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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回忆

一次与朋友闲聊,有的挨算工龄,有的挨算军龄,我突发奇想地挨算起我的饿龄。一挨算,连我自己也感到吃惊了。在我25岁大学毕业之前,每年挨饿时间在9个月以上的年头竟有13年之多。挨饿最甚的自然当数20世纪60年代末的三年自然灾害。

说起三年自然灾害,一个早年丧父的北京的哥儿们是个孤儿,父亲当初是相当级别的干部,由于去世得早,使我的哥儿们一直有一种深深的无助感。他动情地说:“哥哥,你不知道我三年自然灾害时挨过多少饿!我一天只有七大两!我的同学哪会吃这种苦!”他的同学也都是相当级别的高干子弟,他的意思我是明白的,他是在追求一种他的同学所没有的磨难的优越感。

我回答说:“兄弟,你那叫苦?一年也没有谁能给我七大两,别说一天七大两啦!”

他根本不相信,还以为我是在跟他争夺这种的优越感。他瞪大眼睛说:“怎么会呢?你们农村不都有粮食吗?开会时干部们说,你们农村瞒产私分,家家户户都私藏粮食,城里人才没有粮食供应。”

“兄弟,粮食都让‘五风’给刮跑了,都让大队干部给光荣了。”

我这样说,这位生活在京城高干子弟圈内的哥们儿是很难明白的。我的老家地处伏牛山余脉,我们那里,经过小食堂、大食堂、又到小食堂,开始时有的是粮食,伙食也确实好,农民特别是摆脱了家务劳动的妇女们,个个乐不可支,憨厚老实的百姓们从办食堂开始就一门心思过共产主义了,谁还违背上级的意图私藏粮食?私藏粮食,对百姓来说,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上级领导,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开始每一个生产队都办一个小食堂,我们那个小村是一个生产队,好吃好喝了一段时间,群众对食堂的疑虑打消了,一个平常心事很重的人,有次开会时主动从家里掂出来大半口袋扁豆——扁豆产量很低,但却是粮食中最耐储放的,他当时的神色,真像偷了队里用来育苗的红薯母那样尴尬,有些神经质地喃喃地说:“我觉悟低,觉悟低,不相信领导,我没出息。”尽管生产队长高调地表扬了他,但乡里乡亲并不怎么原谅他,认定他是个落后分子。落后分子是当时最耻辱的称谓,他那尴尬的神色一直延续了好多天,见人矮了三分。后来大队干部到各家各户搜查粮食,我们村真的没有搜查出一粒粮食。

好可怕的三年自然灾害!对像我和北京那位哥们儿扭扭脸就饿、一样嘴不能离食的十来岁的孩子来说,没有比饥饿更可怕的了。我一直在追忆,那可怕的三年究竟是怎么度过而侥幸没有饿死?我的家乡是一个重灾区,那三年饿死的人,据老年人说,比他们记忆中历史上两次灾荒死的人还多得多。由此我总是禁不住感慨,人的生命力是多么的脆弱,人的生命力又是多么的顽强。

说起那场灾难,公开的说法是天灾人祸,实在是一种十分客气的了。把天灾放在人祸前面,无疑大大减弱了人祸的危害。做为过来人的感受,那人祸是远远重于天灾的。我们那地方,也算是个老区,叫十三区,大概是皮定钧司令在豫西打游击时划定的十三区,群众基础相当好,叫干什么都行,什么都能干得出来。上级叫放卫星,多大的卫星都管放。当领导的想多交粮当先进,说是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粮食就交了个底朝天。上级来检查群众口粮,就连夜集中起各生产队的粮食来充场面。但集中来的粮食也不多,于是就在粮囤下边放麦秸,上边倒上粮食。上级领导到另外一个队检查,就赶紧收起粮食抄小路把粮食送去,再伪装一番,应付检查,把人和粮食都折腾得够受,反正所谓检查也只是例行公事,检查一两个生产队也就罢了,明知作假也不会认真计较。大队先进当上了,干部模范当上了,一遇年馑,百姓活该遭罪了。上级叫一天七大两,没有;上级叫三大两,不够;只好把铁锅吊起来当钟敲,搬来个石磙支住大牙,啾啾地喝西北风。

