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亲历的“大跃进”转眼就半个世纪了！五十年过去，许多事情还历历在目。亲历过“大跃进”的人已经不多了，当时执政的中年人就更少了。连我这个当时20刚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已年逾古稀，写作已感困难了。当时农村文盲很多，旧社会的文化人多出身于地富家庭，阶级成份高，被管制。新社会脱盲就可当干部、小学毕业生当区委秘书，有点文化者当了公社干部，多为“大跃进”推波助浪，得罪了人民，现在不愿回首。自己受害最深的农民能写回忆录的几乎没有，他们的后代有文化了，又不相信历史会那么荒唐。当时被管制的文化人不敢写。以后的政治运动都是在坚决保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反对这“三面红旗”就是反革命，牙齿缝里对“三面红旗”迸出半个“不”字也要被批判斗争，故尔“大跃进”的错误、罪恶被掩盖下来，使当时的一些错误做法被沿袭下来。现在是应该实事求是地总结一下那段祸国殃民的历史教训的时候了。鄙人不才，只能回忆记录当时自己亲历的生活片段，以此作为引玉之砖，期盼方家佳作。
1956年秋天，我考取了毕节师范学校，伙食全由学校免费提供，每月生活费6元，一日三餐：早餐，鸡蛋花稀饭，佐以油炸花生米；正餐，四菜一汤，全系荤菜，不定量，吃不完。节约下来的伙食费还给学生发衬衣、雨伞等。每餐饭菜都是现煮，吃剩的就作为猪饲料，或送给附属小学的学生食堂。
整风、反右运动开始后，教师半天上课半天开会；学生半天读书半天劳动，称为半工半读。校区内的荒地被开垦出来种上蔬菜和玉米。
反右运动结束，还有授课权的老师已经不多了，师生都只能按国家定量购买口粮了。虽然每月供应男生36斤，女生30斤，今天看来已不少了，可因副食品缺乏，总是不够吃。但因反右斗争取得“伟大胜利”，如果说国家供应的口粮不够吃，那又怕被戴上“否定反右斗争取得的伟大成果”的政治帽子。但1000多学生天天要吃饭呀，粮食已实行国家统购统销，市场上没有粮食卖，新上任的革命领导班子，为不使学生分饭吃而想了许多办法：
一是大搞瓜菜代。将师生自己种的粮食果蔬补充食堂，但一年的劳动成果，几天就吃光了；
二是大加猪油。民间有“多买油肉少买米”的节粮经验，当时市场上还可以买到猪肉，于是，学校多买些熟猪油，把饭蒸熟后，将热化了的猪油汁从饭平面灌入饭中，饭上全是油腻，学生们吃得很香，还是节约不了多少粮；
三是多加蔬菜热饭吃。民谚说：“热饭三年，买块大田”，意思是，加些瓜菜汤水与饭混合热吃，可以节约口粮。可学校热了饭，学生们吃得更多，照样无济于事；
四是买碎米。口粮不够的问题反映到地委，地委指示，由学校所在地的县里供应学校一些碎米，每斤大米指标可买3斤碎米。学校又吃了段时间的碎米饭。大跃进开始，其它单位争买碎米的人多了，学校又买不到碎米了；
五是红薯代粮。红薯也属口粮类，但一斤粮的指标可买5斤。红薯与大米混蒸，第一二顿，觉得很甜，可多吃几顿后，学生们就争看刮那粘在红薯上的米饭吃，因而产生纠纷……
学校千方百计、苦挣苦扎，最后不得不采取按口粮定量分饭到人，不管你够吃不够吃了。
学校实行按量供饭制后，饭不够吃，我们饿得心慌意乱，已无心听课了。我便约起我的一个好友，夜间去偷吃我们自己种的萝卜，结果发现地里已被别人偷了很多，因为是监守自盗，大家都处于饥饿难当之中，谁也不去管谁。
为弥补反右以后的教师空缺，我们提前一年毕业了。我被分配到瓢井区中心小学工作。
上班前的这个暑假是回故乡度过的。农村办起人民公社的集体食堂，农民家中粮油肉蛋，全部无偿地交公。回到家乡，不但吃饭不定量，而且不开钱，像军队一样，后勤、前线严格分工，炊事班管做饭，其他社员管生产。与军队不同的是，吃饭可以打破食堂界限，走到哪里都可以吃。理由是，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走进哪个食堂都可以吃饭，一天吃几顿都可以。有的社员便趁机不参加生产劳动，到处巡回混饭吃。
农民家里积蓄几年的生活物资，通通献给了公社食堂，农村劳动力都集中精力大炼钢铁去了，只有老人带着小孩儿搞秋收，地里的庄稼没能完全收回来，烂在地里了，公社食堂的“共产主义生活”成了昙花一现。
