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2006 暴利时代的治乱逻辑
以血致富
“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1992年，西南小城贵州省惠水县也为血浆站的“钱景”动了心。
当时的惠水县政府没有资金投入，县医院就以职工集资入股的方式凑了十几万元，作为启动资金，义无返顾地挤进了血浆行业的暴利时代。
“建站名义上须经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的许可。在当时，这并不难。申请批得挺快。”昔日站长黎鹏发说。
“利润以入股分红的方式分配。”现任县卫生局副局长的周前云回忆说，“那些首次入股时还持怀疑态度的职工，很快就变得积极起来。”
创办之初，作为县医院下属科室，血浆站占用了医院两个房间。空间有些狭小，献浆员常常站满屋子和院子。不出所料，血浆站利润丰厚，在其他科室人均月奖金只有一百元的时候，血站工作人员就可以分到四百元。这四倍的奖金差距是一个磁场，吸引医院其他科室的医生、护士分拨来干，以便利益均沾。
“当时没有特别针对性的培训，会扎针、抽血的护士就行。”周前云说。各县采来的血浆由贵州省统一定价、销售给厂家。
“客观地说，血浆站对地方经济是有贡献的。”周前云说，就以惠水为例，虽然给予献浆员的营养费最初仅为50元，但对当地人尤其农民而言都比种田划算。那些挑进县城来卖的大头菜，一斤只挣一毛钱。
2007年，为了稳定浆源，营养费提高到每人140元。这是献浆员都会算的一笔账：除去来往车费，一次可余100元，一月两次，一年就是2400元——比当年贵州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还略高一些。
于是，有些省份早年一开始就将“血浆经济”视为带领农民贫困人口脱贫的动力产业，也就不足为奇了。
据撰写《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一文的北京佑安医院医生张可回忆，在1990年代中期的河南，这是场“以血致富”的大运动，从15岁到60多岁的农民纷纷加入进来。50岁以上的人，为了参与献血，把白发染黑；年龄小者，谎报年龄。当时农民流行的口号是“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有的县城里最热闹的地方就是血浆站，门前人山人海，多则千人。工作人员不间断地抽血，献浆员彻夜不息地排队等候。
“无人知道灾难已悄悄隐藏在他们身边。”张可说。
手工采集之乱
“那时做这行要靠人性和道德。”
唾手可得的财富不仅刺激着那些农民身份的献浆员的积极性，也让血浆站多少无所顾忌。所谓规范掌握在个人手里。“那时做这行要靠人性和道德。”惠水县卫生局副局长周前云说，站长能稳得住的地方规则相对明确，混乱些的早就盖起了几栋小楼。
自采浆术进入中国到1998年之间，全国的采浆站大多是手工采集技术。手工采集的随意性，恰是暴利滋生的有利土壤之一。
每次的采集量都操控在护士手中。虽然按照规范一次采浆不得超过600克，但多采200克也只有天知地知。在违规超采外，频采也未被控制，有的献浆员会在一周内多次卖浆。
不仅如此，用于分离血浆的离心机的转速也由人掌握，机器的转速越高，分离出的血浆就越多。而因为机器转速过高而破碎的红细胞被输回人体后，不仅无用，还会给肾脏加重负担。
刘隽湘编著的那本《血浆单采术手册》已经分发到各血站，但“当时政府管理意识不强，根本无法对各家血站进行有效监控”，周前云说。
“那时做血浆真是比卖毒品还要赚钱。”现任惠水血浆站站长的陈昌建当时在贵州省血液中心工作，常去各县的血浆站调血浆，“有些600克容量的血浆袋被涨得鼓起来，摸着吓人。”
地方政府的急切心态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越规的行为。1992年，河南省卫生厅与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目标竟陡然超过历年最高水平两倍之多。
而其下辖各地，疾控部门、卫生部门、医院，药厂，甚至个人开办的，或合法或非法的血浆站，雨后春笋般涌现，1993年时驻马店地区33家，而信阳地区则上百家之多。
手工采集带来的不仅是钞票，更有风险。
按照规范要求，离体的血液不可以多人混合，否则，丙肝、乙肝、疟疾等病毒在混合血回输过程中的传播风险很大。
“但部分血站常年混合操作，只为便捷操作，降低成本，榨取最大利润。”一位血浆站的老员工说。
仅仅过了一年，1993年的河南省，疟疾疫情已经在提示采浆混乱。当年8月6日《河南卫生报》披露：“今年上半年全省报告疟疾301例，是去年同期69例的4.36倍。”
20天后，河南省卫生厅发出了《关于加强血站、单采浆站传染病预防工作的通知》，以防止疟疾病毒通过采浆传播。
而一年之后，令他们更加忧虑的传染病将不再是疟疾，而是致命的艾滋病病毒。
艾滋秘密
“超过89.3%的患者在1995年感染。”
最早的警讯发生在离惠水小城千里之外的安徽阜阳。
1994年9月，上海莱氏生物制品公司反馈安徽省阜阳地区献浆员李某的血浆为“HIV+”，但是，当地血站的工作人员不知HIV为何物，未引起任何重视。11月，该公司的抽检报告中，再次出现：李某，“HIV+”。
卫生部的一个研究小组随后进入安徽阜阳地区调查，最终将感染途径锁定在当地的单采血浆站。这可能是第一份证明艾滋病与血浆站间存在关联的正式报告。
同年，河南省周口地区防疫站的王淑平也首次在献浆员中发现HIV感染者。但是，河南省卫生厅并未承认王淑平的调查结论，王淑平因此失去了工作。