这时候,当干部的好处就充分地显示出来了。虽是年馑,可总还有点把粮食,如果干群同心同德,艰苦奋斗,节约着吃,再搞点生产自救,也不至于饿死那么多的人。可粮食在干部手里控制着,粮库的钥匙就挂在干部的皮带上,晃晃悠悠的,呵琅琅的响,时不时还拍拍,显示着一种特权。一遭灾,粮食显得更加重要,更加宝贵,除了干部自己享用,还可以送人情。看谁家闺女媳妇好看,给个一升半斗的,包管啥时间咋叫走她家里人连个屁都不会放,保准叫他们半睁一只眼闭紧一只眼。民以食为天啊,命比天大,好死不如赖活,总比饿死强吧!于是乎七折腾八折腾,把本来就不多的粮食就折腾的差不多了,群众连三小两(一斤十六两那种小秤)也没有了。群众哀求干部分点粮食吧,就是少点,一家分几碗也行。干部把眼一瞪,理直气壮地说,宁死爹娘,不分种粮,现在就只有种粮了,分了种粮,等灾害过去了,地还种不种啦?还是上级领导有办法,叫搞什么瓜菜代,真他妈的闲扯淡,如能生产瓜菜,农民还不会生产粮食,还用瓜菜代?所谓瓜菜代,在农民看来,就是自找门路,自己想办法。我们那里的俗话,叫自己不哭,眼里没泪。

我们那个63口人的小村,脑筋就动在那两垛红薯渣上,那是早两年磨红薯农淀粉做粉条时留下的,原本是储存做饲料喂牲口的。原来粮食多饲料也多,牲口吃粮食饲料多了,一闻红薯渣的气就扭头。到了人都没有吃的份上,粮食饲料自然也没有了,对不起,就只有委屈那些牲口大爷了,谁叫你们不会说话哪!老年人有度饥荒的经验,说凡是年馑,一荒就是几年,别看这两垛红薯渣也不少,吃起来就知道少了,还是省着点吃,只要不饿死人就行。队干部这次可是从善如流,加派武装的基干民兵晚上看护。当然,谁和干部的关系好些、近些,就多派几次,一则可以多争工分,二则多少还可以多分点红薯渣。那红薯渣,历经风霜严寒,倒也没有了原先的暴劲,吃起来倒是绵软可口,只可惜不多,人们照样得挨饿,但总比饿死强。

到后来,红薯渣也没有了。倒不是村里人吃完了,而是大队干部说你们咋还存私房?原先咋没有折成粮食叫你们多交些公粮?不行,上级早就号召过共产主义生活,产都得共,还说你们这点红薯渣?共了!一声令下,其他各队早就眼红的饥民兴高采烈地把红薯渣背走了。我们落了个底朝天,队干部大声抗议了几句,群众嘟嘟囔囔牢骚了一阵子,大队干部气势汹汹地威胁说:“叫基干民兵来,还想翻天不成?”谁也不敢吭声了,眼巴巴地看着人家背着走了。当然,背得最多的还是大队干部。村民恶狠狠地诅咒道:“也不知是孝敬他那家姑奶奶的!”

不管他是孝敬他那家姑奶奶,反正是赖以活命的红薯渣是没有了。村民们事后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诅咒着这场赤裸裸的掠夺,有的妇女扎了草人,草人心坎上扎上铁钉,天天早上用尿水浇,每每走过,都“呸呸”吐几口唾沫,这种方式是最恶毒的表示。全村人都在毫不例外地谴责队干部好出风头,想当自救模范,轻易地把靠红薯渣度饥荒的事实出卖给大队干部,也有好动脑筋的人指责队干部没有和大队干部搞好关系,眼看别的队还私存有囫囫囵囵的粮食,大队干部咋就不去共产,却偏偏到我们队来共这些红薯渣?这一次,外号叫“红头牛”、平常一听不同意见就扭着发红的脖子直嚷嚷的“候补党员”(可不是预备党员,是指他老想进步当模范进入先锋队,但大队干部总说他斗争性不强,不是党员的料,总是不发展他入党,村民于是就揶揄地送了他一个雅号)队长,脖子红了,却没话说了,以后多年,村民们都看不起他,还当面公开称他为候补党员,拿他开涮。后来。后来他找个机会,丢官舍驾,外出到大型水利工地做工了。直到他人到中年后得的儿子死于一场突发的疾病,村民们才原宥了他,在我们那里,大孩子早夭,谓之曰殇了“当头儿”,是老天对人最重的惩罚。

