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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序”

最近《共识网》以《从文化角度讲,文革依然活着》为名重新发表了作家冯骥才先生的“《一百个人的十年》96年版序言”。笔者早在十多年前就看过这篇序,颇为感触。重读之下,更觉得有点话说说。

(一)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

冯作家说:

二十世纪历史将以最沉重的笔墨,记载这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凡是这两大劫难的亲身经历者,都在努力忘却它,又无法忘却它。文学家与史学家有各自不同的记载方式:史学家偏重于灾难的史实;文学家偏重于受难者的心灵。本书作者试图以一百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显现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的真相。

在延绵不绝的历史时间里,十年不过是眨眼的一瞬。但对于一代中国人有如熬度整整一个世纪。如今三十岁以上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的命运不受其恶性的支配。在这十年中,雄厚的古老文明奇迹般地消失,人间演出原始蒙昧时代的互相残杀;善与美转入地下,丑与恶肆意宣泄;千千万万家庭被轰毁,千千万万生命被吞噬。无论压在这狂浪下边的还是掀动这狂浪的,都是它的牺牲品。哪怕最成熟的性格也要接受它强制性的重新塑造。坚强的化为怯弱,诚实的化为诡诈,恬静的化为疯狂,豁朗的化为阴沉。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贵的成分,都是它公开践踏的内容。虽然这不是大动干戈的战争,再惨烈的战争也难以达到如此残酷——灵魂的虐杀。如果说法西斯暴行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血淋淋的尸体,“文革”浩劫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看不见的创伤累累的灵魂。

重读:

冯作家将“法西斯暴行”与“文革浩劫”两大悲剧相并列,没有将悲剧的制造者相并列。前者勉强不犯忌,打的是“擦边球”;后者要犯忌,轻者遭风沙,重者或面临被开除个什么“籍”。

不过,作家的意思也全到了。写作者礼至意到,权势者掩耳盗铃,受众者则心领神会,大家都不要把话说得太直白,大家全都只做半个自由人,半个明白人,一只眼睛睁一只眼睛闭,也许这就是和谐的真谛。季羡林大师生前将此总结为“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一时成为流行语。被某些人津津乐道着,也被某些人自以为得计着,以为这就是当代哲人的声音。

冯作家的文字语言非常精彩,尤其是“奇迹般的消失”。不知含有多少“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的意蕴。

文革本身是“奇迹”,消失本身也是“奇迹”。文革的本身是“文化大革命”,消失的本身也是另一种“文化革命”,也许算不上“大革命”,就算是“文化小革命”。

说“文革”是奇迹,因为它确实是史无前例的。肯定“空前”,也有可能“绝后”。古今中外,横看竖看,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没有一个人物能做到这一点,他做到了;没有一个民族遭逢过这样的奇迹,咱们中华民族遇到了。

说它不准确,那是因为凡事必有必然性,不仅有原因,也有过程。大震发生,前震频仍,余震绵绵。中华民族之所以能遭逢这样的“奇迹”都是有它的前因后果的,创造这样的“奇迹”也都是有铺陈的,当年叫做“伟大的部署”。

为什么马主义都会产生“个人崇拜与专制独裁”?为什么社国家都会产生“个人崇拜与专制独裁”?为什么中国人遭遇的“个人崇拜与专制独裁最厉害”?这三个相联相关的问题合成一个问题:为什么咱们中国人最倒霉?几十年来每一个中国人从“文革”一直问到如今。

作家的最后那句话也不准确。“浩劫”同样也留下了血淋淋的尸体,而且尸体的阿拉伯数字也不比“暴行”少,甚至还要多得多;但它同时也在所有人的灵魂上刻下累累的伤痕。它是豆腐白菜样样所爱,鱼翅熊掌同时得兼。

