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潘晓英出狱后与女儿合影。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志》第42页有这样的记载： “1967年6月上旬，县公安部门在独山城内破获反动组织‘独手并联’案件，组织人员全部落网。”
第44页记载： “1970年4月15日，本县在县城召开公审大会，判处5人死刑。”[1]
《中共独山县历史大事记》第74页这样记载： “（1967年）6月上旬，县革委治安保卫领导小组，在独山城内破获反动组织‘独手并联’，其成员全部落网。”[2]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第28卷·公安志》第95页记载： “（1967年）8月，独山县公安机关破获以杨顺荣、袁恒铭为首组织的反革命集团‘独手并联’案。该集团自1967年3月开始组织活动，以‘反毛倒共’为宗旨，积极与台湾国民党联系，阴谋组织武装暴乱。破案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被依法严惩。”[3]
这就是“文革”十年中贵州省独山县最为轰动的反革命案件，主要成员有杨顺荣、袁恒铭、王雄、蒙锡伦、周华林、韦志祥、陆志刚、潘晓英和毛林，其中杨顺荣、袁恒铭、王雄、蒙锡伦和周华林于1970年4月15日被枪决，韦志祥和陆志刚被判有期徒刑，潘晓英被判有期徒刑五年，监外执行，带上“反革命”帽子回农村监督劳动。
一
2013年8月21日上午，潘晓英在独山县基长镇街上家中热情接待笔者一行，详细讲述她的经历。
潘晓英，1934年生，因其两个哥哥夭折，父亲潘大庭就把她当男孩养，并教她练武。父亲虽然是土匪，但有点文化，重视知识，父亲教她练武的同时，还送她去念私塾，所以潘晓英略通文墨。
解放军打到独山时，其父任地方自卫队队长，与解放军武装对抗，还活捉了一个解放军侦察兵关在她家。解放军攻得很猛，她父亲和一帮土匪撤到山上去了，潘晓英和她母亲就商量着把解放军侦察兵放了。侦察兵不识路，请潘晓英送一程。临别时侦察兵问她姓名，她不说自己的名字，而说是潘大庭的女儿。后来那个解放军侦察兵叫她动员父亲投诚。她父亲有点头脑，不光做匪，还做些生意，置了不少田产，田、土、山林共有600公顷，解放初她家被划为地主。为了感谢她家的救命之恩，侦察兵为她家说情改为富农。因担心她父亲在“镇反运动”中受到严惩，侦察兵指派她父亲到广西去修公路，两年后才回来，使她父亲躲过了“镇反运动”，得以活到86岁长寿而终，而他手下好几个土匪都被枪毙了。解放军喜欢到潘晓英家，至今潘晓英仍然记得那支部队叫153团，有个叫牛（音或刘）政委，有个解放军叫董国真（音），还有个女的解放军叫李珍云（音）。[4]
解放初潘晓英因能识字还协助解放军搞土改。153团离开时牛政委要带她一起去当兵，因为父亲到广西修路去了，弟妹又小，母亲不肯放她走。要是去了就不受这样的磨难了。
潘晓英第一任丈夫姓陆，结婚才6个月，腹中小孩还没出生，丈夫就因为私藏枪支被判刑10年；第二任丈夫姓徐，住独山街上。因杨顺荣的母亲是她丈夫的亲姑妈，所以她就和杨顺荣家来往密切，然后和杨顺荣的朋友袁恒明、王雄等人也很要好。潘晓英有点文化，常看些书报，有点“嘴巴多”。杨顺荣是高中生，袁恒明是师范毕业，王雄、蒙锡伦都读过书，大家在一起常常“高谈阔论”，丈夫没什么文化反而不大说话，所以她就这样被牵连进去了。
大概是1967年6月或7月，潘晓英在黔东南榕江县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帮人家煮饭，还顺便带一些药材卖钱。一天，所住独山街道办陈××带几个红卫兵来抓她，说她参加了反革命组织。回到都匀住下，因平时和陈××关系较好，陈××就跟潘说，有什么东西要带回家的可以让她帮忙带回，恐怕回到独山就回不成家了。原来王雄、杨顺荣他们已被抓了，大概街道办陈××知道事情严重，所以这样说。潘晓英感到事情不妙，就带着没有卖完的药材乘夜逃走了。
靠这些药材（三七），潘晓英乘火车沿途叫卖维持生计。早在五十年代，潘晓英就利用通铁路的便利条件在火车上做生意，卖苦丁茶、药材、买卖粮票等，走南闯北，知道怎样讨好乘务员，帮她们打扫卫生，给她们一点钱物。过“粮食关”她们寨子死绝6户，其他多数人家都有人饿死，而她家8口人吃饭，靠她在火车上做小买卖全家得以活命。
大概是1967年10月份，她在广州卖完货后坐94特快回到桂林附近，火车上有几个独山县来的红卫兵（大概是出去串连）认出了她，把她扭住。潘晓英死不承认自己是贵州人（独山靠近广西，说话差不多）。结果被拉下桂林站送到桂林第二监狱关起来，一个多月没人管没人问，又不肯放。她想长期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再说也不知道牵连的那个案子严重到什么程度，于是想回家再说，反正自己没参加过什么反革命，回去说清楚或许就没事了。于是就向管理人员承认自己是贵州独山人。第二天独山就派公安来接她了。