我到瓢井区中心小学报到后，被安排在区委机关食堂搭伙，每月9元钱的伙食费，虽说刚去掉工资的一半，但因吃饭不定量，比在学校食堂好得太多了，所以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搭伙者都十分高兴。
学校没有上课，我被抽调到区委下乡工作组，派到兴隆公社——也称管理区，任务是督催农民日夜加班砍伐林木、烧炭、炼钢铁。一个个原始森林毁于我们的监督之下，还不能满足于“超英赶美”炼钢铁速度的政治需要。于是，区委指示：社员实行军事化管理：小孩送到学校或幼儿园，老人送进“幸福院”，青壮年统一住进民兵团，男女分开，集体食宿。腾空出来的木架房，便将木料拆来充木炭炼钢铁；土高炉烧出来的“铁狗儿”（不合格的生铁）不够充数，就将农民家中所有的铁器搜来充当公社的上交任务。
学校开学，我从工作组回到学校，但没有上课，仍是带着学生去挖铁矿、建土高炉、炼铁，也烧出些“铁狗儿”来。
当时读书不受年龄限制，农村连十五六岁才发蒙的都有，学校发起“少年超甘乐”的运动，把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也组织出校去参与土法炼铁的“人民战争”，哪怕只能拣小块矿石、运1斤木炭的，也投入到“蚂蚁搬家”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教师成了炼铁的大炉师，哪怕1斤可用的铁也没有炼出来，“火线入党”的人却不少，受到批判斗争（当时称为大辩论）的师生也很多。
大炼钢铁告一段落后，学校终于复课了！
我担任六年级的班主任，相当于今天的包工头。公社划一片土地给学校，我整天带着学生到一个叫做马驮子的地方去开展深翻土地运动。
土地适当深耕可以增产，政府就指示越深越好。我们像挖战壕一样，将耕地挖去一丈多深，搭着木梯把地底下的死泥土背上来，把原种活的肥沃表土壅到地底下，表土不肥沃，庄稼长不好。
深翻土地完成后，我们又在土里种小麦高产实验地。针对过去种大稀秧的习惯，有人提出适当密植可增产，于是政府号召密植，且要求越密越好，命令我们带头搞样板地，总结经验，大力推广。要求每亩下种100多斤，其理由是种一收百便可收10000多斤，谁也不敢反对，稍有半点不同意见，便要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们开始用点播，种子用不完，改为撒播，几手铺满一层，还是用不完，结果有个平时俏皮捣蛋的学生立了“功”：他用撮箕抬起麦种往地里倒，有的地方堆了一层，终算完成了下种任务。
麦芽发出来，因不能透风，很快就被沤死，我们又带着学生去间苗，拔了一次又一次，剩下百分之几，仍然密不透风，人工帮助排沟，也有许多苗被沤死，未死的也抽不出穗来。但也要上报“大增产”；
增产多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们不敢报，但有的实验地是经过召开现场大会验收的。验收到了大“增产”。参加验收会的同志告诉我：邻区有人将几亩田里已成熟的水稻移植于一亩田中，使植株密不透风，稻穗上摆鸡蛋也坠不下去，怎不增产？可是。该公社的粮食产量还是“增”不赢我在的区（公社），为什么？虚报。
当年使用的是摇柄式电话，同个方向的单位共用一条电话线，用铃声的次数和长短来区分所要的单位。如一长两短，是甲公社的，两长一短，是乙公社的等等。同条线上通话，可以互相兼听。我们那边是三个大公社同用一条电话线，县里一摇电话，三个公社的电话铃同时都响，凭铃声的长短次数来区分要哪里的。各公社每天向县里报一次粮食产量的收获进度，长石和瓢井同在一条电话线上，长石是先进公社。为当先进，听人说，每次瓢井都让长石先报，并偷听长石所报的数字，而后比长石高报一些。当晚公布评比结果，瓢井的名次总是在前；长石不服气，次日再报高，瓢井如法炮制，结果不言而喻，长石不服气，再提高数据，仍然比不过瓢井，当时的粮食产量就是这样“提高”的。