说是“刻下伤痕”也不准确。对于大部分人讲是在灵魂上刻下了累累伤痕,对于一部分人讲则是换了灵魂,人性的换成兽性的,羊性的换成狼性的。

灵魂上的伤痕,轻者尚可愈,重者欲愈不可期,一遇到阴天下雨就会隐隐作痛。即便是有的算是勉勉强强地“愈”了,抚摸着永远的伤疤过日子,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美丽的事。而那些换了灵魂的,再换回来就更不容易了。

个体的生命死了也就死了,“伤疤”没有意义;但是这个民族还要繁衍与延续,民族的“伤疤”也延续。所谓的“所有人”不仅包括死去的人,也包括活着的人;不仅包括上一代、这一代,也包括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人。这一点也是希魔们望尘莫及、自叹不如的。不是只差一点点,而是差老鼻子远了。方向虽相同,却不是一个数量级。

(二)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

冯作家说:

尽管灾难已经过去,谁对这些无辜的受难者负责?无论活人还是死者,对他们最好的偿还方式,莫过于深究这场灾难的根由,铲除培植灾难的土壤。一代人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理应换取不再重蹈复辙的真正保证。这保证首先来自透彻的认识。不管时代曾经陷入怎样地荒唐狂乱,一旦清醒就是向前跨了一大步。每一代人都为下一代活着,也为下一代死。如果后世之人因此警醒,永远再不重复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我们虽然大不幸也是活得最有价值的一代。

重读:

阿Q生在中国,阿Q是中国的特产,中国人善作阿Q式的思维,以作阿Q式的人自慰。

毛泽东说:“好事可以变坏事,坏事可以变好事。”比毛还要早3000年的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有人说这种思维的方法就叫做“凡事都要一分为二”。“一分为二”是辩证法三原则的第一条。笔者认为这哪里是什么“一分为二”呢?而是三原则中的第三条:“否定之否定”。

中国人似乎习惯于这样的思维。每有坏事与恶运降临,就一遍一遍地在心中自己安慰自己:不打紧的!不打紧的!祸福相倚,否极泰来,坏事终究会变成好事的。

但中国的“坏事”很特殊,一定要等到“坏事”做绝以后才有可能发生变化。中国人没有本事“防患于未然”,没有本事将坏事扼杀在萌芽之中,一定要等到它毒性大发作后,才有转化的可能。

比如大跃进。

大跃进的恶果其实在1958年的年底已经彰显无疑,已经饿死将近百万人了,这时候可以不可以“坏事变好事”呢?

于是1958年底至1959年上半年开始“纠左”。但是他老人家“纠左”的目的为了继续大跃进,而继续大跃进就是继续饿死人。

1959年7—8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左想右想终于下了为人民“鼓与呼”的决心,上了一篇三千多字的“万言书”。历史又给了一次“坏事变好事”的机会。可是却又来了“反右倾,鼓干劲”,还要“五个大办”,于是1960年还要继续大跃进,大跃进终于成了饿死人的大跃进了。

又比如文革。

1967年下半年开始至1968年上半年,“文攻”开始演变为“武卫”,全国城乡的“大规模的武斗”都已陆续发生并愈演愈烈了,这时候可以“坏事可变好事”了吧?

于是“七二七”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虽然武斗也被有效地制止了,文化大革命却又在新形式下继续。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毛的接班人林同志都已经叛国叛逃且还摔死了,普通老百姓都能看出文革实际上已经失败了。历史又给了一次“坏事变好事”的机会。但是仍然不罢不休,“批林”改成“批林批孔批周公”,批“极左”改成批“形左实右”。坏事没有干过瘾,总能找到名目与理由,于是文化大革命又在新形势新内容下继续了五年整,非折腾到翘辫子才算拉倒。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见了棺材也不落泪。

毕竟这一页的历史翻过去了。文革已经成为过去,改革开放早就到来,我们曾经付出的“大不幸”也似乎有了一点价值。你看改革开放了,大家吃饱饭了;没有地富反坏右了;讲话可以半自由了;团体与过去不一样了;国家也与过去不一样了;当官的也提倡“以人为本”了;老百姓活得也像个人了,大多数也都能温饱了,小康也在眼前了;外国人至少不再骂我们是流氓国家了;我们自己也说自己是负责任的大国了——