回到独山，潘晓英和其他“独手并联”成员一直被关到1970年4月五个主要成员被枪毙为止，期间他们经常被组织出来参加劳动，开大会经常被揪出来批斗。潘晓英一直不承认自己参加反革命组织。
开宣判大会那天，只拉走要枪毙的那5个人和潘晓英共6个人，其他同案的韦志祥、陆志刚都没有去。潘晓英以为这次死定了，所以出发前梳洗整洁，穿戴整齐。大会只宣布那5个人死刑立即执行，没有念到潘晓英的名字，但是又把她拉上囚车和王雄他们一起上刑场，当时潘晓英没想到是陪杀，以为就一起被枪毙了。从囚车上拉下来后，王雄他们5个人跪成一排在前面，王雄在中间，潘晓英跪在王雄身后约两米距离。向王雄开枪的行刑者就站在潘晓英身后，所以潘晓英亲眼目睹他们一个个倒下。她说，王雄除被捆绑外，还上脚镣，脚下还绑上两个“八磅锤”以防他再逃跑，其他人都没有。王雄的确两枪没倒，后来应该打七八枪以上；没见到铁丝穿锁骨。王雄挨的最后一枪是用手枪打的，然后就被掀下坎。
潘晓英以为最后轮到自己，却又被拉上囚车回来，这才明白自己只是陪杀。
第二天，管理人员向潘晓英宣布判有期徒刑五年，监外执行，并带上“反革命”帽子，接着就放她出去。知道自己只是陪杀后，潘晓英确定上面找不到自己参加反革命的证据，更加理直气壮认为自己无罪。想起自己坐了三年多冤狱所受的侮辱和陪杀时的绝望，觉得自己已经死过一回了，什么都不怕了，要讨个说法，坚决不出牢房。
潘晓英因为在火车上做小买卖，也就是“投机倒把”，很多国家工作人员都托她到外地买了不少东西，包括很多公安人员，连县法院院长郭×都认她做干妹。不过这时法院好像靠边站，宣判不是以法院的名义，而是以军管会的名义。在被关的日子里，潘晓英经常在牢里练拳，凡是送来的饭菜都吃个精光，可能也得到以前帮过忙的公安人员的关照，除了那次在中学批斗拖伤民兵挨打之外，在牢里也没受什么折磨，所以身体还好。
赖在牢里十多天后，公安局拿她没办法，只好去找她的干兄长——法院院长郭×来做她的工作。郭×劝她给当官的一个台阶下，反正牢不该坐也坐了，还是早点回去跟父母女儿团聚。于是潘晓英才出来。
潘晓英回到家，丈夫徐×也像她当年被上面动员跟“反动分子”的第一任配偶“划清界限”一样，早在她被抓后的第二年就被迫离婚了，好在女儿还在，休息几天后，她就带着女儿到照相馆去拍了张出狱纪念照。
二
该案有几个奇特的地方。
首先是名称奇。“独手并联”的名称暗含深意。“独”就是独山，“手”就是他们发展的成员以手工业者为主，“并联”就是联合起来。经过破解，“手”就是“毛泽东”的“毛”字的反写，意为“反毛”；“并”字像“共产党”的“共”字的倒写，意为“倒共”，所以“独手并联”就是“反毛倒共”，当然是反革命集团无疑。
重要成员毛林，被认为是摘取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两人姓氏而成，毛林被强迫改名为毛真祥（音），后又改叫毛宁（当地方言“林”“宁”同音），但“宁”又有“列宁”之嫌，最后还是改回毛真祥。林彪死后，大家又叫回毛林。
其次是主要成员的经历传奇。
主要成员王雄，被枪毙时大概40多岁（潘晓英说是58岁），广西梧州人，解放前曾当过国民党宪兵，据潘晓英说他在老家有妻女，可能是因为历史问题不敢在老家生活，到贵州独山投友在建筑工地上做工谋生，是技术工人，在独山有一同居女子。传说其力大无穷，武功高强。在建筑工地上，一般的建筑也就是两三层楼，当时不用升降机，别人上楼每次只能扛一包水泥，而王雄左右两边胳肢窝各夹一包水泥仍健步如飞。王雄被抓后还越狱逃跑（传说还用胳肢窝夹着一个犯人一起逃），在铁路上面一个天桥上等火车过来时一跃而下落在火车上，上演“铁道游击队”惊险传奇的一幕，后来在都匀小围寨被抓回。王雄被枪毙时身中两枪未死，每中一枪都前扑一下，接着又挺胸昂首而跪，第三枪才倒地不起。时独山县城万人空巷，刑场上观者如潮，至今很多人都能记得那个神奇的场面。袁恒明的妻子跟着囚车沿途烧香路祭，被喝斥制止。行刑中，其他4人都是一枪就倒，后补两三枪，只有王雄一人被打了10多枪。
后来民间更有人说王雄能飞檐走壁，突然发力能挣断绳索和手铐，枪毙时用铁丝穿锁骨等等，越传越神。
