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1959的三年间我奉派在国外工作，所以“鸣放”、“反右”、“大跃进”都躲过了。只是1959年回国后赶上承受“大跃进”的后果，通常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如今回忆起来最突出的竟是一个“饿”字，与“吃”有关的故事、轶事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首先要交代的是，本人当时虔诚地“爱国、爱党”，政治热情极高，毫无独立思考能力，对一切公开的宣传和内部传达的情况、指示、精神从不怀疑，一味紧跟。越是困难、艰苦，越认为是对自己的“考验”，从不问一个“为什么”——是为大背景中个人思想状况的小背景。
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我在维也纳，随中国代表常驻“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一个苏联领导下的国际组织），只从定期收到的《人民日报》上得知国内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景象。加以同事间互传国内来信中描述的神奇数字和预期的远景，以及工、农、兵、学、机关干部全体动员大炼钢铁、除四害、搞“超声波”试验等，令我们兴奋不已。我觉得身在万里外，不能亲历其盛，实在遗憾。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向外国人宣传“大跃进”的成绩。在这段时期一切对外活动中，中国人只要发言，都宣传“大跃进”。外国人如果对此有质疑，一律认为“不友好”。记得那一年有一次国际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在发言中当然也是大段宣传“大跃进”，提到“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一位长期在美国的老革命领导在审阅英文稿时说：英国已经在走下坡路，十年超英的目标太低了。但因为这是上面定的口号，他不能改。此一例足以说明当时全民头脑发热的情况，连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老革命也不例外。
到1959年夏，就陆续传来国内供应紧张的消息，而且急剧恶化，特别是基本食品供应发生问题，开始削减每月粮食定量。我们对“自然灾害”之说当然毫不怀疑，只感到国内物资匮乏，而我们还在国外“养尊处优”，都于心不安，十分内疚。于是我和陈乐民以及另一位年轻同事一再向领导提出申请，要求调回国内“与全民共甘苦”，并经受艰苦的“考验”。对于我们这种和平年代才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没有经过艰苦斗争的考验是经常被敲打的弱点，也是自己的一块心病。所以有了“艰苦”的机会，不问情由都不肯放过。
1959年8月我和陈乐民果然奉调回国，倒不是领导同意我们与人民“同甘苦”的要求，而是中苏关系恶化，国内对这个和平机构的方针有所改变，准备逐步撤出。我们回国兴奋劲头过去之后，开始感到物资匮乏的现实，首先是每人登记粮食定量，按月领粮票。我们都自觉把粮食定量按低标准上报，我一向饭量较小，以为一个月二十多斤粮食足够了，还没有意识到在一切其他“油水”都没有的情况下，饭量会大得自己都吃惊。机关食堂每人限买半个菜。用不了多久就明显感到食堂的肉菜稀少，日益清汤寡水。早餐偶尔有鸡蛋卖，每人限一个，稍晚就轮不到了，再后来鸡蛋就绝迹了。刚回国时我还有一次尴尬的经历：我们夫妇二人与朋友夫妇相约到附近一家熟悉的小餐馆去“打牙祭”。饭后我抢着付账，却不意那价钱高出我出国前许多倍，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阮囊羞涩。朋友笑笑说还是我来吧！经他解释才知道那是当时的一项特殊政策，开一些高价饭馆，在特定的商店卖一些高价糕点，以便货币回笼。以我们当时的工资，那种高价餐馆当然是很难问津的。
以后匮乏的形势日益严重。偏巧我开始怀孕。应该说，我从未有过一般孕妇的反应——呕吐、挑食，等等。我对怀孕的记忆只有饥饿感。胃口出奇的好，空前的“馋”。平时那种不吃肥肉、不吃羊肉、怕油腻、怕膻气啦，种种娇气一扫而光，可以说见“油”开眼。我自工作以后一直住集体宿舍，吃机关食堂，婚后依然如此，不过两人在集体宿舍楼中分到一间房而已，其他仍与单身汉一样，是集体户口，全部粮票、油票都交到食堂。这样就更加没有丝毫自主的机动性。家中连面包屑的储备都没有，一旦错过了食堂开饭时间，就只有枵腹待天明了。而那些独立安家自己开伙的同事就灵活一些，各显神通做一些调剂。有一段时候还有人在家门前试着养鸡，居然真的有了鸡蛋。有一个冬天，我与一位男同事C君一起到另一单位去开会，回来晚了，食堂早已关门。我回到冷冰冰的宿舍空空如也，可谓饥寒交迫。C君就把我拉到他家去（那时有家的都住在机关大院后面一排平房中），他的夫人是理家能手，自己养了鸡，给我们端出来热气腾腾的二米粥和烙饼摊鸡蛋。我简直觉得美味无比，吃罢周身暖和。此一饭终身难忘。在那种食物极端匮乏的情况下，这样待客实属慷慨。于是我在一段时期内逢人便说C君家有贤妻，真是福气。以至于一位女同事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可别老这样说了，不然好像你恨不得也找一位“贤妻”！稍后，在机关大院中个人养鸡也不允许了。
