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有时惊人地相像。从历史内在的连续性上说，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最为相近的，乃是曾国藩的所谓洋务运动。这两段历史的定性甚至可以互置，即，改革开放是毛泽东时代之后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同治中兴年代的改革开放。历史真是难以捉摸，毛泽东和蒋介石全都先后学过曾国藩，却没有一个学成；恰恰是从来不提曾国藩、可能连曾国藩的书文都没读过的人，却在二十世纪末扮演了曾国藩角色。
笔者曾经在“论曾国藩事功的无言意味”中指出：“曾国藩的功业没有大到改换王朝，但他所立之德却涵盖了整个中国晚近历史。”（《李劼思想文化文集》第三卷，“论中国晚近历史”）同样的评说，也适用于邓小平，邓小平的改革没有彻底到改朝换代的地步，但他的努力却改变了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国的二十世纪，简单说来，就是从曾国藩时代经由孙中山革命转入毛泽东时代，然后再经由邓小平的改革回归曾国藩式的开放时代。
与毛泽东过世后毛泽东时代由邓小平的改革基本上、至少在话语上终结了不同，曾国藩谢世之后，以曾国藩为标记的时代并没有结束，一直延续到联省自治格局出现之后，才毁于孙中山发动的那场在苏联列宁主义指导下的大一统战争。
曾国藩一生所做三件大事，件件有争议，而每一件又都在以后的历史上不断重复。戡定太平天国为人所诟，尤其是在毛泽东崛起之后，在农民起义被毛泽东说成是中国历史的推动力之后，几近罪孽。创办洋务从而开创了同治中兴，也遭非议，尤其是在毛泽东的闭关锁国时代，洋务也罢，西化也罢，全都等同于和平演变。至于平定天津教案，更让曾国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让当时的清流攻击不说，也让后世怀疑他的爱国情怀。
事实上，曾国藩所做的这三件大事，件件牵动着中国历史的命脉。中国历史究竟要不要以一次次的造反和暴动来刷新？日本明治维新式的成功在中国到底有没有可能？以什么样的心态与西方国家交往、与西方文化交流？这三个历史课题，至今依然如同三份试卷，十分严峻地摆在中国人面前。
邓小平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对这三份试卷的回答。邓小平毅然决然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式的造反有理，一方面以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向国内民众表明毛泽东时代已经结束；一方面以出击越南，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退出冷战时代，不再以大量的人民币亦即人民的血汗钱，去换取子虚乌有的世界革命领袖地位。在野蛮的穷困的专制国家和文明的发达的民主国家之间，邓小平不再像毛泽东那样，刻意拉拢前者，与野蛮世界为伍；而是断然转向后者，与文明世界为友。自此以后，从延安时期开始的留苏传统，改为邓小平时代的留美赴欧时尚。
然而，正如曾国藩有曾国藩的两难，邓小平也有邓小平的死穴。而且，彼此同病相怜。曾国藩难以彻底，推翻满清王朝；邓小平无法突破自己，走出党天下的体制；曾国藩的事功是无言的，邓小平的改革也是失语的。历史上的这二位改革家，全都没有自己的改革话语。一个说，“依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一个说，不讨论，不争论，摸着石子过河。
在打下天京之后，曾国藩确实具备了一举北上、推翻满清的条件。可是，他非但就此止步，而且还解散湘军。当时有许多人不理解，后来有更多人不明白，曾国藩究竟为何作出这样的选择。曾国藩的高山流水心自知，究竟知什么？
要解开曾国藩此举之谜，不仅有必要读懂宋明理学连同孔孟之道，更有必要读通中国历史，亦即以陈寅恪所言“通今古之变”之眼光观之。曾国藩是深得理学要义的一代大儒，其立功立德之成就，高于朱熹的立言，与孔子遥遥相望。理学的要义，在朱熹是讲出来的，而在曾国藩则是做出来的。孔孟之道到了朱熹，已经没有孟子天降大任的野心勃勃，也没有董仲舒究天人之际意味，而是朱熹说的，“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正心诚意成为一个儒生的基本信条，也是有无内心修为的根本标记。
曾国藩在打下天京后的举措，并不是一种颇具想像力的历史创造，而是一种相当严谨的先圣临摩。解散湘军乃是周武王当年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翻版，拒绝北上含有周公当年还政于成王的风范。姬发姬旦树立的榜样，在刘邦、赵匡胤、朱元璋一类的流氓皇帝是不当回事的，但在曾国藩这么一个理学出身的大儒，却绝对不敢造次。内圣方可外王，没有内圣的外王，即便王成了，也不过一个流氓，流氓一个。君子有所必为，君子有所不为。后来的赴天津平定教案，是君子有所必为；而打下天京之后的拒绝北上，则是君子有所不为。这就是曾国藩所言的“高山流水心自知”之知。
放弃了北上机会虽然可惜，但曾国藩在地方上的努力，却也不失为无心插柳之举。这跟后来邓小平的只做不说，似乎异曲同工。正是由于曾国藩的努力，后来出现了东南自保的地方自主独立，致使慈禧太后所推动的义和团运动，没有能够像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那样殃及全国。这样的自主独立，对于中央集权专制有着远比康有为的变法更加实在更加强劲的解构力，从而最终导致梁启超、章太炎这对死敌共同说出了联省自治的话语，导致了各路诸侯心照不宣地走向联省自治的格局。从曾国藩平定天京之后的封疆大吏，各据一方，到二十世纪初的联省自治，一代代的精英，付出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努力。人们可以说，历史的演进是缓慢的，也可以说，历史的演变是需要耐心的。
