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纪念徐志摩《再别康桥》一诗的石头。
还是在清末最后十二年，对立着的立宪派（梁启超）和革命派（孙中山），一主张学英，一主张学美。结果主张学习美式共和的革命派获胜，主张走英伦君宪道路的梁启超未能遂其所愿。历史这一页翻过去后，以《新青年》为精神主导的那个时代，学美学英都成了历史上发黄的一页，苏俄则成为中国新政治势力的取法对象。诗人徐志摩自始至终对苏俄抱持一种警惕的态度，不但多次撰文批评，还在自己主持的报纸上就苏俄是友是敌的问题组织讨论。志摩批俄，有一个参照对象，那就是英国。这一点，他和他的老师任公一样，对英伦政治充满好感，尽管在那个时代学俄已是风潮，学英乃至英国本身都已成了一种落后的表征；但志摩不讳言“我是恭维英国政治的一个”。他在保持对苏俄批评的同时，还向国人介绍英伦政治，尤其是英伦民主政治。
徐志摩是1918年8月放洋留美的，1920年9月又从美国辗转到英国，1922年9月回归。去国四年，正好两年美利坚，两年英吉利。应该说，他对英国的好感远超美国，正如他写过康桥，却没有写过哥伦比亚。这里不能忽视的是徐志摩有关英国文字中对英国政治的绍介，洋洋洒洒而不失精准，很能体现诗人敏锐的观察力。
1924年12月出版的《现代评论》有一篇志摩批评英国的文章，叫作《这回连面子都不顾了！》，它批评的是新近取代了英国工党的保守党。徐志摩认同的是工党，保守党执政，换了两个英国庚款退回委员会的委员，其中一个是罗素。诗人担心此事对中国将有所不利，同时又出于自己对英国保守党一贯不满的立场，所以就有了上面这个尖刻的题目。题目尖刻，内容也尖刻，但对英伦政治的好感亦未曾掩饰：“我是恭维英国政治的一个。他们那天生的多元主义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真配于政治。就是他们的笑脸，虽则明知是假的，有时也不讨厌。”但，更厉害的文字还在这里：“所以对英国人讲主义，论理性，谈道德，说良心，演逻辑，求一致等，那你就是自愿做傻瓜，他们根本就不懂得主义、良心、道德那一套，他们也用不着。你得给他们讲实际，论事实，谈方略，说对付，计较利害，尤其是张罗面子–那才对劲。”这真是为英国人尤其是英国政客绘制了一幅很好的描画，只要我们知道19世纪一个英国首相说过：英国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就不难体会诗人对盎格鲁撒克逊人那种入微的体会。
徐志摩为国人介绍英国民主政治的文章是1925年元月连载在《京报副刊》上的《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写作时间则是1923年。在介绍民主政治之前，诗人首先谈到的是英国人的自由与保守：“英国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顽固的。自由与保守并不是冲突的，这是造成他们政治生活的两个原则；唯其是自由而不是激烈的，所以历史上并没有大流血的痕迹（如大陆诸国），而却有革命的实在，唯其是保守而不是顽固，所以虽则‘不为天下先’，而却没有化石性的僵。”谈论英国政治抓住自由与保守，在解释这两者的关系时，不是对立而是对举，可谓是对光荣革命以来英国政治传统的点穴，也是诗人对英伦自由主义获其真传的一份心得。放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谈自由易，谈保守难，后者被视为自由的对立，如《新青年》。在进步论的主导下，从文化激进到政治激进乃这份杂志甚至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精神主旋。在这样一种大氛围下，徐志摩谈自由而不忘谈保守，很不合时宜，也很不着调，无怪诗人不止一次称自己是抱残守缺。
但，自由主义的自由并不排他，它可以容纳激进，就可以容纳保守，这样才能维持一种自由的多元，或多元的自由。然而，对诗人来说，英伦自由主义首先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如文所述，志摩留英期间，见多了礼拜日上午英国各公园中常见的政治场景：广场上东一堆西一堆的人，不是中国常见的变戏法和卖膏药，而是各种各样的宣传与演说。有天主教和清教徒的，有保守党和自由党的，还有工党的，有鲍尔雪微克和救世军的，有自由恋爱和支持禁酒令的，各种各样的声音都可以在同一广场上发声。互相反对，却没人禁止，哪怕你很激烈。这其中当然也有警察，但不是来干涉你的言论的，而是保护你的人身的。这样一种场景乃是对东方青年最好的自由主义教育，它不是抽象的理念，但比理念入人更深。诗人耳濡目染，惯已成习，英伦的自由风尚，就是这样化入他自己的精神血脉之中。
