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的两种姿态
民国初年,湖湘文化里又出了两位杰出人物。
一位是军人不党的蔡锷,一位是积极建党扩党的宋教仁。
蔡锷不光那么说,还真就那么做了,放弃了自己的统一共和党。
宋教仁合并六党组成国民党,统一共和党也在其中,蔡锷便宣称脱党。
于天下滔滔,皆为政党之时,而言军人不党,也算是君子讲气节,军人有风骨了。同样,宋教仁要建的党,亦是从未有过的党,没有一副铁面皮,加上几根硬骨头,也是不行的。
他们,一个是立宪的军人姿态,一个是立宪的党人姿态,都很帅。
然而,这表面上南辕北辙的两种姿态,却使他们很难携起手来。有人曾经感叹,如果他们两位,一文一武,一张一弛,联起手来推进中国的立宪运动,也许能开出一个新局面。
有了也许,可以让历史变得美好。例如,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如果他们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一齐行动起来,那么他们之于共和国,会不会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和杰佛逊呢?有可能,但事实并未如此,我们只能这样说。历史很残忍,而人心需要安慰,读史之人,总要自有一番心情。
那时,宋教仁要在中国搞出一个执政党来,这在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同盟会属于会党,会党,或为革命党,或为江湖帮派,还不是执政党。革命成功了,革命党要转变为执政党。
从表面看,宋热衷于建党,喜欢议会斗争,擅长搞竞选活动,这与习惯于革命党的孙中山有很大的不同。革命党要抓枪杆子,要党指挥枪,而搞执政党,则要放下枪杆子去竞选。
不是宋教仁,而是与政党保持了相当距离的蔡锷,道出了这一点:军队国家化。可谁会听他?反正袁世凯没响应,孙文置若罔闻,宋顾左右而言他,只有他,交了军队,到中央来了。
孙、袁开办共和国
宋教仁是政党运动的高手,可革命党的党性在他身上烙印太深。
带着革命党的烙印去搞执政党,在党权与国权之间,就难免令人起疑。
站在“党”的立场上,“党”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党权理应转化为国权。因此,他坚持要搞责任内阁,在思想方面,就不纯为国家至上的想法。
南京临时政府是根据1911年12月3日各省代表会议制订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成立的,那时,宋就与孙中山唱反调,主张搞责任内阁制,可最后采用的,还是孙主张的总统制。
三个月后,孙要让位于袁,让位之前,宋终于说服孙,这才由临时参议院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约法》),把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了,《约法》还规定,议会选举中胜选的多数党组阁、总理及阁员还要交议会投票通过。这样的政体设计,显然违背了南北和谈以袁氏为大总统的协议。
国法不是兵法,当以神圣视之。而党人自身,难免有些江湖习气,流寇属性,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就以兵法撄国法。
改制,专为对付袁氏: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更易之,如必欲更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此吾人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
民国初年,在定都问题上,双方都玩兵法,都以武力威胁共和国。
1912年2月14日,参议院议临时政府,有以北京为都者,议员多附议,议案就通过了。可孙、黄二人不干。孙要求复议,黄怒斥党人与“本党”有异。《黄兴年谱长编》云,其时,黄怒不可遏,两手插入军服口袋中,踱来踱去,要求“议院自动翻案”,否则,他就“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会员去”。结果,参议院以十九票对八票复议,改为定都南京。世上有无赖,但还没有这么无赖的。袁氏搞阴谋,收买议员,那是耍奸,耍奸不耍赖,即便黑道,这也应该算一条规矩吧?可黄兴居然敢声称派兵到议院来抓议员,则是公然以“党”劫持“国”,袁氏“胆大妄为”,也不敢这么说。
迎袁特使北上,请袁氏南下就任总统,不料,京津一带,北洋军第三镇哗变。