年轻人则忿忿地指责当初叫节约着吃的老年人:“能得不轻,能到空地里去了吧!”从此对老年人产生逆反,多年都不听老年人的劝告。老年人也觉得自己太没成色,直感慨:“早知这样,还不如叫孩子们吃两顿饱饭!唉,这世道——这世道——”这世道怎么样,可就不敢往下说了,老年人还是多长了个心眼儿。多年以后,我才理解了这种说话的艺术,真叫艺术。

还是早些想别的办法吧。人们从红薯渣身上受到启发,去遛地里的红薯。五八年搞生产大跃进,只管报一天出多少多少亩红薯,红薯大多都留在了地里,既然红薯渣都能吃,那么留在地里的烂红薯照样也能吃。全村人几乎全部投入了声势浩大的遛红薯运动,一人一个篮子一张锄,先是到旱地里刨,一锄挨一锄地往下刨。刨过一遍后,再重复地刨,等于来了个深翻土地运动。那时,最使我佩服的人就是开始一天能刨一挑子,接着能刨一篮子,后来能刨半篮子的人。要知道,三五块半半拉拉的红薯,对一家人的碌碌饥肠将是多大的抚慰。最使我佩服的人是叶姐,因她哥哥叫干,她就叫叶,比我大好几岁,平常按乡亲排辈就叫她叶姐。就是因为那时的佩服,使我一辈子都对她保持着尊敬。妈妈告诉我,刨红薯就像割草一样,跑山一大把,守山一大篮,一定要有耐心。耐心做事,认真地做,成为我一辈子的圭臬,因为那是少儿时维护生命的教训和体验。

腐烂的红薯,一点也不影响食用,加些野菜什么的和和,就是十分的美味了。开始刨的红薯多,就偷偷地晒干,秘密地保存起来,一听说大队干部来搜粮食,就得赶忙转移。搜粮食是大队干部的一种十分可恶、十分恶劣的、令人咬牙切齿的行径。并不是他们吃饱撑得太难受了找事干,其公开的理由是搜瞒产私分的粮食,说是生产队把瞒产的粮食都藏在群众家里,以逃避大队的检查。因此要一遍一遍地突击搜查。其实是,大队干部把搜来的粮食,在全大队公开展览后,尽数纳入了私囊。不少搜来的所谓粮食,其实就是群众刨来晒干的红薯渣,那可是群众生命的维系啊!

大队干部搜粮食还有另外的目的,一是抖威风增加对群众的震慑感,在自己干了坏事之后可以钳人之口;一是看见人家家里有什么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尽可以偷盗之名把物主批斗一番后予以没收,从而据为己有。因此,张家闺女的花布衫,不多久就会套在自己老婆身上;李家媳妇的银手镯,也会戴在自己相好的手臂上。后来“反五风”,大队干部成为斗争对象,群众皆曰杀,也不管他是否犯了死罪。当然,即使罪大恶极的也没有杀掉的,因为当时的省领导一篇“我无杀人之心,万人死于我手”的忏悔,使这些人人痛恨的混帐东西才免于死罪,有的也只是劳改几年了事。

当时,大队干部的任命具有一定的家族特征,往往是一个家族就出几个大小队干部,还搞异地交流,不在本队当干部。因此,他们干起坏事来,更加肆无忌惮,且具有一定的家族血统关系。我参加工作后接触党务,就一直在思索,当时党组织怎么就选拔了这么些玩艺肆虐乡里?一次回县里,听说当时的大队干部的家族在鼓动闹事,集体上访,直接告到省电视台的焦点栏目,心里翻起当年老账,直感慨这个家族的劣根性怎么如此顽固,经久不衰。因为上访告状一般是找党委、政府,为的是解决问题,一开始就找新闻单位,这不是由于对新闻媒体的信任,而是出于有些政治头脑的人的着意策划,摆明了是要造成一定的政治影响,问题的解决倒还在其次;只要造成一定的政治影响,就有了撤换干部的充分理由,就有了取而代之的机会,由此联想到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后,当村委会换届选举时一些地方家族势力猖獗,闹腾得乌烟瘴气,这决不是群众民主意识觉醒的象征,而只是劣根性遗传基因在作怪,是一种下台的痞子干部政治的复辟和倒算,诚非国家之福、民众之幸。