就英伦政治而言，自由先于民主，保障个人自由亦即个人权利的宪政从英伦光荣革命开始，形成一个悠久的传统。但选举性的民主从1832年议会选举制度的改革方才真正提上历史日程。到徐志摩留英期间，一步步推进，女子也才刚刚获得选举权。志摩留英时在政治上是亲工党的，这篇文章也记述了他自己介入英伦选举政治的一次经验。那是他跟着英国工党领袖拉斯基的夫人去伦敦的一个选区张罗选票。一家一家地拜票，敲了有两百多家的门，一是探访选民的口气，同时也看看有没有为工党竞选人麦克唐纳游说的余地。这个选区的居民教育程度偏低，那年又是女性第一次行使选举权，开门应声的又不少是女性，她们的态度和应答，使诗人感到，英国人的政治经验乃是其他地方的人难以企及的。这样一个细节饶有喜感，一个反对工党的妇女看见徐志摩以为他是日本人，对街坊说：“你看，怪不得人家说麦克唐诺尔是卖国贼，这不是他利用‘剧泼’（jap即日本鬼意）来替他张罗。”
志摩对英伦民主政治的介绍，要还原到当时的历史中才能见出意义。当时罗素因为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主制度的不满，才特意要去苏俄，希望从那里看到真的民主政治。但，布尔什维克一旦获得政权，便宣告“民主不过是有产阶级的一个诡计”，罗素开始也真信了，认为“这话真是对的”。这是他在《民主与革命》中的态度。《新青年》不但翻译登载了罗素的文章，而且直接承袭苏俄的观点，抛弃了自己一年前刚刚高举过的旗帜“德先生”。1920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有一篇《民主党与共产党》的文章（作者陈独秀），开首即说：“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到封建制度的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那个时代的左翼潮流是用无产阶级专政替代资产阶级民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志摩谈论英式民主的文字，其实是在为那个时代以正视听。如果民主只属于资产阶级，诗人留英时认同的恰恰是劳动阶级的工党。如果你说它那是欺骗，也就无需一大早工党领袖的夫人带着一干人一户户去辛苦拜票。尤其紧接着徐志摩翻译英国人讽刺保守党的文字，即王家三阿嫂和李家四大妈的对话，虽然场景虚拟，但很真实地写出了王家三阿嫂是如何力劝李家四大妈投上支持保守党的那一票的。三阿嫂辛苦如此，盖因四大妈手上有属于她自己的一张选票，虽然她只是一个量米烧饭的妇人；而选票是要一张一张争取的。这就是被《新青年》指为“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英式民主。
在那个视英式民主如敝屣的时代，在苏俄率先从精神上侵蚀我们民族机体的时代，在当时众多知识人一味转蓬般倒向所谓进步潮流的时代，以诗人名世的徐志摩倒成了那个时代的例外。这里不妨让我们再一次听听他在政治上对英国人的偏爱：“不但东方人的政治，就是欧美的政治，真可以上评坛的能有多少。德国人太蠢，太机械性；法国人太淫，什么事都任性去干，不过度不肯休；南欧人太乱，只要每年莱茵河两岸的葡萄丰收，拉丁民族的头脑永没有清明的日子；美国人太陋，多数的饰制与多数的愚闇，至多只能造成一个‘感情作用的民主政治’。此外更不必说了。比较像样的，只有英国。英国人可称是现代的政治民族，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英国人的政治，好比白蚁蛀柱石一样，一直啮入他们生活的根里，在他们（这一点与当初的雅典多少相似），政治不但与日常生活有极切极显的关系，我们可以说，政治便是他们的生活。”
只是以上这种排他性的偏爱，偏见乎，洞见乎。
2013-07-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