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了中文媒体关于梁彼得案的几篇文章，刚开始我也很困惑，为什么一个走火误杀会判那么重。直到昨天我无意中看到梁彼得的配枪，由于接受过长期的枪械训练，我瞬间反应过来那几篇文章很可能只选择性披露了部分事实。所以我去找了一下相关的英文报道，发现陪审团在梁彼得案上作出的裁决，并非如一些中文媒体口中所说的不公。梁彼得之所以被裁定所有罪名成立，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
事发时梁使用的是一支格洛克G19手枪，纽约巡警的标准装备。熟悉枪械的人看到这可能已经意识到问题，那就是这支手枪几乎不会走火。通常我们讲的枪械走火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枪械故障，在没有扣扳机的情况下自己击发；另一种则是由于使用者紧张或惊恐，无意中误扣扳机。G19的设计非常特殊，它有个保险在扳机上，没扣扳机时保险会自动弹起顶住扳机，这个保险只有在扳机被扣下时才会打开。而纽约警察学院的枪械教官也证实了这点，纽约警局内的G19走火一年仅有20次左右，并且极少由枪械本身引起。
更不要说纽约警局为了防止误击，所订购的G19都是更换过扳机弹簧的定制版，Trigger Pull力度达到12磅（约合5.44kg）。要知道G19原厂扣发力度仅5.5磅，而另一款被美国军警广泛使用的P226手枪也才6.5磅。换言之，要击发一支NYPD定制版的G19，需要很大的力度，无意中误扣的可能性很低。而经过枪械专家的测试，梁的G19手枪实际扣发力度为11.5磅，陪审团12位成员都试过这只手枪，给出了“并不容易扣下扳机”的结论。
二
在中文媒体的报道里，梁彼得被普遍描写成一个菜鸟新手的形象，认为他的犯错是由于经验不足情有可原。纽约警局对菜鸟警员的认定标准是入职低于2年，但事实上梁彼得入职已经快18个月，也就是一年半；而他作证时也承认巡查那栋建筑将近一千次，所以梁彼得并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菜鸟，经验不足的说法在陪审团面前很难站得住脚。
梁被起诉的二级误杀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是鲁莽（Reckless），也就说控方要证明梁主观上明知有风险致他人死亡，但依然不顾后果放任发生。在这里有3个细节比较值得关注，首先梁掏枪是在他推门进入楼梯间前，换言之他当时还没有身处危险中；其次梁和他搭档事发时正在做从上往下的垂直巡逻（Vertical Patrol），他们从8楼进入楼梯间遭遇7楼的死者时，处于射击上的优势高位；最后梁明知事发时的楼梯间非常狭窄，很有可能发生流弹伤人。
梁对这三点的辩护是他当时正处于一个犯罪高发地带，而他通过门上小窗发现楼梯间一片漆黑感到有危险，所以他提前掏枪以保护自己。从我个人角度讲，我认为梁的说法是合理的，他提前掏枪行为也并不过分。但是法庭上的诉讼是很扣字眼和讲究因果关系。梁在推门前还是推门后掏枪，因果逻辑上存在很微妙的差异；而在梁相对死者占据优势位置，又明知楼梯间狭窄的情况下，他在陪审团眼里已经输了道理。
三
上面讲的几点虽然对梁不利，但并非他被定罪的真正原因。梁之所以被裁定所有罪名成立，是因为他在开枪后一系列让人目瞪口呆的作为，也正是几乎所有中文媒体报道里都忽略不提的事。那就是他在开枪后没有呼叫急救车，也没有主动施救受害者，更没有马上通报总台。梁在庭审上解释说他当时并没有立刻意识到子弹射中人，几分钟后才发现Akai Gurley倒在血泊中。
事发时Akai Gurley正和他女友在一起，距离梁开枪的位置只有一层楼。死者女友说Akai Gurley在中枪后慘叫着向楼下跑，最终体力不支倒在5楼，而他女朋友在5楼哭喊求救。我猜死者当时也没明白怎么回事，以为是黑帮寻仇，中枪后第一反应往楼下逃跑。但大家想想，一个人中枪后有可能不发出任何声音吗？梁会听不到Akai Gurley的慘叫声、脚步声和倒地声吗？更不要提后来他女友的哭喊求救，所以这个可能性是非常低。