我曾被抽到公社参与一些上下联系的工作，开始时，我不懂窍门，还下到基层去收集数据，可上报时，数字必须经公社值班领导人批准。费气吃力收集的数据，常常被领导人一句话就否定了，随后定个数据上报。于是，我学“巧”了，不必下去收，到上报时，请示领导给个数据就如数上报了。
工作上的先进，就看同一项工作谁先进行，谁先完成，不管客观条件如何，都得齐头并进。我县山区，山高谷深，海拔从700多米到2300多米，我工作的地方，海拔1800多米。1959年全县低洼地方秋收工作开始时，我们那里的包谷棒子才蔫须，正好烧嫩包谷吃，可公社下令抢收，学校放农忙假，夜战收包谷。因为包谷尚未完全成熟，至还要一个月才能收得，所以，仅提前秋收这一项，便要减收一半到七成，可上报的数字还是“大增产”的。
不限量、不收钱的“大锅饭”没有吃多久，农民几年积蓄的生活物资便被挥霍个精光，为给集体食堂撑门面，普遍开展捉“粮食鬼”运动。借口是：公社食堂的饭不够吃，必是粮食鬼偷了粮食。于是，一场卷地毯式的翻箱倒柜的搜索食物运动开展了，凡在家中搜查出粮油肉蛋等食物的，统统定为“粮食鬼”，食物全部没收外，还得加以残酷斗争，有的还被扣上“坏分子”的帽子，强行管制劳动。
早收造成大损失不算，还要搞个早种造成大减产。
为争先进、当标兵，我们下种也不落后，继大年三十在工地上过“革命化的大年”外，正月初一又在耕地上过“革命化的春节”，作备耕，元宵节就破冰下种栽包谷，种子被冻坏了，谷雨节后不见苗，被迫重栽，农民已饿死许多了，不死的也无多少劳动力了，一直补种到六月，这还有多少收成？一个“很先进很红火”的公社书记也不得不承认1960年地里的野草高过包谷株，耗子在地啃包谷也要跪着。但上报的粮食产量还是“大丰收”的。
1960年，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中饿死人最多的一年。1959年，先进的长石公社已经开始饿死了，但谁也不敢说。我们原就餐的机关食堂并入人民公社的书记食堂。干部口粮每月降到21斤，农民的口粮每月才15斤，大家扯平吃，实际连15斤都没有吃上，被公社书记和食堂事务长贪污去了，教师开始消瘦、浮肿，吃“糠服丸”（用糠加点糖来治脬肿的药名）了，但除了上课还要参加农业生产。
人们实在饿得捱不住了，就在劳动之余打些野菜来充饥，公社干部发现了，便要收归公社食堂统一处理。农民被迫在夜间去打野菜，像“偷人”一样拿回家中煮吃。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呀，讲道理的农民为求活命采野菜充饥，却逃不过某些公社干部的魔爪：当地是烧柴禾，他们发现哪家冒出炊烟来，便破门入室去搜查，发现谁家火上煮野菜，便几脚把火炉踢坏，锅碗盆瓢砸掉，并以“破坏公共食堂罪”加以拳打脚踢，还要扣饭几餐，扣多了就被饿死。扣饭成了公社干部惩罚人的法宝，已经少得吊命都极难的那几两糠糙菜饭，再扣就要死人了。求生欲望的人们，为了得到点点吊命食物，已不再怕拳打脚踢扣帽子了，还得偷偷去采野菜或挖“仙人土”（一种白泥）来充饥。但公社干部做得更绝，他们以巩固集体食堂为由，将农民家锅、碗、盆、瓢和火炉等等，凡能煮食物的物器，通通砸碎，严禁在家中吃饭。农民求生之路，全被公社干部堵死了，于是“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且一发而不可收拾。
1960年初夏，我带学生到路布管理区去搞“双抢”：抢收抢种。到那里一看，不少农户门前已经长了青草，似好久无人行动了，但进门一看，往往还有个奄奄一息的人躺在床上，抑或有具尸体在屋中，我们的任务就改为埋人了。
所谓埋人，就是将尸体从室内拖到室外，在房屋附近挖个土坑，坑内垫点儿乱草，就将尸体放入其中，草草掩埋掉。半个月的中心工作，掩埋的死人不少，有的村内几乎看不到农民活动了。
我请假回家一次，20来公里的路上，就看到路边摆着3具尸体和1个奄奄一息的人，已经无人过问了。在家中待了3天，就看到村前的小路上死了两个人。有个是在路边挣扎了一天多才慢慢死去。后来有资料显示：那3年中，全国饿死好几千万人。
为什么饿死那么多人无人问津？有，只是说了不起作用，反而要捱整。彭德怀大元帅上书的结果尽人皆知，我们当地就有不少“小彭德怀”，地区一位部门的正处级领导到当时全国先进的长石公社检查工作，发现已有人饿死了，很客观的向县委汇报（当时上级派来的工作组也要由地方党委领导）后，被县里上告到地委，说他“想拔红旗”，结果受到处分，其他人谁还敢说？说了也不起作用。