八十年代的这场改革，精英们缺少的正是这样的耐心。平心而论，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并不是铁板钉钉不肯动弹的。邓小平至少废除了家长制和终身制，从而把家天下还原成了党天下。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儿子做了烈士侄子也行，老婆也行，甚至小妾也行，硬要把江山塞进毛家的裤裆里。邓小平也没有像蒋介石那样，毫无商量余地的安排自己儿子做权力接班人。邓小平更不像金日成，让朝廷姓金并且想要永远姓金。邓小平甚至都不像李光耀，悄悄地安排儿子做跳跃式的继位者。邓小平没有这些东方专制者通常难免的心理情结。邓小平所犹豫不决的只是，要不要把党的天下，交还给民众。
邓小平可以不让子女接班，只让他们赚钱以作补偿，但要邓小平一下子跨越到把党的天下交出去，就像让曾国藩北上推翻满清一样，心理上是有障碍的。比起后来前苏联的叶里钦和台湾的李登辉，邓小平的负担无疑沉重得多。从改革的历史走向上，邓小平绝对明白，政治改革是多么的无可避免。但从实际的政治操作上，从自身的心理承受能力上，邓小平又希望最好让别人来跨出这一步，甚至最好在他身后，由另外一个政治领袖来完成这一步。
然而，历史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更加不以邓上平的犹豫为转移。历史不遵守任何图样和模式，充满了偶然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是由偶然性组成的。当学生运动起来之后，邓小平马上被推到必须作出选择的境地：要么向前一跃，突破自己，放弃党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改革家；要么后退回去，跌倒在慈禧太后的位置上，重演历史悲剧。
邓小平选择了慈禧太后的角色。比起慈禧太后的顽固，邓小平还总算有点清醒，一演完这场悲剧，马上告退。邓小平的断然退休既是给党的一个交代，我已经尽力了，日后你们好自为之；也是向民众所做的一个表示，我如此选择，并非是为了专权，实在是迫不得已。但邓小平毕竟没有曾国藩那样的文化心胸和内心修为。邓小平在开枪之后非但没有赶紧向民众致歉，相反，还大模大样地慰问了军队。邓小平实在是太没有文化了。两军交战，尚且有个向双方的死者同样表示悲悼的人道立场，更何况是屠杀了手无寸铁的无辜。邓小平的党性冷酷到了毫无人性的地步，竟然不懂得向无辜死难者一掬同情之泪。比起毛泽东，邓小平是有温情脉脉一面的。对自己的子女，甚至对王震那样曾经仗义相待过的武夫，邓小平从来没有生硬过。唯独对倒在血泊中的无辜民众，如此的视而不见；以致人们不得不顺理成章地问上一声：当年的江山究竟是为党打的，还是为民众打的？
对历史人物很难作道德判断。就像曾国藩戡定太平天国，也同样血迹斑斑。但那毕竟是战争，而不是针对手无寸铁的民众的屠杀。就算学生上街起先未必含有多少民意，但一旦民众站到了学生一边，那么邓小平就不得不面对民众。
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是选择党权和党性，还是选择民众和民心，成为二十世纪末从事专制制度改革的政治人物的一道分界线，也成为历史是前进还是后退的标志。历史通常是在领袖人物的一念之差中改变的。前苏联的叶里钦和台湾的李登辉跳出了党权党性的束缚，断然选择了民众，顺从了民心民意，将历史推向了民主化的进程。不论这二位政治领袖的私德如何，他们在事功上的建树，已然成了丰碑。遗憾的是，邓小平却退后一步，从曾国藩退成了慈禧太后。这一步退得邓小平相当狼狈，等到他发现有人企图改变改革的方向、从而发表南巡讲话时，已经很难再从慈禧的角色上回到曾国藩的位置上了。真可谓，成亦小平，败亦小平。以改革登上历史舞台的邓小平，最后竟以枪杀自己的改革告终。
曾国藩的改革在当时虽然没有话语。但数十年过后，不仅产生了联省自治的历史话语，而且出现了“五四”运动那样的启蒙话语。“五四”启蒙，没有联省自治那样的宽松环境，没有中央集权专制在社会各方各阶层的心照不宣中的式微，乃是不可想像的。相比之下，邓小平的开枪，使一度辉煌过的八十年代启蒙运动，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和黑暗。开枪以后的邓小平，丧失了之前因为改革而具有的曾国藩意味，从而把自己钉死在了慈禧太后那张腐朽的座椅上。曾国藩改革之功之德，泽被千秋；而邓小平改革却有功无德，致使不仅当时失语，而且至今无语。顺便说一句，赵紫阳在“六四”中的退却，乃是有德无功。曾国藩的改革从戡定太平天国灿然起步，邓小平的改革到“六四”开枪黯然退场。邓小平最终成了一个失败的曾国藩。
邓小平的开枪，把中国历史推回到了相当于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的时代。不知当今国人跃跃欲试地想跟日本人比个高低时，有没有想过，自己的祖国，在八十年代起飞之后，差点赶上过日本，就因为邓小平的开枪，在一夜之间，落后于日本人一百多年。日本人在一百多年前就跨出去的那一步，在中国却跨了两次没有跨过去。置身于世界民族之林，还是谦虚点为好。
2005年9月10日于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