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保罗-夏普看来，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之所以在70年后才被检测出来是显而易见的。他说，如果符合指数曲线的话，1960年非洲中西部的感染者可能是4000例。
图森亚利桑那州大学的迈克尔-沃罗贝，就是发现这两个样本的研究人员之一。他说：“发现那些样本确实是需要运气，但同时也要耗费时间、精力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他认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那么久都没有被发现是有其他原因的。
艾滋病从感染到表现出症状的时间长达10年，而且没有特殊的临床症状。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是通过其他感染病致死的。在一些地区，像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许多的致命性疾病都是很普遍的，知道有一部分人死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只是后见之明。
沃罗贝说，真正想说的并不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在非洲传播了70年却未被注意到，而是1969年到1981年之间，美国一直没有发现这种病毒。从传播的指数速度来看，在1981年报道首个病例时，感染人数可能已经达到了100,000。
“一个病例高达100,000的发达国家，花了12年才发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所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发现该病毒也是不足为奇的，”他说，“过去30年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史真的只是冰山一角。”
1981年1月的一天，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一间地下办公室里，刚进屋的研究员对大伙说：“那个实习医师有个奇怪的病人。”这句话引起了33岁免疫学助理教授迈克尔·戈特利布的注意。病人的名字也是迈克尔，是个31岁的高大帅气的男模，为了公开同性恋身份搬到洛杉矶，因不明原因的高烧和体重减轻住院。检查发现他的免疫系统非常糟糕，就像是一个刚经历了一轮残酷化疗的癌症患者。而问题是，他并没有患癌症，也没在化疗，甚至在此之前，一直很健康。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情况。”戈特利布诧异地说。戈特利布所在的免疫小组每天都去看迈克尔。五天后，在没有被确诊的情况下，迈尔克出了院。但一周后，他又因高烧重回医院。这次的病因为卡氏肺囊虫肺炎（Pneumocystis carinii pneumonia，PCP），这是一种极罕见的肺炎，通常会出现在器官移植者或是有免疫缺陷的儿童身上。
这个神秘病例在医学圈很快散播开来，同行们都知道戈特利布在关注这个病人，于是陆续有人告知戈特利布助教，还有4个类似的病人。这么短的时间内，洛杉矶就出现了5个相似的病例，似乎预示着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
戈特利布和同事联系了《新英格兰医学期刊》，该刊物编辑建议他们有必要直接联系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CDC当时并没有发现全国范围内有其他异常情况，不过还是邀请戈特利布他们写一份《发病率与病死率周报》（MMWR）报告。
1981年6月5日，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布了这篇报告，描述了洛杉矶5名年轻健康的同性恋男子被诊断患上罕见的卡氏肺囊虫肺炎事件。不过这篇报告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过多的关注，但是，这一天是重要的，后来被定为艾滋病发现日。
几周后，事态发生了变化。另一篇报告报道了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共有26名原本健康的同性恋男子患有PCP和一种非同寻常的癌症——卡波西肉瘤。这下引起了媒体的广泛注意。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有线新闻网（CNN）、美联社等媒体都争相进行了报道。
