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三篇文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陶斯亮《一封没有发出的信》、一篇《青春》杂志的伤痕小说《坟草青青》和遇罗锦发表于《花城》的《乾坤特重我头轻》。
那时，我不过是十五六岁的懵懂少年，丝毫没有评价、反思历史的能力，但少年的心灵却被那骨肉分离、家破人亡的场景震撼。为什么我们眼前的历史会呈现如此惨状？为什么我们要为日常的生活、语言和思想付出生命的代价？
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遥看历史远去的背影，止不住这样的追问：岁月已老，但付出的代价得到了应有回报吗？我们是不是可以畅所欲言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不妨，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的片段吧。
《乾坤特重我头轻》题目取自遇罗克的狱中遗作《赠友人》：
攻读健将手足情，
遗业艰难赖众英。
清明未必牲壮鬼，
乾坤特重我头轻。
这诗，有才情，有风骨，有担当。今年是遇罗克罹难42周年，以此为题，是为纪念这位思想的先行者和无罪的死囚。
遇罗克出生在一个小资本家家庭——他的母亲曾经拥有一个与他人合作、总股值千元、雇用十来个工人的小加工厂，在划分阶级成分的时候，一步跨进了“资本家”的行列，1957年反右运动，夫妻双双被打成右派。母亲“资本家”的成分，成为子女的“出身”，它既制造了一起残酷的冤案，使一位青年才俊命丧枪口，同时也贡献了一个非凡的思想者、一位黑暗中的光明使者。
遇罗克并非是个决意的反抗者，他是一个思考者，由思考者而进一步成为思想者。他非但没有决意地反抗，而且也不天生叛逆。少年时，他曾努力地迎合这个对于他尤为神圣的时代：他是小学第一批少先队员，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小学毕业，他是毕业班的代表，在全校发言表达对母校的谢意；一进入中学他便写了入团志愿书，以坚定自己的政治信念；在“三反运动”中他检举过自己的母亲，因为工人工伤被解雇，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公私合营后，他劝说母亲把自己的房产全部上交给了国家。如果不是这“资本家”出身，遇罗克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好孩子。
但他是资本家的子女，不能和无产阶级的后裔一样平等地享受社会权利：当他进入中学之后，他的操行从小学的“优”变成了“中”（他妹妹遇罗锦亦如此），在他们的评语上写着：“应和家庭划清界线。”界线？可是界线到底在哪儿？一场历史浩劫给出了最终答案：没有界线——没有底线。
他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却以优异成绩落榜，连最艰苦的地质勘探专业也没有录取，否则，中国或许会出现一个优秀的地质学家而少了一个思想者。
1960年底，遇罗克响应号召，主动到北京郊区当了一名农业工人，此后，他再度经历了一次高考的落选：因为家庭成分，连报考的机会都没有得到。农村的四年时间，他开始投身哲学的研究和写作，随着“阶级斗争”的形势越发严峻，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同类”饱受非议和打击。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思想渐渐走向成熟并开始发表文章。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个人的阶级地位是由其经济状况决定的，和家庭出身无关。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继承人卢卡奇则进一步认为，一个人不论出生在什么样的阶级，只要他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并且愿意服务于无产阶级，那么他就属于无产阶级。此所谓“阶级意识”。但文革的发动者不相信这样的理论。
先贤的理论被谭力夫——这个北京工业大学的造反派头头所发现的“定律”击得粉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但谭力夫毕竟是“定律”的发现者而非创造者，创造这个定律的是独特的、以阶级身份为标志的“等级世袭社会”。当遇罗克向谭力夫发起挑战的时候，他实际上挑战的是这个社会——正是在这种环境下，体现出遇罗克的独立、英勇和思想的光芒。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的文章遭到社会冷遇和抨击：当时，没有人知道文章的来头，而文章中歪曲历史、虚构前提的笔法更为人们所不能接受，遇罗克为此写下《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发表于1966年2月13日《文汇报》。遇罗克是个小人物，此时他却果敢地站到这个时代的对立面：姚文元文章正是文革的先声和铺垫——因此，遇罗克注定要被这个时代的巨浪吞噬。
文革甫一爆发，他便目睹了“黑五类”“狗崽子”们被打翻在地的场景，于是，他再度挺身而出，写下了轰动一时的《出身论》。在我看来，他的文章既是为他自己辩护，也是为同类辩护，还是为这个时代残留的一点正义和良知辩护，而他的辩护在暗云密布的天空撕开了一条缝隙，向人们的心中投射下一缕阳光，从此，遇罗克与林昭、顾准、李九莲们一道，成为一个时代的英雄。
然而英雄末路，等待遇罗克的命运可想而知。
在《出身论》一文中，他以平等为基石，以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教育权利为目标，揭露了“血统论”者所具有的专制主义特征，其本质是封建主义的。遇罗克指出，在大学招生中，出身不好的人受到歧视；在企业，得到提拔的干部总是“出身好”的；在农村，得到照顾的总是“出身好”的……文章中他尖锐抨击道：“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他认为这是一种极左的“反动政策”。
遇罗克的文章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响，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他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经过反复审讯和残酷折磨，于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是年，他年仅27岁。
遇罗克的思想并不深奥，从他与难友的交流中可以看出，他对现代哲学不理解、不认同，但他所捍卫的政治平等、思想自由，却是人类文明社会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政治权利，他所表达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俱为常识，但——即便“常识”，还远远没有成为我们社会行动的基本准则，甚至还有一部分人根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常识。要使这样的“常识”成为我们今天社会的普遍共识，成为我们的行动标准，其路漫漫。
纪念遇罗克，不仅因为他是一位思想的先行者，更因为我们向往光明。
2012.0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