并且梁在开枪后的一系列行为很反常，根据他搭档Landau的证词，梁开枪后第一时间去找子弹外壳，并亲口说“他要被炒掉”；然后他不肯让Landau通报总台，要求先打电话给上司寻求帮助，接着失联长达整整6分半钟后才回应总台的呼叫（以上几点梁在庭审中都承认，他解释不想惊动其他人）。要知道配枪走火如果没有伤到人，并不至于开除。梁种种不合逻辑的反应，说明他当时很有可能完全清楚知道他打中人，他说没意识到只是借口，而检察官更直接在庭上指控他撒谎。
那么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根据庭审的报道，梁彼得在开枪后头两分钟内找子弹外壳，并对Landau说他要被炒掉了。与此同时，Akai Gurley的女友和邻居打电话报警并叫了急救车，还试图以心肺复苏术抢救Akai Gurley。纽约警察总台接到报案后，马上使用无线电联系梁和Landau却没有收到回复。紧接着2分钟到4分钟内，梁和Landau就是否上报总台发生争执，梁阻止了Landau上报总台，并向他借手机打给上司。Landau借手机后又拿了回来，梁没能联系到他上司。之后4分钟到6分钟内，梁和Landau走到5楼找到倒在血泊中的Akai Gurley，但梁依然没有对Akai Gurley实施心肺复苏术，而是用手机发短信联系警察工会代表寻求帮助。工会代表回复短信让他上报，梁这才回复总台呼叫确认有开枪，此时距离他开枪已经过去6分半钟。
四
梁彼得在开枪后没有及时抢救Akai Gurley，是他被判二级误杀和渎职的关键。事后抢救未必能百分百救活受害人，但这在法律上的区别却非常大。以前有个案例，一个女生反抗性侵，不小心捅了罪犯几刀，之后她过于惊慌，看着罪犯在血泊中慢慢死去没有施救。由于她没有及时施救，导致她本来是正当防卫，最后却变成了误杀。这还是普通人对罪犯的行为，更不要说梁彼得作为警察开枪射中无辜路人，从头到尾居然没有任何抢救，只想着如何减轻责任，不要丢掉工作。控方甚至用“Care only about himself in the minutes after firing，not whether anyone had been hurt”这样的话形容他，换言之，梁彼得没有尽到一个警察应有的Duty和Responsibility。
陪审团之所以裁决梁所有罪名成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认为梁的诚信有问题。在事发几天后，纽约警局举行过一次内部交叉聆讯，而梁和他搭档Landau在被隔离的情况下，对整件事经过的描述是有出入的，而这份聆讯报告最终又被交给了陪审团，Landau后来还上庭指证了梁，这对于梁彼得的证词可信度来说非常致命。
更不要说梁一直否认他把手指放在扳机上，他的证词在弹道鉴定和枪械分析面前根本站不住脚。梁还说他事发后有通过警察无线电叫急救车，但检察官出示了当时的无线电录音，而梁并没有叫急救车。再加上他一直坚持表示没有听到声响，没有意识射到人等等，这些都给陪审团留下了极坏的印象。
我看到有人拿梁彼得和之前白人警察过失导致死亡却没有被起诉的案例比较。首先很多被拿来比较的案例，在发生的时间上比梁彼得案要晚，涉事警察并不是没有被起诉，而是还在等待检方起诉中（必须提醒下梁彼得案发生在2014年）。其次，梁彼得案中的Akai Gurley是完全清白无辜，而很多被拿来比较的案例，例如Ferguson案中的黑人是有袭击警察的企图，两者完全不具有可比性。我搜索了一下类似的案例，目前最接近梁彼得案的是同样发生在纽约的2004年“Richard S. Neri Killed Timothy Stansbury Jr.”，那个案子中的警察确实没有被起诉。