1981年7月3日，《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41名同性恋患上罕见癌症》的文章。12月11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免疫系统疾病困扰男同性恋》一文。仅从题目，就可直接看出当时人们的心理倾向——这是男同性恋的特有疾病。而事实上，人们对于所面对的事态，几乎一无所知：它到底是什么，到底怎么治疗，或者到底该怎么称呼？
在这些最早的关于艾滋病的官方报道中，并没有对AIDS症状的详细描述，关于这个疾病的许多方面，都是在数年后才慢慢为人认知的。同样，至于是什么导致了该病的发生人们也无从知晓。发现了第2、3例病例的乔尔·韦斯曼医生当时有种不好的预感：“我感到在他们身后或许还有更多人将生此病。”或许，让韦斯曼医生也想象不到的是，30年后，这场疫病会发展成全球感染六千万人（并在持续增长），并造成至少二十五万人死亡的世界性传染病。
跟所有重大疾病始现时一样，人们的最初担忧源自对新病种的未知和猜测。在一切没弄明白之前，担忧是隐约的，恐慌局限于小范围之内，公众是沉默的。
恐惧
这个被称作“令人恐惧的医学之谜”的病症，在1982年9月的MMWR上，被CDC首次正式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简称AIDS）。
的确，艾滋病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疾病，而是一系列疾病的临床状态的总称。不过由于有着唯一的致病因，它逐渐被当做是一种单一的疾病。
1982年10月15日，在AIDS定名后的一个月，一名记者在白宫向当时里根总统的新闻秘书拉里·斯皮克斯提问道：“总统是否注意到已造成600人感染、200人死亡的‘男同性恋瘟疫’？”斯皮克斯回应道：“我可没生这个病，您呢？”这是在公开场合，白宫第一次对这个神秘瘟疫表明态度。这个态度，对事情的发展恐怕没起到任何积极的引导作用。
随着被发现的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的增多，人们发现，不仅仅是男同性恋者，吸毒者、异性恋男女……更多的人开始患病。关于艾滋病的传染方式，人们仍知道得很少，但公众的紧张度却在持续增高。
“未免太吓人了，没人知道这病会有什么样的症状。”一个28岁的法律学生因为腺体肿大去看医生，以为这是艾滋病的一个早期症状。那段时间，几乎每周都会有一个关于艾滋病怎样传播的新理论产生。
许多人被茫然、无助和恐惧所困扰着。这一神秘可怖的疫病，像一部活生生的末日预言片上演在真实世界。
当时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NIH）医院照顾艾滋病人的护士芭芭拉·费比恩·贝尔德有次搬家，一个邻居前来欢迎并且询问她是做什么的，“我是个护士，在NIH工作。”“哦，做什么样的工作呢？”“艾滋病研究方面的。”这位友善的邻居听到这里，立刻变了脸，恨不得马上把这个从事“恐怖”工作的新邻居从自己的社区中清除出去。
我们可以把当时的这些行为理解为因无知而产生的非理性行为。而实际情况是，就算后来人们对艾滋病有了深入了解，找到了基本防治方法，就算到了今天，给艾滋病人及相关人群贴标签的做法在世界各地仍然普遍存在。
应对
1983年5月，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肿瘤病毒室主任吕克·蒙塔格尼博士等人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份报告称，分离出一种新的人类逆转录病毒。1984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肿瘤研究所的罗伯特·盖洛及同事在《科学》杂志上宣布，他们发现的一种人类逆转录病毒可能是导致艾滋病的元凶。
尽管两家在首先发现权上一直存有争议（1987年美国总统和法国总理出面协调，两个团体才达成协议，共享专利使用权。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因为一项医学研究引发了如此高规格的政治协商。最后，吕克·蒙塔格尼因为发现艾滋病病毒而获得了2008年的诺贝尔奖）。不过人类终于发现了导致艾滋病的病毒，即人体免疫缺损病毒（HIV）。随后，科学家们发现HIV可以通过精液、阴道分泌物、乳汁和血液传播。神秘面纱被揭开后，人们终于开始看清面对的是怎样的敌人了。
在主流社会还没做出除了恐惧以外的任何反应时，就已经有勇敢者站出来帮助艾滋病患者了。1984年，著名影星伊丽莎白·泰勒为洛杉矶艾滋病计划组织主持了第一个艾滋病筹集捐款活动。在筹备的过程中，泰勒得知自己的朋友也是昔日搭档洛克·赫德森因患艾滋病即将死去，痛心不已。
