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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藏人争回历史话语权

唐丹鸿和桑杰嘉在印度采访

——读唐丹鸿、桑杰嘉的《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全民信佛的藏人不太重视自己的历史,给机会于中国大作文章,随意涂改历史的真实性。《翻身乱世》通过对藏人口述历史的记载,对抗中国对中藏关系历史叙说的垄断,为藏人争回历史的话语权。

2008年314拉萨事件之后,藏人受到空前打压,中国大汉族民族主义的愤青也对藏人喊打喊杀。那时我和海外一些朋友都很愤怒,我第一次在facebook上建立了一个群组Support Tibetan People,呼吁面书网友声援遭受镇压的藏人,向拉萨方面的当政者打电话抗议,我自己也亲自打了两个电话到拉萨的西藏自治区政府。就在这个时候我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西藏:她的痛楚,我的耻辱》,向那些围剿藏人的中国愤青开火,文字辛辣无比,给我印象极深,特别是如下几句:

你们这些喊打喊杀的秦始皇的后代,你们就是以强凌弱的沙文主义者,你们就是躲在枪炮后面鼓动朝受害者开枪的狐假虎威者,你们这些斯德哥尔摩症患者,你们这些在“先进”的凌迟文化、宫刑文化中沾沾自喜的嗜血狂,你们这些挥动“爱国”旗子宣泄变态荷尔蒙的败类,我鄙视你们。如果你们是汉人,我以与你们同族为耻。

唐丹鸿:孜孜不倦的藏人口述历史工作者

作者是唐丹鸿,因此文章我第一次知道了这个名字,随即发现她是我推特上的一位网友,其实早已读过她在推特上的文字,只是名字没有记住。这位笔锋辛辣的作者是一位女诗人,很巧的是还是我的同乡,曾在我家乡成都开办了第一家纯学术书店和文化沙龙——卡夫卡书店。不过写这篇文章时,女诗人已远嫁到以色列。经过我们共同的朋友介绍,我结识了丹鸿,2010年复活节及次年春节两游以色列,在特拉维夫,都住在丹鸿的家里,受到她和她夫君大卫的热情接待。

我第一次游历以色列时获悉丹鸿在做藏人口述历史工作,已去过一次印度的藏人定居社区采访。就在我离开以色列后的这年夏天,丹鸿利用暑假时间冒着酷热再到印度遍访藏人聚居地。次年春节我又到以色列时,她此书《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的合作者、流亡政府的青年工作人员桑杰嘉正住在丹鸿家中,帮助她翻译访问稿。更巧的是,桑杰嘉我也认识,2003年7月我到达兰萨拉采访,他曾热情接待我,为我做翻译。

我知道丹鸿这本书写的很辛苦,她是两个幼儿的母亲,在忙于操持家务之时,还在特拉维夫大学教中文,只能在百忙中抽空整理访问稿、查核资料、撰写注解,从采访到成书,历时五年。在此期间,她曾把整理出来的访问稿陆陆续续发表到网上,而全书则直到2015年底才在台湾正式出版。

丹鸿和桑杰嘉的《翻身乱世》是一部藏人的口述历史,是从普通藏人的视角回忆中共一九四九年挥军入藏后整个西藏地区遭遇的大动荡这个时代,丹鸿这本书共访问了十一位流亡藏人,内容主要是中共入侵西藏前后他们及其家族的经历和变迁,读来是声声泪,字字血,有好几次因太过悲惨我不禁流泪掩卷叹息。

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建立极权政权后,以军事征服者的姿态占领西藏,强行要在这个佛教国土复制中国式共产极权社会,大搞残酷的阶级斗争,并有计划地摧毁藏民族精神赖以安身立命的佛教文化,结果给世世代代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民族带来千年未有之大灾难。据各方估计,当时人口三百四十万的藏人中估计至少五六十万,最高可能达一百二十万(西藏流亡政府估计)死于中共的屠杀、监禁、批斗迫害和毛泽东大饥荒(在中国大跃进失败导致的大饥荒中,有三千到四千万人饿死,西藏是受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这个非正常死亡数按最低估计也远远超过南京大屠杀的数字。对于一个人口如此之小的民族,这实际是一场种族灭绝。