但那个警察做了一件梁彼得没有做的事，那就是在陪审团决定是否起诉前，亲自出席了听证会，在陪审团面前解释和作证。要知道在很多极具争议性的案件中，涉事警察都会选择出席听证会，因为这不仅仅是解释和作证，更是一个展示忏悔和道歉，取得陪审团和公众谅解的绝好机会。试想下一个健壮的男性警察，在公众和陪审团面前因为误杀平民而痛哭流涕泣不成声，那是非常有震撼力很能让人同情的。而梁彼得却很罕见地拒绝了在陪审团面前作证，他给人一种很没诚意和害怕被质询的感觉。我个人的猜测是，梁彼得当时还不知道检方掌握了多少事实和证据，他担心在陪审团面前作证，一不小心会自相矛盾，所以他选择放弃了这个机会。
五
这两天看了无数的报道和文章，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立场决定了叙述（Narrative），而叙述引导修辞”。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只是想补充在绝大多数中文媒体上缺失的一些细节，希望能帮助不清楚内情的人更好地去判断。在写的过程中，我也小心翼翼尽量不偏向任一边。
我认为梁彼得一案要切割成两部分来看：事发时的失误开枪和事发后的抢救缺乏。梁彼得被裁定所有罪名成立，更多是因为后半部分的缘故。但各大中文媒体几乎避而不谈，只一味强调前半部分梁彼得的失误开枪，实际上有误导的嫌疑（这里传授点私货，多年经验告诉我中文媒体不可信，特别是海外各大留学和移民的公众号）。从我自己的角度看，我认为这个误杀确实是个意外，梁并不是有意犯错；但考虑到他事发时的作为和后来的态度，他被判二级误杀罪和渎职罪并不能说是无辜。另外补充下，目前此案只刚完成裁决部分，具体的量刑要等到4月份，网上流传的15年是最高刑期，实际量刑范围在5到15年间。
有人说梁很可怜，年纪轻轻大好前途就这么断送了，但最可怜的难道不是因梁的失误和不作为，遭射杀的无辜路人Akai Gurley吗？而Akai Gurley还是两个刚出世小孩的父亲，如果梁彼得量刑过轻甚至无罪释放，那才叫真正的司法不公吧？梁的失误是他犯错的原因，而不是他犯错的理由。试想一下，如果一个警察因为感到有危险就可以随意掏枪乱指，误杀了人惩罚很轻，那还有几个人敢上街？再换位想一下，如果当时从8楼推门而进的是Akai Gurley，他因为感到危险提前拿出手枪，然后误开枪射杀了刚从7楼巡逻出来的梁彼得，那陪审团会怎么判？恐怕就不是误杀罪那么简单，估计Akai Gurley牢底都得坐穿。我要提醒一下，警察的身份并不代表在道义上就天然正确，作为执法力量的象征，他们更多时候承担比普通人还要严厉的标准。我也很同情梁彼得，但他应该为了他的所作所为受到惩罚，真的不能用“失误”这样轻描淡写的字眼一笔带过，那可是一条无辜人命。
延伸阅读：：华人抗议为何无用？美国刑事律师评华裔警察误杀黑人案
来源：心路独舞的博客
最近，微信里铺天盖地都是对梁彼得有罪判决的抗议和捐款呼吁，很多海外华人和国内的读者纷纷留言请我谈谈我的看法。我虽然对本案一直都有追踪，对美国法律也算相对了解较深，但我毕竟不是执业刑事律师（Criminal Lawyer）。今早这里下雪停课停工，我得以有时间给每个认识的刑事律师打电话，终于找到一位对此案有所关注的律师C. Aaron来谈谈他对此案的看法。本文只是基于采访录的直接翻译，并不掺杂我个人在此案中的观点。
舞：最近民众尤其是华裔非常关注的梁彼得一案被陪审团定罪，您能用比较大众的语言来介绍一下梁彼得被起诉和定罪的罪名吗？
查：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案子，一个年轻的非裔无辜丧生，另一个年轻的亚裔很可能将要在监狱呆很长的时间，不管怎样看，此案没有赢家，更是两个家庭的灾难。梁彼得去年被大陪审团指控多项罪名，其中包括二级误杀（second-degree manslaughter）、过失致死（criminally negligent homicide）、二级袭击（second-degree assault）、危害他人安全（reckless endangerment）和其他两项执法不当（official misconduct）等罪名。本月11日，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判决梁彼得二级误杀和执法不当的罪名成立。