事后看来，危险的种子早已埋下。至少在1995年之前，全国的血浆站基本没有任何艾滋病检验程序。“那时我们在做血液检测时，虽然也穿工作服、戴手套，但主要是为了预防肝炎。根本不知道艾滋病如此之近，现在想想还会后怕。”河南省郑州市疾控中心苏惠存说。
遗憾的是，各地政府对采浆过程中的艾滋病感染讳莫如深，大批HIV感染者藏匿于人群之中。
1996年，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高耀洁遇到一例因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妇女，因而发现了这个被遮盖的惊天秘密，从此为之奔走呼号。
待到张可发现河南省的艾滋病感染情状已是1999年。那时他刚刚调入北京佑安医院的艾滋病病房，本打算“清闲五年”，却被前来求医的患者带入这场灾难。
张可去过近100个村庄，地域遍及河南省黄河以南的大部地区。
当他站在河南的田间地头时，“病人总是越看越多，紧紧围在我的旁边”。他只好说，先看重病人，轻一点的以后再说。他有时一天看病三百多人。
“河南的艾滋病来自周边省份。因为河南省那时的血浆站最兴旺发达，自然也就成了重灾区。”张可认为。
因采浆而感染HIV的高峰期最终被锁定在1995年，在其后撰写的《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中，张可的数据显示，“超过89.3%的患者在1995年感染”。
同年4月，河南省、安徽省、河北省卫生厅紧急接连下令关停所有单采血浆站。但是，这些警告与措施都未能防止艾滋病传染高峰的来临。曾有一位浆站工作人员告诉张可：他们浆站是1993年看到别人挣钱后才刚建的，虽然当时确实已经有通知不让再开办浆站，但由于单位投资太大，没有收回来，只好坚持开下去。
“当时部分政府血站关闭，但由于利益巨大，大量的地下采浆站冒出来了。”张可说。已经尝到利益甜头的献浆百姓们，转而投奔非法浆站门下，局势更加混乱。“假如在王淑平发现时的1994年就立即停止有偿献血，并进行有效的防治工作……”张可在他的调查报告开头写道，可惜，现实不能被假设。
几乎同时，晚年的刘隽湘与他的同事金国栋也下到血浆站，跑遍河北、河南、山东。“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没有权力，只能常用晚饭后的时间给护士们讲讲课。”金国栋说。
由乱转治
机器采集取代手工采集，增设艾滋病检测，血浆站真正独立
艾滋事件尚隐匿在公众视野之外，却已让卫生系统内部上下震动，单采血浆站在艾滋病最肆虐的1995年不得不步入由乱转治的拐点。
从1995年开始，各省频频下发规范文件，三令五申地重复着：“查处单采血浆站不按规定对供浆员进行体检、化验、频繁或过量采集血浆的行为；查处单采血浆站擅自采集血液或向医疗机构直接供应原料血浆的行为……”这也足见当年的乱相种种。但偌大的中国，各地血浆站的管理情况依然参差不齐，通过采浆而致使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并未断绝。更大的贻害则已转至地下采浆站。
1996年，河南省卫生厅和公安厅联合对一批血头、血霸进行严厉打击。“公安系统强势介入后一年左右，地下血浆站被慢慢肃清。”苏惠存说。
一纸纸严苛的红头文件，一场场浩荡的重拳打击外，对血浆站全行业更精细的技术层面的改造措施，由国家层面直接布置。
这一年，惠水血浆站增加对艾滋病的检测项目，缘于卫生部此前紧急下发的通知。
第二年，同样响应国家要求，惠水血浆站又建立了危机管理的程序：谁来献浆，谁来采集，测试数据都被详细记录在案。全国亦是如此。而在此之前，即使发现了血浆中带有传染病毒，也无法追溯到源头。
1997年底，在卫生部门的要求下，惠水等部分采浆站又开始推行机器采集。手工采集的历史由此终结，暴利的一页翻过去了。
进入机器采集时代的惠水血浆站效益锐减，挣扎了近一年。1998年采浆量仅为0.8吨。“成本悬殊。”现任总经理陈昌建说，机采的耗材由生物制品公司提供，每人次为50元，比原来增加了40元。
对于那些在手工采集时代常多采200cc的血浆站来讲，作弊越来越难。
元气尚未完全恢复，1999年，国家要求血浆站从县医院分家出来，变更为卫生部门的下属事业单位。“医院管全血，血浆站独立后只管采浆。”周前云说，“作为入了股的医院职工肯定不太愿意，但也没办法。”县卫生局管人事的副局长黎鹏发成为独立后的第一任站长，“叫我去是为了工作方便，以前上到医院领导下到职工的人事问题都是我管，这样浆站和医院间的摩擦就少些”。他将原来集资的全部股份退掉，向医院借了30万元作为最开始的资金。血浆站除了还在租用县医院的房间，此外再无关系。
艰难的日子很快就熬过去了。2000年，卫生部门规定生物制品公司只能从对口的血浆站调浆，企业马上就为血浆稀缺犯愁了。
2001年春节，时任站长黎鹏发被河南华兰公司的老总请到贵阳，商量提高产量，希望当年就能采到30吨。此后惠水血站贴出通知，固定每周四吸纳新的献浆员，产量开始逐年恢复。
独立后的血浆站在现址买了地，盖起了两层的楼房。“两个采浆大厅基本够用，年采浆量也恢复到80吨左右。”黎鹏发对此表示满意。
日子又平稳下来，却也无法再和暴利时代相提并论了。
现在对于艾滋病来说，唯一的好处在于病并非不可治疗。只要经济条件尚可，通过系统的治疗，就可以将病毒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在几十年时间保持和普通人一样。而未来几十年，是否会研究出来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方法，也是很难说的。说不定哪天，就有巨大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