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起案件引发医学界和法律界的关注和争论。一个女孩在医院婚检时，疑似感染了艾滋病毒，医生没有告知其男友。婚后男人感染了艾滋病，将医院和疾控中心告上了法院。
某网站发起投票，七万多人中，有八九成认为医生应当告知。我的第一感觉，也是如此。
基于一个法律工作者的惯性思维，我查找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因为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和复杂，我和两名医学界的朋友进行了沟通，他们一位是在医院从事临床工作，一位在疾控中心。经过深入的分析和思考，我得出的结论是：医生、医院和疾控中心（以下简称“医方”）没有法律上的义务将艾滋病人（包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简称“艾滋病人”）的病情告知其配偶、恋人或性伴侣。相反，医方有法律上的保密义务。
我分几个层面去论证：第一、法律是如何规定的；第二、医方告知病人的配偶、恋人和性伴侣的可操作性有多强；第三、告知后可能引发的不良后果，个人隐私权和社会公共卫生安全的关系；第四、专业人士严格保守当事人秘密的职业道德。
第一、根据法律规定，医方没有告知的权力和义务（这里用的是“权力”，因为涉及到角色职责）。既然是一个案件，如何去判决，必然要找法律依据。相关的主要规定为《艾滋病防治条例》（2006年颁布实施）和《传染病防治法》（1989年颁布，2004年和2013年两次修订）。《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三十八条：“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二）将感染或者发病的事实及时告知与其有性关系者”。第三十九条：“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
从上述两条可以看出，告知的义务和权利都属于艾滋病人本人，医方没有告知的权力和义务。未经本人或其监护人同意（指未成年的患者），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患者身份。这里的公开，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向社会不特定的人公开，如在网上散播等；二是告知患者的家属、朋友等人。
《传染病防治法》中把传染病分成甲、乙、丙三类。甲类有鼠疫和霍乱两种。艾滋病属于乙类。根据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于甲类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病人，采取隔离治疗措施，对于密切接触者，采取医学观察和其他必要措施。而对于乙类和丙类传染病人，应当根据病情采取必要的治疗和控制传播措施。这里隐含的意思是，只有对于甲类和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比如SARS），医方才有权力和义务去告知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对于艾滋病，医方没有这个权力和义务，因为法律没有赋予。
综上所述，如果我是这个案子的法官，我会判原告败诉。
第二、医方告知配偶、恋人和性伴侣的可操作性几乎为零。所谓配偶，法律上是必须以登记结婚为准。医方无权要求病人提供结婚证，也无法核实结婚证的真伪。如何界定恋人呢？爱情这个东西，可真是说不清、道不明，来无踪、去无影的。至于性伴侣，就更加是“天知、地知、炮友才知”。此外，一个人的婚姻状况和感情状况有可能发生变化，医方无法动态告知。对于那些报复社会的艾滋病患者，医方能去告知谁呢？从现实操作的层面上，告知根本就不可行。
第三、假设医方有告知的义务，可能引发一些严重后果：一、配偶提出离婚或分居，不排除病人会来起诉医方侵犯隐私权（这种官司医方必败无疑，因为法律上无权告知）。离婚不仅是个体家庭的解体，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矛盾，影响社会的稳定。二、艾滋病的检测采取自愿原则（《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二十三条），所以只有尽量地维护艾滋病人的隐私，才能鼓励高危人群主动接受检测以及艾滋病人积极地治疗。医方不告知配偶和恋人，确实可能造成一些无辜者受感染。但如果医生有义务告知，则大量的病人会有所顾忌，不敢接受检测和治疗，反而对社会公共卫生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胁。“两害相衡取其轻”是法律的原则，不能两全其美的时候，只能选择伤害更小或者说收益更大的那个方案。
第四、专业人士必须严格保守当事人的秘密，这是基本的职业道德。正如牧师要严格保守忏悔者的告解，律师要严格保守当事人的秘密，医生也要严格保守病人的隐私。否则，人们就不敢去寻求牧师、律师和医生的帮助。这对于大众，等于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精神上的痛苦无法得到安慰，利益的损害无法得到救济，肉体上的折磨无法得到缓解。所以对于专业人士而言，必须严格保守当事人的秘密，最终受益的是每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