舞：你能谈谈他被定罪的二级误杀吗？
查：在美国误杀的定罪基本有两种，一种是故意误杀（voluntary manslaughter），另一种是非故意误杀（Involuntary manslaughter），梁被陪审团定罪的“疏忽误杀”（negligence manslaughter）就属于后一种，指的是被告无意杀人或致人重伤，但因严重疏忽而导致他人死亡。
舞：以你对本案的了解，你认为陪审团作出该罪判决的关键因素在哪里？
查：我认为有两点，一是“枪”的问题，陪审团最后是以梁的手指放在手枪上的位置做出有罪裁决的，也即在当时他本人安全没受威胁的情况下梁的指头是在扳机上的。二是“见死不救”，击中死者后梁彼得未立即实施急救或呼叫声援，而是事隔四分钟才向总部报告，同伴警察的证词表明开枪后，梁彼得哭着说“我意外开枪射杀人，铁定要被开除了”，这个证词对他的影响很负面。陪审团做出判决首先要看动机，梁彼得律师团队的辩护基点是“悲剧”（tragedy）而不是“犯罪”（crime），并辩护他“痛哭发抖忘了急救”，但他却又清醒到了担心自己的警察前途，让他团队的辩护本身自相矛盾。以目前所有美国警察或百姓枪击他人之后无罪的案例来看，都是在被害者对持枪人安全产生威胁的背景下作出的，而梁彼得案件中他的安全并未受威胁，反而见死不救，这是梁彼得很难被陪审团无罪开脱的关键。
舞：那是不是说梁彼得的律师辩护不利？
查：这是一个非常受关注（high profile）的案子，而且梁的两位律师是他家自己聘请的经验很丰富的私人律师，其中一位是在华人社区中名气不小的罗百能（Robert Brown），曾代理过多起刑事辩护案件并赢得无罪判决，另一位是在纽约警局担任副局长十几年并专门处理内部法律事务的柯诗慈（Rae Koshetz），基于此案的敏感性和受关注程度，包括律师、检察官、法官和陪审团在内的所有人都会十分尽力和非常审慎的。
不过，如果你搜索的话，应该可以找到一些业内人士对梁律师在此案中辩护无力的指责，其一是声称梁的枪有故障，结果证实没有；其二是在审讯和辩论期间均没有反对（Rejection）检察官让所有陪审团员试枪的建议，结果显示该枪需要指头必须施加11.5磅的压力才能开火，这并不是一个小数字，对意外走火的辩护很不利；其三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律师并没有反驳检察官在结案陈词中所做的“梁彼得先瞄准后开枪”的提法，造成了他故意开枪的假象，事实是先击到墙壁后反射再击死被害人的几率比中彩券还低，当然还有其他……
舞：有华人律师说梁彼得选择陪审团判决也是一个错误，应该选择法官判决，你同意吗？
查：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如果法官来定罪的话，法官一个人对法律的理解是结果的关键，而如果要陪审团聆听的话，需要12名陪审团员每个人都认为梁彼得的罪名成立才能定罪，有1个人不同意的话就不能做出有罪判决，而变成陪审团僵持（hung jury），取决所在州的法律多数情况下会宣布误判（mistrial）发回从头审判，因此我认为选择陪审团聆听应该是一个更透明公正的过程。陪审员选取时首先从法院所在地区的居民中随机抽选出大批候补陪审员，组成候选陪审员，然后这些候补陪审员要在法庭上接受法官、律师、检察官等相关人士的问询，这一阶段，双方都有机会使用任何可以使用的法律依据，尽可能选出对己方有利或至少不会对己方不利的陪审员，而排除对自己不利或有偏见的陪审员，例如对于死刑案件必须排除反对死刑的人进入陪审团等。以梁案子的陪审团构成来看，主要是白人和西裔，只有一名非裔，有人指责里面没有亚裔，实际上开始确定的16名预选陪审团员中是有三名亚裔的，两名自己要求退出，一名审讯之前安排有手术因此没有进入最后的陪审团。