兵变的直接起因,据说是裁饷。袁氏当选总统,已有裁军传言,故裁饷说一起,第三镇士兵一部分,就在朝阳门外东岳庙哗变,后与朝阳门内变兵会合,分头抢掠,洗劫货摊店铺,一连三日。随后,兵变由北京殃及天津。乱兵乘火车,陆续来津,前后约二千余人,从车上跳下,乱放一阵枪,便四处乱抢,然后,又劫夺火车,开往东三省。各国闻有兵变,纷纷调兵,准备再次进京以应乱变。
特使一行,包括宋教仁,有见于此,即告孙、黄等人,谓袁不可南下,建议迁都北京。孙、黄无奈,也就只好如此了。此次兵变,究竟为偶发事件,还是有意为之?目前有两说。
据唐绍仪回忆,此次兵变,应为袁氏所指使:“当时兵变发生,南方代表束手无策,促予黎明访袁。予坐门侧,袁则当门而坐。曹锟戎装革履,推门而入,见袁请一安,曰:‘报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办到矣。’侧身见予,亦请一安。袁曰:‘胡说,滚出去!’予始知大总统下令之谣不诬。”唐言之绘声绘色,但仅以“兵变之事,已办到矣”一言,尚不足以“予始知大总统下令之谣不诬”,此言所述,是发动兵变,还是处理兵变,“之事”未明,故疑之可,断言则不足。
袁有一侍卫,名叫陶树德,据他亲眼所见,兵变时,袁正在石大人胡同外交大楼临时总统府楼上办公,突然闻变,袁十分急躁。此时,楼窗玻璃已被枪弹打破数处,袁仍不肯下楼。内卫傅国宝见势危急,即强掖袁下地窖休息。工夫不大,见曹锟来伏地请罪,根据此种经过非袁授意已明。
然陶不过一侍卫,所知囿于所见。据当时第三镇参谋杨雨辰回忆,兵变前,袁克定曾召集姜桂题、曹锟、杨士琦等人谈话,要他们将南方代表“吓回去”。所以,杨说这场兵变是“袁氏父子早在数日前就蓄谋制造的乱局。”大概北洋军人早已习惯了将袁克定所为都冠以“袁氏父子”的名义。
袁的女儿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透露说:“兵变的借口是反对我父亲离开北京。事后听说这次兵变的把戏,是我大哥串通第三镇统制曹锟搞起来的。我父亲事先并不知道。”还有袁孙袁家宾在《我的大伯父袁克定》一文中,也提到兵变是大伯父串通了曹锟干的,祖父并不知情。
可仅仅为了定都北京,有必要如此大动干戈?据张国淦《北洋述闻》“袁世凯制造北京兵变”说,从表面看,袁克定发动兵变是要“威吓专使”,私下他另有打算,这打算,张国淦听徐世昌说过,袁克定觉得南方党人不好对付,就怂恿第三镇到清宫里去把宣统赶走,再把袁氏拥到宫里去做皇帝,此举未成,是因为守卫宫门的是冯国璋率领的禁卫军,冯曾以身家性命担保两宫安全及尊号不废,第三镇兵变,冯事先不知,所以,乱兵一到了东华门就被禁卫军阻止,夺宫计划未成,便转而抢掠。
城内姜桂题之毅军,见第三镇饱掠而去,遂亦纵兵掠西城,津、保驻军继之,乱兵四起,皆欲发横财矣。然军人发财,社会遭灾,我们读焦静宜《迁都之争与京保津兵变》一文,便可知京保津三地商民损失之大概。
孙、袁两家,就这样博弈着,开办了共和国,或以宪兵挟持议员,有辱国体,或以兵变,发国难财。对宪法缺少必要的敬畏,对国体缺少起码的忠诚,动不动就以兵法乱国法,这病根,民国之初就有。
孙拉袁氏入党未成
袁氏不能南下,孙、黄二人只好北上,来与袁氏政治协商。
孙、袁协商,终于有了成果,成果就是那几条协定内政大纲:
第一条,立国取统一制度。没提以民主立国,没言五权宪法。
第二条,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没有提出民权。
第三条,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人才。没有军队国家化。
第四、五条,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这两条,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没有经济私有化。
第六条,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没有地方自治。
第七条,迅速整理财政。没有国会议决、审批、监督,以中央集权行之。
第八条,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没提多党制。
就这么个政纲,从立宪运动的立场倒退了,清末还有个地方自治和三权分立的样子,而这八条政纲却没有宪政的关键词,有的是民主的缺失,不是有待完善的缺失,而是根本性缺失。
袁伟时《从孙袁妥协到二次革命——政治策略与民初宪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谈到孙、黄所作所为,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呢?为了速成“国民党内阁”,他们去拉政府内阁成员入党。
