处于相亲阶段的男孩子有10个，女孩却只有4个，你不抢，别人就下手了。‌‌“亲戚家的一个孩子都22岁了，还没找着对象，家里人为这事都快急死了‌‌”。

夏柱智介绍说，在他的家乡，春节前后，青年们陆续回村，许多人在这一个月内把婚姻的所有程序——见面、定亲和认亲、结婚全部走完。‌‌“办完没有证的婚礼，就各自外出打工，谈不上了解，年轻人是完成个任务，老人则是卸下副重担‌‌”。

西安交通大学的百村调查印证了早婚回潮现象。在其调研报告中写道：早婚回潮说明，在男女性别比失衡的大背景下，男性不得不采取早婚的策略来抢占稀缺的女性资源。

由于女性资源稀缺，争夺新娘的范围被扩大。‌‌“现在农村离婚妇女也很抢手。过去农村离婚女性大多被嫌弃，但现在也成了被争夺的对象。‌‌”

律师姬如松老家也在豫东农村，他告诉记者，村里去年离婚了12对，女的很快全都被抢走又结婚了，男方则只有3个再婚，其余很可能从此沦为光棍。‌‌“12个人里有个是我外甥，后悔得不行。‌‌”

姬律师的说法得到了媒人邓孟兴的证实。在他的小本上，二婚甚至三婚妇女都很枪手，‌‌“带着拖油瓶也没关系，因为彩礼要得少，越是离婚的，找过来说媒的越多。‌‌”老邓说：‌‌“我们这儿，离过婚的人再找，叫大媒，给媒人的礼钱都要多些。‌‌”

因为实在没有合适对象，一些贫穷农村的男青年的择偶标准一降再降，‌‌“只要拣到碗里的都是菜，相貌、年龄、交流沟通什么的都不重要了。‌‌”姬如松告诉记者：‌‌“身体残疾、智力缺陷的女性也都有媒婆踏破门槛，只要是女的，怎么样的都能给说到婆家。‌‌”

在豫东一个村庄里，记者发现，一户人家就因为无力给二儿子支付昂贵的彩礼，只得给他娶了一位智力有缺陷的女孩。女孩基本不能自理生活，家里人怕她跑丢了，只能成年累月地把她关在屋里，吃饭时，再把她放出来。

她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几乎不与她一起生活。但对其父母而言，儿子成家结婚算是完成了一桩心事。‌‌“有老婆总比打光棍好吧‌‌”，年迈的父亲苦笑着对记者说。

一个笑两个哭

鄂中柴湾村的王飞龙没想到，他们弟兄仨在给儿子张罗对象时，竟碰到一个同样的难题：当相亲的女方听说，男方家里都是3个男孩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出要涨彩礼。

女方的解释是，你们家男孩多，负担重，结婚时不多要点彩礼，以后不可能再从父母那里得到什么了。

这样的解释让王飞龙哭笑不得。他年轻时候找媒婆介绍对象时，如果说谁家兄弟多，那绝对是加分项。

那时候，如果没分家，男孩多，壮劳力多，挣得也多，家境肯定更殷实。即便结婚分家了，那谁家的兄弟多，能帮衬的人多，在村里就有话语权。而如今，兄弟多的男孩居然在婚姻市场上要减分。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魏程琳在河南老家观察到的现象与柴湾村一致。同村的阿凌兄弟三个，阿凌是老大，相亲时，女方要12.8万元的彩礼，阿凌的父母也咬着牙同意了。可没几天，女方反悔了，理由是阿凌家兄弟太多，怕女儿嫁过去后过不上好日子。

魏程琳说，同村20岁的阿亮就更惨了，他家里4个兄弟，他是老大，根本没有媒人愿意上门。他奶奶说，人家女方家庭一听是兄弟4个，连见面的机会都不给他。魏程琳感概说，也就这十来年功夫，时风就大逆转了。

媒人邓孟兴把他手里的男孩分成了3类：一等男，家里经济条件不错，个子一米七五以上，有能力，城里有房；二等男，家里条件过得去，个子不能太矮，至少上过初中；三等男，经济条件差，身高低于一米六五。‌‌“但兄弟多常常一票否决‌‌”，邓孟兴说，如果家里有三个以上兄弟，即便条件不错的二等男，甚至一等男，都会降到三等男。

三等男基本上就是困难户。邓孟兴说，这两三年来，他几乎不给三等男介绍对象，因为成功的几率太低，说不成媒的话就收不到费用，瞎耽误工夫。

夏柱智在回乡记里记述了一个案例。这户人家有4个儿子，至今全都打着光棍，‌‌“鄂北农村婚俗，彩礼加婚房，至少20来万‌‌”，夏柱智写道：‌‌“要给4个儿子都娶上媳妇，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现在四兄弟中最大的已32岁，全家火急火燎，‌‌“全家最后的决定是，4个兄弟合作给一个儿子娶回一个媳妇‌‌”，夏柱智说：‌‌“毕竟不能断了香火！‌‌”