藏人悲惨的反抗故事

在中共建立极权政权后,在其统治的疆域中,只有藏民族敢于反抗,但其命运也特别可歌可泣。丹鸿访问的藏人都是当年抗击中国入侵及反抗阶级斗争暴政的西藏三区游击队员。他们当年奋起反抗,面对武装到牙齿,人数远远压倒他们的中共大军,明知打不赢,仍然勇敢地以弱抗强,以小敌众,视死如归,犹如飞蛾扑火,惨烈而又悲壮。在这场力量极之悬殊的反抗中,不少村落和家族因为集体逃亡和集体反抗惨遭解放军杀害剿绝。有些则只是因为要逃离家乡而被解放军追杀殆尽。这些流亡者都是这一历史惨剧的见证人。其中一位受访者回忆说:

藏人逃亡的一路上,都有这样的雪巴(藏人基层自治社区的音译,中文一般翻译为部落,丹鸿认为这个翻译有歧视成分)。特别是波密和加拉班巴等地。有大量妇女儿童被屠杀。在波密,有个雪巴与解放军遭遇打了一天,死了二百多人,包括女人和小孩,只有十几个人逃脱。在挫鄂让湖边,有一个母亲,用绳子把六个孩子套在脖子上连在一起,把自己也绑在一起,跳湖自杀了。因为他们一直在跑、跑、跑,跑到湖边无处可逃。妈妈想到若自己死后,孩子会更惨,所以只好这样自杀。

其中几位受访者,八十年代得以回藏探亲,但他们早年的家乡经历“平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已蹂躏得疮痍遍地,家乡已面目全非,留在家乡的亲人有的死在中共狱中,有的被饿死,劫后余生的面容憔悴,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中。有一位生于西藏康区(现四川甘孜炉霍县)的前西藏游击队员彭措,他逃亡印度后,母亲和姐姐在一九六一年饿死,父亲被抓走,两个幼弟流浪到父亲关押的监狱附近,靠行乞为父亲送食物,但父亲最终在监狱因饥饿全身浮肿死亡。一九八二年彭措回乡探亲,下车后见到仅存的亲人,“脸色黝黑,身体瘦如木柴。”大家拥抱在一起痛哭,“哭得晕了过去。”“司机停下车来,问出了什么事。旁人说他们是家人,分离二十多年后初次团圆,而且家里没剩下几口人了,车上的中国人们听了也流下泪来。”

藏民族所遭受的这场千古劫难,中国官方话语中谓之曰“解放西藏”“民主改革”、“农奴翻身做主人”、“走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全是堂皇美丽和幸福的字眼。但藏人民间的历史叙述则称普遍之为“世时翻转”,因为中共的所谓“解放”实际是一场把西藏整个社会从人间变为地狱的大翻转。丹鸿书名叫“翻身乱世”,翻身是中共的美丽谎言,“乱世”是真实的描述,丹鸿嘲讽地把本来完全对立的用词嫁接起在一起,就是要凸显中共话语的荒谬及揭示西藏现实的严酷,突显这个翻转为藏人带来的不是中共所谓的翻身幸福,而是遭逢变乱的空前苦痛。