仓库里的粮食是干部享用的专利,连刨来的红薯渣也给收走了,地里的烂红薯毕竟不是刨之不竭,用之不尽,待到群众确信旱地里的红薯被刨净了,就到长得不景气的麦地里去刨,反正麦子打下来也得上交,还是救眼前的急要紧。于是,把麦地刨得一塌糊涂,大小队干部怎么也制止不了,怎么咒骂也无济于事。干部一来,群众就散了,干部一走,群众重新开始。由此,我联想到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后来的农民暴动,还有劫皇粮什么的,统治者为何总是剿灭不了,我由此理解了什么叫挺而走险。那只是为了活命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到后来,人畜争食。上级号召从麦秸中熬淀粉,就是把麦秸铡得碎碎的,放在大锅里熬,熬成黑糊糊状,就算是熬出了淀粉,搀些野菜,凑合着吃。那味道,实在不怎么样。熬不多久,麦秸也不多了,总还得给牲口留下一些,要不,年馑过后,没有大牲口怎么种地?于是便打玉米杆的主意,也把玉米杆铡得碎碎的熬,谁知这东西比麦秸杆顽固得太多了,熬来熬去,连黑糊糊状都熬不成,玉米杆皮还是皮,嚼也嚼不烂。到后来,连玉米杆也没有了。

时节已到了春天。灾害时的春天却没有往年的煦暖,人们称之谓春荒,历史上多少农民起义就是在春天发生的。当时,农民起义倒是没有,因为善良的百姓们相信共产党不叫饿死人,社会主义社会是老百姓自己当家作主,你起什么义、造谁的反?然而,饿死人的事却一直在不间断地发生。听说有的村子,饿死的人就封在他们家里,因为没有人能抬动棺材了。我们村没有饿死人,得益于住在山半腰上,山上的野草成了救命草,野草干枯了就刨草根吃,几乎把山上刨了个遍。不靠山的就没有这种福气了,于是,众多的人们就学会了偷,能偷什么就偷什么,只要是可以用来填肚子救命的。人老几辈子没有偷的历史的家庭,也有了偷的记录,一时偷风大盛,迅速蔓延至每个角落。在群众中间,屈死不告状、饿死不去偷的古训和传统在迅速地改变,饿死不去偷逐渐被“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的概念所替代。这一概念,十分深入人心。从来不沾人家一丝便宜不拿公家一根线的妈妈忍不住抱怨我:“你啥也不会偷,非饿死你不可!”

我成功的一次偷,是和小姑姑一起去偷大麦苗。春上大麦苗刚刚起身,嫩嫩的。妈妈说,大麦苗不那么涩,还有甜味。于是我和小姑姑趁天黑各捋了一篮,回来煮熟了吃,果然甜甜的。当时也没有盐,就那么煮煮吃。在我的印象中,这是我一生最值得回忆的一顿美味。第二天再去偷,已有人在看守了,偷不成了。很可能是队干部已发现了大麦苗少了一片,加强了防范。我一直在纳闷,队干部咋就能那么快就发现了哪?你不得不佩服当干部的人总有些过人之能。

那时候,几乎所有能进嘴的东西,人们都吃了个遍。毕竟是春天了,草木萌发,可吃的东西逐渐的多了起来。然而,可吃的代价毕竟也不小。槐树花是好吃的,但太少,人们总是连槐树叶子一块吃。这时的吃,又不像平常那样煮熟了先用清水泡,泡够一定时间再吃。往往是一煮熟就迫不及待地拿来吃。结果,和我年龄相差无几的六叔一夜之间,脑袋肿大了许多,本来就不大的眼睛肿得没有了,看不见路了,全家人紧张得不得了,派出几路人去请医生。医生说是食物中毒,槐树叶子毒性不大,不要紧的。说也奇怪,两三天后,六叔的头果然不肿了,虚惊一场。