如果没有文革浩劫,哪会有这一切,中国不可能变得这样快。于是有人说文革只能否定,但不能彻底否定。之所以不能彻底否定是因为文革本身不能彻底否定。

在“不要纠缠历史旧账”、“让过去的就过去吧”、“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口号下,恶政之花在悄悄地培育并蔓延着它存活的土壤。

“七、八年再来一次”的文革是似乎是不可能了,但七、八十年呢?难说得很呀!不搞“文化大革命”,搞不搞“文化小革命”呢?不搞“文化大革命”,搞不搞“反右派”呢?

(三)那些人躲到哪里去了?

冯作家说:

我常常悲哀地感到,我们的民族过于健忘。“文革”不过十年,已经很少再见提及。那些曾经笼罩人人脸上的阴影如今在哪里?也许由于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压,小百姓习惯用抹掉记忆的方式对付苦难。但是,如此乐观未必是一个民族的优长,或许是种可爱的愚昧。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丢掉这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

在本书写作中,我却获得新的发现。

这些向我诉说“文革”经历者,都与我素不相识。他们听说我要为他们记载“文革”经历,急渴设法找到我。这急迫感不断给我以猛烈的撞击。我记载的要求只有一条,是肯于向我袒露心中的秘密。我想要实现这想法并非易事。以我的人生经验,每人心中都有一块天地绝对属于他自己的,永不示人;更深的痛苦只能埋藏得更深。可是当这些人淌着泪水向我吐露压在心底的隐私时,我才知道,世上最沉重的还是人的心。但他们守不住痛苦,渴望拆掉心的围栏,他们无法永远沉默,也不会永远沉默。这是为了寻求一种摆脱,一种慰藉,一种发泄,一种报复,更是寻求真正的理解。在那场人间相互戕害而失去了相互信任之后,我为得到这样无戒备无保留的信赖而深感欣慰。

为了保护这些人的隐私,也为了使他们不再受到可能的麻烦所纠缠,本书不得不隐去一切有关的地名和人名。但对他们的口述照实记录,不做任何演染和虚构。我只想使读者知道如今世上一些人曾经这样或那样度过“文革”走到今天;也想使后人知道,地球上曾经有一些人这样难以置信地活过。他们不是小说家创造的人物,而是“文革”生活创造的一个个活生生真实的人。

我时时想过,那场灾难过后,曾经作恶的人躲到哪里去了?

重读:

冯作家问得好啊!那些人躲到哪里去了呢?

当年那些残酷杀害犹太人的法西斯匪徒在二战后,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在现实世界中他们没有了生活的空间,他们才需要东躲西藏的。他们一般选择躲到南美,有的人成功的躲了几十年了,一不小心仍然被发现了,立刻就被抓捕归案。甚至也有的虽然躲起来了,但一辈子受到良心的谴责,竟然在耄耆之年终于走出来自首。笔者早十几年前曾在报上多次看到过这样的报导。

我们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的体制没有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没有变。目标物当然是变了,“一切向权看”变成了“一切向钱看”,为了“向钱看”仍然需要“向权看”。“十年浩劫”也不过是嘴上说说,见诸文字的越来越少;“浩劫”不再被强调,却被淡化为那不过是一个错误。原先的那些作恶的人,完全没有必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们只需要为自己重新贴上标签,喊上新的口号,依然招摇过市地出没于社会政治生活中,朝着他们新的“目标物”。

躲!也得有个理由。没有理由为什么躲?躲什么躲!