更有甚者,黄兴还去拉袁氏入党,欲推袁为国民党领袖。袁小试牛刀,先遣杨度入党,杨以变更国民党的内阁主义为条件,使国民党为难,结果是,“杨不入党,袁亦罢入党议”。然而,孙的感觉好极了:“余出京时,邀国务员加入国民党之议始起。今阅报,国务员已入加本党。是今日内阁,已为国民党内阁,民党与政府之调和,可谓跻于成功。嗣后国民党同志,当以全力赞助政府及袁总统。”
黄还以威胁口吻,劝教育总长范源濂入党,略谓:“此次鄙人北来,专为调和意见而来。尤以国务员一律加入国民党,为调和之先声,且符政党内阁之主张……现在各国务员均先加入,公如固执,将来破坏吾政策者,实君一人。”如此口吻,已透出一党专制的先声。财政总长周学熙对人说:“财政总长地位为一时的,周学熙三字为永久的,因一时之地位令永久之个人入党,昧良无耻,莫逾于此。”
孙、黄拉袁氏入党未成,袁氏却来挖宋教仁去做他的国务总理,宋不肯,他不想做总统制下的总理,想做内阁制总理。可孙、黄都愿意宋出任,宋一出任总理,“国民党内阁”就名至实归了。
我们不好说,袁氏请宋出任总理,是孙、黄“调和”袁氏,袁氏呼应“国民党内阁”的一个重大成果,可结果却是,宋像钉子一样扎在那里,不仅让袁氏碰了钉子,还让孙、黄碰了钉子。
谁拔掉了那根立宪的钉子
宋教仁一死,对于孙、袁二人,都是一种解脱。
我们不好说他们就是宋的死因,但凶手确与他们都有关系。
宋案有线索,从应夔丞雇凶行刺,一路顺藤摸瓜,摸到洪述祖、赵秉钧头上就断了,再摸上去,可想而知,就要摸到袁的头上了,不管袁氏如何为自己辩白,都难逃罪孽。不说别的,就说谁能将应、赵二人都干掉,恐怕除了袁大头,还是袁大头吧!仅此一点,就可算是铁证了。
不过,近来有人指出了另外一条线索,还是从应夔丞摸过去,这一回摸到的却是陈其美。原来,应夔丞颇有来头,任过沪军都督陈其美的谍报科长,做过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的卫队长和庶务长,还在黄兴麾下当过差,后来在陈其美批准立案并且登报发起的中华国民共进会任会长。
应氏在孙、袁之间,实为一双面人,尽管被袁氏手下洪述祖收买,但他还是被陈其美控制,还得听命于陈,很有可能还为陈反收买洪述祖。所以,应氏在下手前,要两面兼听。
洪欲下手,陈若不肯,应氏岂敢?应氏敢于下手,是自以为摸清了两头,也许两头都没有给他明确指示,是他个人根据两头意向而自作主张,结果便是两头默认,但都未首肯。
故孙、袁两头,都认为是对方下手。袁的第一反应是黄兴,认为黄兴想当总理,是黄兴派人刺宋。旁人一听,或谓无稽,而袁则实自有据。黄欲速成“国民党内阁”,故袁请宋任总理,孙、黄皆认可,而宋不买账,偏要通过竞选以执政党方式做内阁制总理,使速成“国民党内阁”流产。
袁氏想当然认为,黄兴如欲速成“国民党内阁”,最好的办法,是由黄本人来出任总理。黄拉袁氏入党,请袁以总统身份做国民党党魁时,也许就谈到过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在袁氏看来,不是他的总统制与内阁制的对立,而是国民党内部的党权统一和法权统一之争,要了宋教仁的命。
后有署名白蕉者,据袁氏称帝前后文件,编成《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袁的亲信张一麐于此书批注宋案曰:“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奋勇谓能毁之。袁以为毁其名而已,洪即嗾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酿巨祸。袁亦无以自白。小人之不可与谋也,如是。”本欲解脱袁氏,可如此一说,反使袁氏难脱干系,袁虽未令刺宋,但已授意毁之,从毁到刺,或被人利用,可宋之死,毕竟始于毁之。
然宋至死信任袁氏,临终前,还请黄兴代笔,椎心泣血,致电袁氏:“窃思自己受任以来,束身自爱,从未结怨于私人。如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而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临死之人,痴心一片,托宪政于袁氏,殷殷期望,人谓其“至死不悟”,闻者心酸。那时,在他心目中,袁还是宪政同路人,且两人所争,并非立宪,而是总统制和内阁制,政见不同,尚能磨合。而他与孙分歧,惟有各行其是。
宋案后,党人有过三种意见,一是孙的武力解决,二是黄的法律解决,三是章太炎在《民主报》发表的“宋案当以政治解决为妥善,法律解决相提并进”。我们认为,第三种主张比较好,一方面继承宋的政治遗产,在多党制和议会斗争的道路上积极进取,形成国民党执政的事实;另一方面,通过法律途径,按照司法程序,追查凶犯,牢牢的牵着袁氏的牛鼻子,应该说,这是袁氏最害怕的。
最重要的是,要坚决捍卫国民党竞选胜利的成果,须知,这是中国历史上“千年等一回”的第一个立宪之果,是宋以其三十二岁的宝贵生命为代价向中华民族奉献的最美丽的自由的花朵。
2011-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