六叔的头好象特别喜欢肿,吃蓖麻叶子,肿过;吃皂角叶子,肿过;吃刺脚芽(一种野菜),也肿过;其实是他已没有了任何的免疫能力。反正那时候人人浮肿,一浮肿,皮肤就发白,好象吃胖一样。与吃胖不一样的是,撩开裤腿伸指头往腿上一摁,立即一个圆圆的坑,好长时间起不来。我是由胖直接过度到浮肿的,人本来就白,一浮肿就愈发的白,宛如一副胖孩的模样。大人们立即想到过去年馑时的人吃人,多次郑重地告诫我,可别单独外出,免得被当成胖孩让人给杀吃了。大人们说,人油和其他的油不一样,人油不圆,是半个油花,还讲了好多人吃人的故事给我听。其实不用他们多讲,已把我吓得一到晚上连大门都不敢出,反正也没有力气到外边去玩。

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叫十圪节,据说过去就有人在那里开过孙二娘开的那种店。解放后地址犹在,每次从那里走过,都禁不住心惊肉跳。小时候为挣工分外出割草,我和同伴的足迹遍及周围三里五村所有野草丰茂的地方,可是,独独没有去过十圪节,谁也没有勇气敢去那里割草,尽管那里的野草分外的丰茂,对靠工分吃饭的孩子们来说分外的诱人。因为时不时会传来别的地方发生人吃人的消息。

长大后读书,见书上有饿殍遍野,人们易子而食的记载。尽管三年灾害也是饥饿遍野,也有不少的人饿死,如吃观音土拉不下来憋死的,吃野草中毒毒死的,吃碾转(即把快要成熟的麦子煮熟后在石磨上磨下,麦子因碾而转,故名。这种食品泼上蒜汁,十分美味,饥饿的人往往多食)而撑死的,当然,直接因饥饿而死的也大有人在,然而,人们总是对未来抱有十分美好希望,只是把一切的罪恶、一切的诅咒,统统都发泄在那些为非作歹的队干部身上,总是把所有的期望都寄托于我们党和领袖身上,盼望党中央早日下达政策打倒那些令人诅咒的坏干部,早日降下能让百姓吃饱饭的幸福的甘霖。这甘霖,终于灾害的第三年即1961年飘飘洒洒地降落人间,政府开始发放救济粮,虽然不多,还粗细搭配,但毕竟是救命粮啊!救济粮不是白给的,需拿钱买,只要能救命,拿钱就拿钱吧。可百姓哪里有钱呢?家里有在外工作的倒还好些,总还有点活便钱,平常百姓怎么办呢?前几年通货膨胀,钱不当钱用,老百姓把本来就不多的钱都差不多花光了。于是,就几家兑钱,先让一家买粮,买粮后立即到集市上去把细粮籴掉,再让其他人家去买粮。如此循环着,饥饿的人们挑着口袋,蹒蹒跚跚地到十几里外的粮所,总算家家都把救济粮都买回来了。大多的人家,大都把细粮卖掉,只吃粗粮,再用卖粮的钱购买下个月的救济粮。这又是一个循环,直到麦后小麦丰收。

在我十三年的饥饿记忆中,这三年尤难忘怀,它留给我太多的问号,需要我一辈子去思索琢磨,去寻求一个能自圆其说的答案。这三年,也给我留下了太多苦难,中年后几乎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饥饿而形成的。这三年,也固定我的生活习惯。至今,无论我到什么样的餐馆吃饭,无论是请客还是吃请,我都不会故作风雅地去点什么野草以示高贵,以示和过去的生活多么遥远。平常在家里吃饭,我总是交代家人,一定要把菜炒透,城市人那种半生不熟的菜有营养的说法我的胃始终不能接受,一闻到菜青气,我什么胃口都没有了。这种习惯,将伴随我的一生。对饥饿的记忆,将伴随我的一生。对饥饿的思索,也将伴随我的一生。

200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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