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有这么一段：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先哲孔老夫子谈到政府执政“维稳”三要素时，面对学生苛刻而挑剔的询问，宁可去掉“食”和“兵”两个重大要素，最后为执政方保留的，仍是一个“信”字。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这个“信”字，是高于一切的执政理念！
对我们这一批五十年代生于建国之初的人来说，我们所领略的国家“信用”问题，的确是太多了。
五十年代中，我们许多父辈因为对本单位领导的工作方法提了几句意见，自此便被国家打入另册，属“地富反坏右”一类，当时全国有近五十万知识分子之多！多少年后才知道，那是国家眛了良心，说了假话，建国没几年，国家便开始了“失信”。
过了几年，“大跃进”时代，高产卫星“频现”，小孩儿可以一屁股稳稳坐在盛产的稻穗上，而不致沉落！“亩产十万斤”喜讯，一个接一个见诸人民日报首版。以致英明领袖在内部讲话时，已在发愁“粮食吃不掉”时的麻烦了。但两年后，中国大地饿殍遍野，死了几千万人，这是国家的又一次大“失信”。
六十年代初，尽管我们整天吃着黄喳喳的玉米粉，黒糊糊的山芋面，但我们这些小学生活的很自豪，很有底气。因为，国家宣传机器成天告诉我们，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就等着我们这些用杂粮面果腹的英勇少年，掌握毛泽东思想后，拿起革命枪杆子，去全世界解救阶级兄弟呢。几十年后再看，那时好像世界的实况，蛮不是那么一回事。史实与宣传的东东，蛮拧。国家再一次“失信”于我们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
在小学历史教科书上，我们从伟大领袖关于中国“八年抗战”的讲话中得知：日本鬼子来了，“蒋该死”带着国民党军队，一枪不发，实行不抵抗主义，躲进了峨嵋山上，且这一躲就是八年！而当时中国战场，全靠着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用“地道战”和“地雷战”在那里死扛。最后，硬是把小日本扛回了“爪哇”国。这个时候，“蒋该死”才率众下山来“摘桃子”（毛原话）。
呵呵，这就是我们那一代在当时的中国抗战史观。多年后，当我从共产党的主流媒体看到淞沪会战“八百壮士”的故事后，当时的感受是惊愕万分。这，国民党反动派军队里，也能有这样的勇士？他们当年可都只读过“蒋该死”训令，并没有读过毛泽东华章哦。可，没有毛思想，能有那么大的民族勇气吗？
“文革”好不容易进入到一个历史关键时刻，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九大”胜利召开。当时宣传“九大”的一个最大历史功绩就是：把毛主席选定林副主席为“接班人”的内容，写进了中共党章。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开天辟地里程碑式的光辉一页。
可是，还不到两年半，71年10月，国家又告诉我们，说这个接班人由于身体不好，等不及了，纵容老婆孩子，要谋杀最高领袖，“抢班夺权”？！事败后远走异国，摔死在“温都尔汗”。这种一会儿“天”一会儿“地”的宣传手法，把当时十亿中国人，一下子全给打晕喽。但，晕后，他们对国家的话，好像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的“迷信”。他们开始学会用自己的脑袋去思考一些问题了……中国现代的“国家信用”问题，自此产生。
1976年，五人帮倒行逆施。年初周恩来去世，老百姓的质疑和不信任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于是便有了当年的“四五事件”。未已，国家高调镇压，并找出了邓小平为替罪羊，将邓小平再次打倒。后来才知，国家的这次宣传机器，又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国家说话，如同小孩“变脸”，变的太快了。
唉！我这只说到1976年，且国家目前主流宣传机器，都有定论，几乎无人争议。这后面还有三十年，真的不想再说了。
国家一次次的“失信”于民，反过来，却还要人民一年年表忠心，讲诚信。对于已有的失信，政府人员可以轻松地撇撇嘴，说一句：都是“四人帮”惹的祸！但这“四人帮”之后的三十年，国家的各级政府，各个职能部门，做出的一件又一件“失信”于民的事情，还少吗？那么，是不是还有个什么“几人帮”，这几十年，始终都潜伏在那里时刻作祟呢？
近年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但凡一有质疑之声，国家主流媒体都要扣以“偏见”和“谣言”这两顶大帽子，而恰恰又是他们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证实这些“偏见”和“谣言”无庸置疑的真实性。
一个连自己说话都不太相信的国家机器，还有什么理由和资格，再让其臣民及国门以外的人民，去继续相信呢？国内和国外的人民，对这个国家机器宣传的那些他们自己有时也无法自圆其说的东东，提几句质疑之问，又何尝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真有本事，就把全世界70亿人的嘴巴，都拿胶带统统给封了。此后，断无质疑之声！也许，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向全世界庄严宣布：社会主义的中国，已成功到达了壮丽的共产主义社会！
最后，于本文收尾处，我只想说十个字：民无信不立，国无信必衰！
2015年11月30日星期一9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