“我从没听到过那么多的‘不’”，泰勒事后回忆道，“他们不想做和艾滋病有任何联系的事。不愿参加晚宴，当着我的面关上门，挂掉我的电话，我甚至收到过死亡威胁……”泰勒并没有放弃，在第二年和戈特利布以及一些朋友成立了美国艾滋病研究基金会。当年底，仅美国就共有3665人死于艾滋病。同年，艾滋病在非洲开始大规模蔓延。
一场极具破坏性的流行病，开始在全球流行。在最初的20年，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全人类共同的大敌。一些政府的不行动，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在南非，1990年，仅有不到1%的成年人为HIV感染者，而到了2000年，成年人的感染比例高达16.1%。截至2008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的全球艾滋病流行状况报告指出，目前全世界共有约三千三百万HIV毒感染者。
中国
1985年6月初，八达岭长城景致迷人，游人如织。美籍阿根廷旅游者阿斯克墨西纳来到这里，实现了他的一大愿望。但正当他兴致勃勃，举步攀登时，突然晕倒在地。事后，由于病情发展，他被迫走进协和医院就诊。
尽管中国医生对阿斯克墨西纳进行了及时的抢救和治疗，但病人还是很快就死于重症肺部感染和呼吸循环衰竭。其间，经与其在美国的家人联系，才知道此人有同性恋史，在美国已确诊为艾滋病。这次到中国旅行是他早有准备的一次绝命之旅。
中国医生经过对阿进行血清学检验，完全证实他死于艾滋病。这个备受病魔痛苦折磨而死的“老外”，结束了中国“无艾”的历史。
在此之前，艾滋病已在世界横行4年，共有70多个国家报告发现了艾滋病。而中国的国土还是一块纯净的大陆。但有识之士指出，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的生活复杂多样，国际交往日益频繁，艾滋病传播的所有可能性在中国都存在。
果然，阿斯克墨西纳携带病毒轻而易举地进入中国。
时间进入到90年代，“血浆经济”遵从利益的逻辑突飞猛进。多个省份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兴建血浆采集站和血液制品企业。在部分地区，“血浆经济”被视为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第三产业。
暴利时代即将来临，而农民体内温热的血浆正在成为一座取之不竭的富矿，危险的种子也悄然埋下。
除了血制品以外，1989年10月28日，一则电视新闻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卫生部门正式向公众公布，我国在性病患者中首次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这是一男性青年，在北京某副食品商场当售货员。据查，此人两性关系混乱，还多次与外国人有同性恋行为，他是在治疗性病时被发现的。医院刚刚确认此事，就四处寻找他。但遗憾的是，他已先行一步，到了国外，医疗部门也无从查验与他有性行为的人是否也被感染。
从艾滋病的发病情况看，城市患病机会多于农村。人们通常也认为艾滋病是都市病、时髦病，对老实、本分、社交不多的农村人不必担心。然而，一个特例出现了。1989年底，云南省卫生防疫部门在滇西边境部分农村地区进行了规模不大的艾滋病血清学监测，很快就确诊已有146人成为病毒感染者。这一地区临近世界最大的毒品产销地之一，罪恶的“金角”地区。这里的许多边民长期以来就沾染了吸毒的恶习。由于吸毒时共用不洁的注射器，导致病毒侵入和迅速传染。这是我国大陆首次在边远的农村地区和吸毒者中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面对国内不断出现的病毒感染者，还有人曾经庆幸，艾滋病还没有夺去一个中国人的生命。然而现实又一次发出警告，1990年8月间，一名曾为他人除却病痛的医生在北京某医院死于艾滋病。这位资历颇深的医生成为中国死于艾滋病的第一人。他生前多次出国，现已证明是在国外染病的。病发后，病人经过了几个月的肺部反复感染，最终在昏迷状态中死去。
至此，短短几年时间，艾滋病发生的几种可能在中国几乎都已出现，这不仅意味着艾滋病已突破国门，尤其可怕的是，在尚能数得清的病例和病毒感染者出现以后，一种危险的发展趋势开始威胁到中国人。
但中国的艾滋病很特殊，除了和世界其他地方相同的性接触，吸毒以外，曾经更常见的是因为卖血。
吸毒共用针管，患艾滋病的概率很高，一般高达百分之九十五。
而一般人认为患病概率最高的性接触，其实概率很低，仅有百分之零点一到二。而是是否会被感染也很难说，有的艾滋病人和妻子生活多年，被发现有病以后，妻子却没有被感染。
至于母婴传播，就算是没有治疗过的母亲，也仅有百分之二十五，如果治疗过，传给孩子的概率降到百分之二。
中国九十年代艾滋病之所以大爆发，关键还是在于卖血，以及血站的胡乱运作。这种传播方式等同于吸毒者共用注射器，感染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