舞：有关此案的判决，很多人认为有种族因素，如果梁彼得不是华裔的话就不会判罪，你怎么看？
查：美国有一句谚语叫“背后总有原因”，我希望这样评论的人去好好研究一下本案的整个辩护过程。作为一个律师，我秉信法律的公正，尤其是梁家请得起高价律师，根本不存在法庭指定律师可能有的代理无力问题。
舞：现在有一些华裔和团体在举行抗议和筹款等活动，你认为对本案最后的上诉或者刑期有影响吗？
查：你还记得弗罗里达黑人青年Trayvon Martin被枪杀的那个案子吧，即使奥巴马总统公开讲话问询也没有影响到司法的独立判决和结果。我知道从梁彼得被大陪审团（grand jury）起诉到最近的宣判，华人白宫请愿、抗议、捐款等此起彼伏，但结果并没有影响到最终的判决结果，这就是美国司法独立的宗旨。按我个人的观点，与其凑钱帮他上诉，不如用来安抚被害家庭，达成某种程度的谅解，也许会对最后刑期的减少甚至缓刑有利。
舞：有华人律师说梁彼得还有机会，你认为他上诉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
查：据我所知以下是梁彼得的所有机会，梁彼得的律师在3月9日截止日期之前有一次备案推翻原判的动议机会，如果不成功的话法官将于4月14日公布刑期，之后梁彼得可以上诉到上诉法庭（appellate court）。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如果被陪审团定罪，老实讲上诉成功的机会很小，这是因为依据包括纽约州在内的多数州法律，上诉并不是开始一个新的审判，而是看法官在审理的过程中是否遵守了法律，只有在法官犯了比较大的法律错误时上诉法庭才会推翻原判，如果没有法律使用问题的案子上诉法庭一般都不会受理的。
独舞后话：
这些年总有读者问我，你们在美国很受歧视吗，是不是二等公民等。
我很哭笑不得，其实美国人一般非常友善，由于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多肤色和多国别的移民社会，歧视问题不可能没有，但多非常非常微妙（subtle），表面是看不到的，读书、求职、升职等过程中也绝对不敢说什么年龄的不要、什么性别肤色的不招等，因为有严格法律禁止，而且可以投诉的渠道很多，赔偿也很可观。民间生活中我曾遇到过一次，在《币有三面，我在美国遭遇的种族歧视》一文中我曾谈过，有趣的是那个事件站出来给我打抱不平指责歧视方的也是美国人。我个人感觉目前在美国有些少数族裔开始有种弱势不再弱势、滥用“种族”牌的趋向，我觉得这是非常不理智、甚至无理取闹的做法。
也有人问我从梁彼得一案中看到了什么。
其实这些年来，每有华裔自己认为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案例出现时，便会有不少华人开始刷屏动员，然后抗议、捐款或围追堵截几个政客，之后鸟兽散场，下一次有什么案子出来了依次重复后再次散场。我们并不缺能力，我们也不缺乏诉求的表达，我们缺少的是真正融入美国社会、并利用这个社会的政治和法律规则来改变自身形象和影响力的长期坚持和不懈努力。我们不愿参政，哪怕参与的话，我们也只愿支持同肤色的“自己人”。我们没有其他少数族裔那样抱团，互相歧视常有，对其他族裔尤其是黑人的歧视从不掩饰，更少走出去和其他肤色和种族达成认同和互助，寻求支持。一句话，我们缺的是胸怀和远见，这才是我对每个类似“梁彼得”式案子的最深体会。而对我个人来说，既然参政既没有先天天赋也没有后天能力，我所能做的就是我现在做的，用文字告诉你我眼中的真实美国，再告诉你我在美国看到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