我的女儿是1960年5月出生的。那正是全民挨饿进入高潮。当时“孩子他爸”正在农村下放劳动（长期在国外工作的人回来都需要下去锻炼，我如不是有此特殊情况，也会下去的）。我们都认为这是宝贵的锻炼机会，决不想要他为我生产而请假回京。我全靠父母家做后盾，在家坐月子。他们几个月前就把全家的票据和蛋、糖等副食品配额集中存起来做好准备。但是肉票是过月作废的，而且有票也不一定买得到肉。家里的老保姆为此费尽心机，在算准的预产期前夕，以全家的肉票早起排队买了一支蹄炖汤。偏偏我实际生产的日子比预产期晚了十多天，那时又没有冰箱，急得老保姆直掉眼泪，只有每天煮一开，保证它不变质，到我产后吃到时已经只剩汤了。反正“肉烂在锅里”，并未损失，营养保留多少就不得而知了。至于产妇最需要的鸡蛋，靠全家的配额也是不够的。母亲托一位亲戚从农村弄来一篮鸡蛋。那时报上正在大力批判农村自由市场，说是“挖社会主义墙角”云云。我就认定那鸡蛋一定是从自由市场来的，拿出“耻食周粟”的精神，坚决拒吃，真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其“左”愚不可及，而且是诚心诚意，即使外人无从知晓，也要“慎独”。事实上，我还是享受了某种特殊条件的，因为父亲的级别属于“糖豆干部”，有一些特殊供应，尽管有限。父母的年龄超过六十岁，可以订到牛奶。我产假没有满就被单位一个电话召回，随代表团出国，孩子完全丢给家里靠牛奶喂养。她之能够健康成长，我也没有因产后营养不良而落下后遗症，都是仰赖父母加上老保姆省吃俭用的支持和精心护理。
关于孩子的名字也与当时的背景有关。人们以为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总会起一个有点书香气的名字。至今还有人问，女儿“陈丰”的名字有何出处。实际上就和饥荒有关。当时陈乐民在农村与贫下中农同劳动、同挨饿（口粮每天只有不到半斤的没有去皮的“毛粮”），热情的老乡听说他添了孩子，纷纷给起名出主意，提到最多的是“满仓”或“满屯”，这代表了最朴素的向往。他就真的写信来建议以“满仓”为参考取名。父母和我商量的结果就用了一个“丰”字，取盼丰收之意，所以后来我们常常和女儿开玩笑，说她差点叫“陈满仓”。
由于我从事的是“涉外”工作，供应再差，对外总还要撑面子，所以外宾的伙食标准，特别是招待会，还是颇为丰盛的。于是就发生有趣的现象：过去我们为外宾举行招待会，邀请中方高级人士作陪，往往发出请柬到不了几成，因为他们都很忙。而在“困难”期间，只要有酒会、宴会，那些忙人、要人有请必到，十分踊跃。在那种冷餐会上，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大家一拥而上，顷刻间杯盘一扫而光。有一次周总理在场，我亲自见他不动声色地走过来，轻声对一些高级干部说：“注意点吃相”！我们接待外宾往往需要请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或专家来同外宾座谈，讲解有关国情和政策。有一位某经济单位的负责人，专业水平高，情况熟悉，一些数字如数家珍，口才又好，还懂外文，每次谈话效果都令客人十分满意，所以在我们单位组织座谈的名单中他总是首选。可以想见，他是大忙人，平时特别难请。但就在那段时期，却一点架子没有了。因为他烟瘾很大，那时没有禁烟之说，接待外宾除茶水外必摆香烟，而且一定是好烟，规格高一点的有时还有点心、水果。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冲着那中华烟而来的。不但在谈话中不断地抽，等送走外宾后，桌上剩下的都放进口袋。不仅他一人如此，外宾离去后香烟入某些私人的口袋已是公开的惯例，总务部门都视中方来什么人而有所准备。
临时出国的人员按规定在国外期间发少量的零用钱，好像是一天一瑞士法郎，如果出去十天半月，可以凑足十几法郎。过去，人们大多买一些有当地特色的小工艺品或精致的日用品。而到了1960年，出国人员无论级别高低，都不约而同用那点零用钱购买食品带回国，也有买维生素和其他补品的。还有人，买了黄油放在箱子里，回来化了，衣物都被油污。我在女儿三个月时随一个规格很高的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主人发零用钱并陪我们到“友谊商店”购物，我买了白糖，结果引起陪同的主人注意，竟送我一大盒白糖，我因此回国写检讨。那时还没有明令禁止出国购买食物，后来（可能是1961年下半年），出国人员在外购买食品日益成风。与此同时，尽管对外封锁甚严，还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国际上对我国经济情况也议论纷纷。于是传达了一道命令：临时出国人员不得在国外购食物回国，以免损害国家形象，“授人以柄”。在那之后，这就成为纪律，事关反帝反修大业，如还有人犯规就是客观上为敌人反华宣传服务了。此之谓饿死事小，面子事大。