平叛总指挥彭德怀下令轰炸康区死人上千

对于发生在西藏的这一场种族灭绝,历史不会遗忘。纳粹屠杀犹太人、土耳其屠杀亚美尼亚人,已为历史定论。现在乌克兰也要求将苏联时代因为斯大林制造的大饥荒几百万人饿死而定性为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藏人遭受的种族灭绝也应该要求历史的公道。对参与种族灭绝的责任者应予以历史审判。被毛泽东迫害死的中共元帅彭德怀,他作为中共国防部长是西藏“剿匪”、“平叛”的最高总指挥,曾下令用轰炸机轰炸康区的理塘寺和桑披寺,造成藏人僧侣上千死亡,藏人文化瑰宝理塘寺和桑披寺被炸成废墟。彭德怀后来的下场令人同情,但无论如何,他这个轰炸命令是对人类的犯罪,无法用后来反对毛泽东大跃进的正义行为给以抵消。

中共大军入侵西藏,强行在一个佛教民族中横暴推行血腥残酷的阶级斗争,就像当年中国人反抗日本侵略一样,青藏高原的住民有权用枪捍卫自己的土地和生活方式,有权用枪对付闯入自己家门的入侵者,他们有反抗的正当性及合理性。中共说他们是“叛匪”,这些当年的游击队员在访问中理直气壮地说,他们是在对抗侵略者,不是背叛自己的国家西藏和自己的民族,因此他们不是叛匪。我认为他们不但不是叛匪,他们是西藏的民族英雄。有一天西藏获得自由,战死的英雄会进入藏民族的忠烈祠。

战争是残酷的,侥幸活过战争的西藏游击队员,他们有反抗侵略的正当性,而且是在战场上杀敌人,但他们因为是佛教徒,晚年时候大都对自己当年的杀解放军、杀共产中国人表达了忏悔,说被杀的中国人也是父母所生,杀人就是“造了罪孽”,表现出全民信佛的藏民族的善良和对人类生命的珍惜。但在西藏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中共政权依然邪恶如昔。藏民族的土地、他们的民族身份、文化、传统和信仰仍然还在在外来政权的铁蹄下挣扎和呻吟着,藏人面前依然是无边的苦海和绝望。

共产党政权在中国的诞生,虽然有国际原因,但当初大量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左倾,纷纷投奔共产革命,助纣为虐,这场劫难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是自作孽不可活,但用暴力将共产主义祸水强行引入全民信佛的西藏,则应该是我们中国整体民族的罪孽,藏人完全是牺牲品。读丹鸿和桑杰嘉这本书,面对藏人的善良和苦难,作为一个中国人,岂会没有丝毫的内疚和自愧?

因为汉民族的天下观和大一统意识,中国的历史观是中原为主的天朝史观、大中国史观,其对历史的记载和解读与边缘区域或他民族的历史观必然存在冲突。譬如中英鸦片战争,在大中国历史中是一次丧权辱国的惨败,是中国的国耻,但在香港,对此历史事件却有不同认知。我记得读过一位专栏作家文章说,有次大陆国产片《林则徐》在香港上演,他在电影院听到一场父子对话。

儿子:林则徐是什么人?

父亲:他是香港的恩人。

儿子:为什么?

父亲:他搞出个鸦片战争,中国打败了,就把香港割让给英国。

但这样的历史认知不会反应在中国的历史书写和解释中。

由于持华夏中心历史观的汉人非常重视历史的书写和解读,但与华夏民族相交往的其他民族则不太重视历史,结果造成了双方历史叙述的严重不对等,也使得历史的真相可能被强势的华夏历史观所消融。

天朝史观垄断西藏历史的话语权

我第一次意识到此,是在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暴力事件发生后。为搞清楚新疆是否自古以来属于中国,我去查了一些史料,发现有关古代西域的历史记载主要来自中国的史籍,古西域国家自己却很少史料留下来,而中国史书的叙述则是帝国中心意识。比如中国历史地理学家编制的唐朝版图疆域大得吓死人,最北到今天苏联的贝加尔湖以北,最西到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整个西域都在中国版图中,其基本依据是唐朝在西域实行唐王朝的行政区划,对原西域各王国君主封以唐朝官衔。但我接着发现,在所谓唐朝统治西域的一百四十年中,所谓的行政区划和唐官制度在西域一些国家实际是虚的,各国原国王虽然接受了唐朝封的官名,但权力皆世代相传,并不需唐朝另立,他们保有自己的独立军队,内政不受唐帝国干涉,而且除朝贡,亦不向唐帝国缴税。唐朝对西域是否实行了国家性质的有效统治,是完全令人怀疑的。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西域众多王国仍然保有自己的国土主权,对长安的唐王朝仅为一种藩属朝贡关系,很像苏联时代的东欧卫星国与苏联的关系一样。