(四)短期历史是由“英雄”创造的

冯作家说:

在法西斯祸乱中的不少作恶者,德国人或日本人,事过之后,由于抵抗不住发自心底的内疚去寻短见。难道“文革”中的作恶者却能活得若无其事,没有复苏的良知折磨他们?我们民族的神经竟然这样强硬,以致使我感到阵阵冰冷。但这一次,我有幸听到一些良心的不安,听到我期待已久的沉重的仟悔。这是恶的坚冰化为善的春水流露的清音。我从中获知,推动“文革”悲剧的,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文化和直接的社会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点,妒嫉、怯弱、自我、虚荣,乃至人性的优点,勇敢、忠实、真诚,全部被调动出来,成为可怕的动力。它使我更加确认,政治一旦离开人道精神,社会悲剧的重演则不可避免。

读后:

作家说:“推动文革悲剧的,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文化和直接的社会政治的原因。”

这话是说得多么含糊啊?

发动并推动文革(而不仅仅是推动)悲剧的不外乎三个原因:

①主义。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曾有过十几个国家都信奉这个主义,但他们并没有“文革”。斯大林有“大清洗”,但“大清洗”毕竟不是“文革”。

②历史。我们有秦始皇,但俄国也有叶卡捷琳娜,嗜血的尼古拉。

③领袖。我们有毛泽东,苏联有斯大林。

毛泽东自己说:“我跟斯大林只打个平手,我跟赫鲁晓夫较量还是略占上风。”那是他不必要的谦虚。

江青说,我们的毛主席啊,谁也不是他的对手,连斯大林也搞不过他。

林彪说: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那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

最准确的是林彪的话,话糙理不糙。

所以,为什么“文革”发生在中国?为什么中国发生“文革”?

无论是功劳还是错误,都要归结于毛泽东。

历史是奴隶创造的吗?哪个奴隶创造了历史?

即便是奴隶,一旦创造了历史也就立刻成为英雄了。小村长刘邦、小和尚朱元璋、织席贩履刘玄德,落第秀才洪秀全,他们都曾是“奴隶”,他们都创造了历史,他们都变成了英雄。真正的奴隶永远也不会被记在历史上。

从长期看,历史是由人类社会发展的自身规律决定的;

从中期看,历史是由英雄与奴隶共同创造的;

从短期看,历史更是由“英雄”创造的。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林彪指着彭德怀批判道:“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都是丘八,离得远的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随后,毛泽东就接过来对彭德怀说:“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

最准确的仍然是林彪的话,话糙理不糙!

反右的历史、大跃进的历史、文革的历史,这些短期的历史全都是大英雄毛创造的。

无论是什么“主义”,“主义”也有各种各样的理解、解读与运用,能够解读运用到这种程度的也只有毛。

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既然这是符合历史也符合逻辑的结论;那么,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也是符合历史也符合逻辑的结论。

(五)魔鬼横行于世,上帝就隐匿了

冯作家说:

我从中获知,推动“文革”悲剧的,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文化和直接的社会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点,妒嫉、怯弱、自我、虚荣,乃至人性的优点,勇敢、忠实、真诚,全部被调动出来,成为可怕的动力。它使我更加确认,政治一旦离开人道精神,社会悲剧的重演则不可避免。

读后

以往我们只是认为文革是调动了人性中的弱点,或是人性中的兽性。

冯作家告诉了我们:“人性的弱点——乃至人性的优点,勇敢、忠实、真诚,全部被调动出来,成为可怕的动力。”

这话说得何等准确啊!文革将人性中的弱点与优点一起调动的,也即将人性与兽性一起调动的。这就太厉害了。

笔者曾看过一则小故事,有力的佐证了这一点。

说是文革初期有一个小姑娘,忘了她是小学生还是初中生了,也忘了她是北京人还是外地人。她十分要求进步,十分羡慕红袖套,一心想参加红卫兵,但是她那个学校的红卫兵头头不接受她,说她娇滴滴。小姑娘跳起来二话没说,拿起一把水果刀将她的老师捅了一个血窟窿。这个老师死没死也不记得了。头头说:好样的,你经受住了考验。于是小姑娘如愿成了伟大领袖的红卫兵,从此戴上了红袖套,穿着黄军装,梳着羊角辫,束着宽皮带,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们串街走巷破四旧、斗黑帮了。