大约是1963年春，我被借调到全国妇联，随妇女代表团出国参加国际妇女会议。会议在莫斯科举行。此时中苏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争论已经公开化，此类国际会议早已成为中苏代表吵架的场所，其他国家代表一部分追随苏联，一部分追随中国，多数中立，看热闹。无论是工（会）、青、妇、和平会议，内容都大同小异，争吵的议题在同一个时间也基本相同，其激烈的程度视当时中苏两党谈判的情况而定。那一次照例在出国前召开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会议，由团领导交代方针、精神。团长讲完“寸步不让，坚决斗争”等精神后，做了一项特别交代：大家要注意仪表，脸上化化妆，免得在各国花枝招展的妇女群中显得“面有菜色”，人家更要说我们是饿的！那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年代，但为外交斗争需要，为了国家体面，不妨爱一次“红妆”。
事实上，那时我和不少同事已经得了浮肿。有一段时期每天早晨醒来感到睁不开眼睛，总觉得没有从疲劳中恢复过来。后来就越来越明显，脸上、腿上一按一个坑。陈乐民下放一年后回来更加严重，他本来很瘦，回来变成了大肚子。据说他在下面有一次看水堤时因腿软站不住滚到了水沟里，幸亏被人看见及时救起，没有淹死。可能1961—1962年间是最困难的时候。此时出现了两点极不寻常的政策精神：一是默许，甚至鼓励有海外关系的人接受海外亲友寄赠物品；二是不再强调全力以赴地工作，而号召“劳逸结合”，减轻工作负担，必要时缩短工时以保存体力。前者与我无关，因为我没有海外亲友；后者也没有惠及我，因为那段时期是中苏关系最复杂多变之时，多反映在国际会议中，所以我所负担的工作不但不能减，反而更重，照样开夜车。不过按规定，晚上工作过十一点就有夜宵，大师傅端上热汤面或烙饼，是一大享受。甚至为此故意把工作拖到那个时候。那段时期出国开会照常进行，我发现一个奇特的体验：每到国外，两三天后浮肿自然消减，有一种忽然神清气爽的感觉。很明显，就是吃了三天饱饭，而且有足够的高蛋白补充。
我在那段时间还有一项工作，就是中央领导接见外宾时被召去做翻译，大多在中南海，而且大多在半夜。安排此事的是国务院外办，每有任务，由他们通知我所在的单位办公室，办公室随即转告我待命，那我就不能睡觉了。当时廖公（承志）是外办负责人，又主管我们单位的工作，我们参加国际和平会议的代表团经常是他主要负责，所以对我本人也熟悉。我得了浮肿以后，我们单位领导就以此为例，并以我工作特殊为由，乘机向廖公呼吁，申请补助。刚好此时又发生陈乐民在工作中晕倒抢救之事。于是在廖公授意下，我们单位以我们夫妇健康恶化为例，打报告为本单位职工申请营养补助，由廖公特批若干数量的牛奶。从那以后一个时期，每天上午十时，工间操时间，大家到一个地方去喝牛奶，鱼贯而入。有人掌勺，从一大锅热气腾腾的牛奶中每人发一碗。虽然供应人数不少，也不可能全体职工人人有份，名单如何定的，不得而知。可以想见必然有人感到不平。当时喝到的同事开玩笑说沾了我们两人的光。但是到“文革”开始，此事反过来成为本单位领导和我们本人的一条罪状，特别是廖公靠边站后，此事更成为批判内容。尽管有此照顾，我的健康还是严重透支，到1964年虽然形势已经好转，我却积劳成疾，全面垮台，大病一场，足足休养了两年才恢复正常。此是后话。
平心而论，相对说来我的处境还是比较优越的，可以说间接地享受了某种特权。在极端困难时期，城市居民处境比农村好得多，机关干部又比一般平民好，更无论按级别分配的特权了。大批饿死人都在农村。所以与“反右”以知识分子为重点不同，“反右倾”时机关中批判的对象多为家在农村的干部，因了解家乡情况在机关中发牢骚而获罪。我就曾亲历一次上级机关召开的批斗“右倾机会主义”重点对象的大会，那是一位中层干部（其级别足以看到内部文件），其罪状就是回乡一趟后，在办公室“散布”家乡饥荒的情况，表示对“大跃进”不满，而且还泄露他看到的内部通报中的某些实情。多年后，我家先后请过两名安徽保姆。她们都讲述过家里饿死人的情况。令人心寒的是，她们讲述时非常平静，没有眼泪，没有叹息，好像是在讲别人的事。她们说，过去可以逃荒要饭，那时连要饭都没处去，因为千村万户都一样，没有一户是有存粮的。由于虚报浮夸，上面催交的粮食数量极大，谁家藏一点粮食，村干部挖地三尺也要取走上交，一个保姆家中最后一罐偷埋地下的粮食就是这样被挖走的。
比起当年农村的万户萧瑟，我的“记饿”真好像有点无病呻吟了。
（摘自《书屋》200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