潘晓英是该案唯一的女性，其父亲曾是当地一土匪头目，会武功。潘晓英长到十四五岁，已长成漂亮少女，能骑在奔跑的马背上打枪，远近闻名。别人挑水用扁担，她用两手提来练臂力，所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她“投机倒把”做生意，两手各提100斤左右的货物上下火车不用人帮。在独山中学的一次批斗大会上，大会主持人厉声大叫：“把反革命分子潘晓英揪出来！”接着4男2女6个身强力壮的民兵把已被捆绑的潘晓英从会场外揪着快速冲进会场，他们狠狠地扭住她的头发，痛得她眼珠子都快爆了。她满腔怒火，突然萌发要整这几个民兵的念头。临到主席台前，她奋力往后抵抗一阵后猛然往前一倒，把这6个民兵同时拖倒在地，民兵受伤，当然她的伤更重，现伤疤还在（她当场招致一顿暴打）。会后人们更相信她有武功了。
三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贵州独山县书法家协会主席郑德富先生跟笔者说，他当年经常被叫去写死刑犯背后的插牌，比如“反革命集团主犯×××”。郑德富先生跟“独手并联”主犯杨顺荣和袁恒明都很要好。他说杨顺荣和袁恒明多才多艺，袁恒明的漫画作品曾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杨顺荣是独山花灯剧团的，主要搞创作。
1967年的一天，杨顺荣和袁恒明来到郑德富家，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但最后还是没有说就走了，没有多久他们就被抓了，不知是不是来邀约郑德富参加他们的组织。杨顺荣、袁恒明他们被关那几年，还经常被管理人员带出来帮助写标语。要枪毙他们之前还把他们的犯罪材料发给各个单位讨论征求意见，叫做“群众专政”。当时郑德富在文化馆工作，亲自参加过讨论。他还记得材料上说袁恒明认罪态度好，有悔改之意，建议判死缓。但各个单位讨论后，因担心被扣上“同情反革命”的罪名，群众都纷纷表示“不枪毙不足以平民愤”，于是这五个人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四
改革开放后，大量冤假错案纷纷得到平反，但“独手并联”反革命集团案没有在平反之列。很多人都劝潘晓英去申请平反，甚至公安局里的一些熟人都这样建议。潘晓英却说她懒得申请了，理由是：“我不是共产党员，不存在恢复党员身份的问题；我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没有工资，不存在工资补偿的问题；牢房已经坐过了，平反能消掉吗？再说群众没有对我另眼相看，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开会批判斗争，这就够了。”所以至今潘晓英的“反革命”帽子还没有摘掉。
“独手并联”真的是“反革命”组织吗？我们都知道1967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各种造反派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就独山县而言，1967年初就有“红色战团”、“千钧棒”“东方红”“丛中笑”等光怪陆离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出现，“独手并联”是不是仅仅是一个造反派组织呢？据说“独手并联”有一套什么“纲领序言”、“决议”、“团结起来，担负起国家兴亡的重担”等反动文件，当事人潘晓英连“独手并联”是什么意思都不明白，更没听说过什么“反毛倒共”。这几个人真的有颠覆共产党执政的胆量和行动吗？我们都知道“反革命”是什么概念，也知道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全国几乎同时进行的一次“依法”处置政治犯的运动，是“文革”十年间“依法”枪决“反革命分子”的集中期。枪决“独手并联”5名主犯是不是当地政府为响应中央号召杀人凑数？
这，或许将永远是一个谜。
【注释】
[1]独山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独山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第42页、第44页。
[2]独山县党史县志办公室编，《中共独山县历史大事记》，准印号：黔新出【图书】2009年一次性内资准字第235号。
[3]《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志第28卷公安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95页。
[4]后来笔者查历史资料，解放独山的是解放军第17军51师153团，但政委是何舟，于1950年10月至1951年2月兼任独山县委书记。潘晓英说的牛政委是否副政委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