后来,最新最高指示号召上山下乡,说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个小姑娘用剃光头的形式表决心,坚决要求去了内蒙插队。

这个小姑娘的人性中有“勇敢、果断”的优点,不过是隐藏着的,文革将它调动起来了,调动起来了去杀人。

这个小姑娘的人性中有“盲目、冲动”的缺点,也是隐藏着的,文革将它调动起来了,调动起来了去杀人。

优点、缺点同时调动起来了,干着同一件事,杀自己的老师。

当然这个小姑娘的人性还有很多其它的优点和缺点,如优点“温柔与稳重”,如缺点“胆小与犹豫”,但这些优点和低层次的缺点与文革的时代精神不符,所以都不见了。文革不仅需要冲动而且需要更冲动;文革不仅需要勇敢而且需要更勇敢;但是文革绝不需要善良。

魔鬼横行于世,上帝就隐匿了。

(六)没有答案的历史是永无平静的

冯作家说:

“文革”是我们政治、文化、民族疯疾的总爆发,要理清它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时代不因某一事件的结束而割断,昨天与今天是非利害的经纬横竖纠缠,究明这一切依然需要勇气,更需要时间,也许只有后人才能完成。因此本书不奢望给读者任何聪明的结论,只想让这些实实在在的事实说话,在重新回顾“文革”经历者心灵的画面时,引起更深的思索。没有一层深于一层的不浅尝辄止的思索,就无法接近真理性的答案。没有答案的历史是永无平静的。

尽管我力图以一百个人各不相同的经历,尽可能反映这一历经十年、全社会大劫难异常复杂的全貌,实际上难以如愿;若要对这数亿人经验过的生活做出宏观的概括,任何个人都力不能及。我努力做的,只能在我所能接触到的人中间,进行心灵体验上所具独特性的选择。至于经历本身的独特,无需我去寻找。在无比强大的社会破坏力面前,各种命运的奇迹都会呈现,再大胆的想象也会相形见细。但我不想收集各种苦难的奇观,只想寻求受难者心灵的真实。我有意记录普通人的经历,因为只有底层小百姓的真实才是生活本质的真实。只有爱惜每一根无名小草,每一颗碧绿的生命,才能紧紧拥抱住整个草原,才能深深感受到它的精神气质,它惊人的忍受力,它求生的渴望,它对美好的不懈追求,它深沉的忧虑,以及它对大地永无猜疑、近似于愚者的赤诚。

重读:

冯作家说:“但我不想收集各种苦难的奇观,只想寻求受难者心灵的真实。”

这话有道理,但同时有欠缺。

“苦难的奇观”是有必要收集的,而且是太有必要收集了。因为“苦难的奇观”本身也是真实的苦难,却又是典型的苦难,奇观的苦难。

我们曾经经历的几个“代”,生活在这几个“代”的几代人,装聋作哑、麻木不仁得太久太久了。普通的苦难、平常的苦难,唤不醒他们了,要用一个又一个的“奇观的苦难”去“炸”,或许才能收到一些些微的效果。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个民族这样伟大。悠久的历史、伟大的胸怀、难以想像的健忘,难以理解的愚蠢!

第二代替我们这一代,也替我们的上一代,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擅作主张——要世世代代——

能世世代代吗?

当年,老舍跳进芳草湖,他死的时候是无边的黑夜,他绝望地死去,没有任何的希虞,因而也没有任何真话留下来。

巴金也是带着悲哀死去的,但巴金死前天边已经呈现了一抹瑰丽的亮色,巴金有了希虞;所以他有“真话集”传世。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悲哀。我们这一代也将带着我们的悲哀死去,但那天边的亮色又多了一点,我们的希虞也多了一点。

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

冯作家说:“不奢望给读者任何聪明的结论”。

但他接下来马上就说:“没有答案的历史是永无平静的”。

这表明了一个良知永存的作家永不休止的探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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