我家乡有个公社（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当时的行政区名是政社合一，一个单位两个名称，区叫大公社，也叫区；区下属的乡，叫公社，也叫乡或管理区），有的社员已饿死了，但国家在该社的仓库中还有很多粮食不卖出，于是，公社秘书向区委副书记汇报，想私自开仓济民，得到默许，他们一夜间便将部分仓储分给公社附近的群众，但都造册登记、签名领取，共同保密。因有这次开仓，该公社的群众感激干部救济，齐心协力生产，夺得比其它大队更好的收成，秋后一斤不少地还清了国家仓储，该乡死人也少。照说，这应属爱民之举，可因“私开国库”，有关干部逮捕的逮捕，开除的开除，撤职的撤职。可是，将他们放到群众中去斗争，群众就是不斗。后来，通过整风整社，对这些干部的处理作了部分改正，但首先提出开仓济民的那个人，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唉——！
1961年春，中央下发“十二条”文件，全国开始整风整社，具体内容是反对“一平二调”：即平均主义、无偿调拨钱粮物资；“五风一化”：即虚报风、浮夸风、官僚主义作风、主观主义作风和干部瞎指挥风。（此记忆不尽准确，可查档案材料），向群众赔礼道歉、认罪退赔，处分了一大批违法乱纪干部；农村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这是文革中批判所谓“刘邓路线”时才知道的。当时当地只给社员划了自留地、自留山，开放自由市场，但不准粮食上市，也未包产到户。但改原来的人民公社统收统分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分配原则。并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三包的内容大致是，小组包工、农户包工、农活临时包工（记不很准），超产奖励。四固定就是：土地、劳力、耕牛、农具固定。人民公社大集体时，一平二调，已经把土地、劳力、耕牛、农具的归属完全打乱了，所以重新划分并固定下来，才能实现队为基础的经济核算原则。
夏天，我作为工作队员，被大公社派到八堡管理区工作，始知中央已经下了撤销公共食堂的文件，但因公社党委还没有表态，谁也不敢撤，我分工到一个生产队，默许那个食堂可以称口粮给社员回家煮饭，这可违背了纪律，受到批评，但此时已不敢斗争和戴右倾帽子了。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位郝科长，不知他是哪级派来的，也不知他叫什么名字，听公社干部叫他郝科长。他穿着很旧，戴个“油渣帽”，整天和社员一起，听社员说活。一天中午饭时，他走到书记食堂保管室门前，大声叫司务长开门，说：再不开，老子就踢进来了！门开后，公社书记和司务长正在吃饭，马上请他一起吃饭。他督促着司务长把他们吃的酒肉白米饭抬到大餐厅去和社员一起吃，司务长早被吓瘫了，书记战战兢兢，不走。他便骂开了：“你们这些狗日的，群众吃糠都吃不饱，你们却肥酒大肉随吃！”正在用餐的群众听到了，内心万分痛快，但却不敢拍手，不过，已看到有人敢摸老虎屁股了。后来，郝科长叫公社粮管所把加工大米的任务分给群众去完成，群众从中得点细糠来造饭吃。大家说，加工这点米，还得几顿饱饭吃。虽说吃的不是尽粮饭，群众也已满意了！
郝科长走了，全县整风整社的试点就在瓢井进行。大会上公开逮捕了公社、管理区和生产大队三级的3个领导人，而后是3个“红旗”管理区的书记被逮捕，一个“白旗”管理区的书记借出粮食来支援重灾区。当时评先进的标准就是看谁的粮食产量报得多，多者插红旗，少者插白旗。
1961年10月，“大跃进”的错误开始受到一些制止，在落实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政策中，我被派回母校离职进修中师。
2008年1月24日修改于深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