唐帝国因为给对方一点虚衔就声称已把对方纳入其疆域,颇有点自说自话的味道。至于当年的西域各国又如何的看待他们与唐帝国的关系,是否承认唐王朝拥有对他们的宗主权,或接受封号只是敷衍强大的对方以获得疆土的安全,因为没有自己的历史叙述,不得而知,其历史书写和解释权就被汉民族垄断了,结果就造成历史叙述的一边倒。

在西藏中国交往历史中,这个历史叙述的不对等同样相当严重。之前一位流亡藏人即向我抱怨说,全民信佛的藏人太不重视自己的历史,结果给机会于中国方面大作文章,随意涂改历史的真实性。丹鸿和桑杰嘉的《翻身乱世》通过对藏人口述历史的记载,就是要对抗中国对中藏关系历史叙说的垄断,为藏人争回历史的话语权。

在《翻身乱世》中这些接受采访的流亡藏人,明确表达出藏人绝不认同大中华的国族认同。他们都指出,在中共大军入侵西藏之前,藏人早已普遍流行“博是博,加是加”(西藏是西藏,中国是中国的说法)的说法。现今西藏自治区和东部的四省藏区原为统一的西藏,在藏人自吐蕃王朝以来千年历史的领土描述中,西藏三区(现今西藏自治区和四省藏区)疆域是一个整体。但大一统中国的历史叙述,不但捏造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伪史,并将四省藏区从统一的西藏疆域割裂出来,而且还对藏人社会和文化作歧视性的语言建构,利用一些特定的名词,将西藏安多和康区已有国家组织形态的社会贬低为原始落后的部落社会,比如将藏人自治社会的领袖翻译为头人、土司等。丹鸿在书中说:“中国人(汉)要建立现代主权国家,却将藏人和中原周边的民族视为不具国家意识的、政权概念淡漠的原始部落”。

而不幸的是,当今藏人在书写历史时,也会无意地使用这些词语。为此之故,丹鸿和桑杰嘉对受访者口述的翻译,特意避免汉语中约定俗成但带有歧视性的藏人政治区域名词及地方领袖职衔,以藏语音译来取代。比如西藏康区臣属于西藏政府的一些自治王国,中文翻译为部落,其领袖藏人称之为“杰布”,在藏语中意思是“王”,但中文译为“土司”,即中国朝廷任命的土官。丹鸿和桑杰嘉认为,使用土司这个译法是将中国权力附加在这个职衔上,因此他们选择采用音译“杰布”。藏人基层自治社会,两位作者音译为“雪巴”,不采用中文的“部落”一词。对于丹鸿和桑杰嘉这种去大中国化的翻译尝试,我很认同,这不但是还原历史真相,也维护了藏民族的尊严。但对于这些名词,是否在音译之外,还可以考虑另外比较接近真实的意译方式?比如雪巴可否能翻译为藏乡、藏村之类,并加音译的注释?而“杰布”可否就直接翻译为“王”,比如德格杰布就翻译为德格王?

我本人关注西藏问题多年,已读过不少有关西藏的书籍,但大多数是汉人所写,对西藏历史的认识至今仍有不少误区,读丹鸿和桑杰嘉这本书,有了很大的启发。我想,丹鸿和桑杰嘉这本书最大的意义是挑战中国国家主义对历史叙述和历史解读的霸权,由藏人本身讲述自己的历史,以此还原藏民族历史即中藏历史的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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