中国农村子嗣观念历来很强大。在豫东的孟庄村，记者在与一位老计生干部的聊天中得知，当年为生男孩，村民想出了各种极端做法，‌‌“有把全家口粮都拿去交罚款的，有躲在外地几年不回来的，有离婚重娶的，传宗接代，惟此为大呀！‌‌”

‌‌“子嗣观念今天仍然根深蒂固，但是在当前剩男困境下，这种观念也在发生微妙变化‌‌”。魏程琳说，巨额的结婚成本，把多子多福的逻辑颠覆了，‌‌“调研发现，在一些子嗣观念相对较弱的农村，独生子女已成为普遍现象；在子嗣观念强的地区如华南、华北农村，拥有两孩以上的家庭所占比例也极低。‌‌”

这也许就是农民的现实逻辑：必须要一个儿子来延续香火，但也拒绝更多男丁来增添负担。研究人员的判断得到了那位老计生干部的验证：‌‌“前年村头老邓家生了个大胖小子，全家乐得合不上嘴，今年又添了孩子，抱出来一看是个儿子，当爹的哇地一声就哭了。‌‌”

饥不守道

‌‌“不干媒婆的人想象不到女孩稀缺到什么程度‌‌”，媒人邓孟兴说，春节前后，一个未婚女青年的家门口能同时停着四五辆车，车里满满地坐着四五位后生，都排着队，等着和女孩见面。

姑娘每天的时段已经被不同的媒婆承包了，一早起来，就坐在家里等着不同的媒婆按着时间段带着他们手里的男孩上门来。遇到姑娘觉得条件不错、顺眼的男孩，她会多聊几句，留个QQ号，加个微信。看不上的，冷场几分钟后，男孩只能知趣地默默离开。

邓孟兴说，往往是他领着的这几个男孩还没聊完，另外的媒人就频繁地给他打电话催促，该人家的时间了。

一个女孩过年期间一天见十几男孩并不新鲜。邓孟兴印象中，有一个女孩一个春节就见了100多个男孩。

‌‌“那个姑娘条件不错，见了100多个男孩，总算百里挑一定下一个。可没想到，不多久，两人就吹了。来年的春节，大家听说这女孩又单着了，赶紧又来排队相亲，这一回，又见了90多人。‌‌”

‌‌“在农村婚姻市场上，女方已取得绝对优势，已经是完全的女尊男卑。‌‌”家乡在晋北的博士生李顺观察到，许多千百年改不动的风俗现在也改变了。

‌‌“在我的家乡，婆媳地位大逆转，特别是家庭条件不好的家庭，媳妇都得供着，婆婆得陪着小心，生怕哪点不如意，让媳妇跑了。‌‌”李顺说：‌‌“婆婆疼的不是媳妇，疼的是钱呀。‌‌”

入赘为耻的观念也自然消解。‌‌“严峻现实让男人放下了面子，大家对倒插门也见怪不怪，甚至衍生出市场，山西吕梁就有专门介绍男性入赘到临近地区的媒婆，每人收费5000元。‌‌”

在皖南一个村庄，记者听说了王大超的故事。王大超家境贫穷，日子过得磕磕绊绊，眼看按常规结婚无望，31岁那年，他几乎花光所有的积蓄，从广西买了一个媳妇回来。没想到的是，才过了一周，新媳妇就跑了。王大超欲哭无泪，以为此生只能打光棍了。

又过了两年，33岁的王大超遇到一个寡妇，对方要求他倒插门。考虑再三，他最终决定入赘。这一举动震动四邻，因为这个寡妇其实是他的表婶，也就是寡妇的前夫是王大超的表叔。‌‌“让人感慨的是，这一圈几近乱伦的关系，没有遭到村民责难，相反获得了大家的同情和祝福。‌‌”

‌‌“适龄女性的严重缺乏，让农村剩男饥不择食，饥不守道。‌‌”婚姻生态失衡对传统伦理的冲击，让在各地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们感到震惊。

在一些特别贫困地区，大龄未婚男性甚至会采取‌‌“转房‌‌”的方式来结束单身。‌‌“转房‌‌”最为常见的是同辈之间的收继。在贵州山区，陈姓人家有兄弟4人，三哥在一次矿难中死亡，此时四弟已31岁尚未成亲。为了不让三嫂改嫁带走赔偿，也为了省去无力支付的彩礼，父母作主，让老四娶了自己的三嫂。

‌‌“‌‌‘转房’有违儒家传统道德，历代的村规民约也一再禁止，但在男性婚姻挤压的最低端，这种形式又死灰复燃。‌‌”

中国近来的人口普查数据及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婚姻挤压在中国绝非个案，几乎所有省份的农村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女性缺失。更让人忧虑的是，‌‌“目前危机还只是初现，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生的男性迈入婚龄，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的程度还会加重。‌‌”已研究此问题十多年的李树茁警告说：‌‌“更严重的危机还没真正到来。‌‌”

（宣金学、向楠参与了部分采访。应被采访者要求，部分人名、地名使用了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