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代表顾维钧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去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世界各地都有隆重纪念；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十周年，世界各地也在隆重纪念。纪念，是为了反思，反思战争的前因后果，避免再蹈覆辙。
从国联到联合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产”导致了灾难更加惨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处理“战争遗产”，怎样真正“善后”，而不是埋下另一次战争的伏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安排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失败告终。处理战后的“凡尔赛和约”，对战败国德国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主导巴黎和会的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莱孟梭。克莱孟梭决心把德国“打回1870年”，提出了许多非常过分的要求，诸如要在法德之间建立一个“莱茵共和国”事实上肢解德国等等。虽然他的提议未获美、英赞同，但“凡尔赛和约”对德仍非常严苛，规定法国收回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建立莱茵非军事区。德国东部不仅承认波兰独立，而且波兰获得了西普鲁士的一部分和波兹南的大部分，使德国在欧陆丧失了13.5%的土地和10%的人口；德国的海外殖民地战胜国瓜分；将德国军力削减至最低水平；赔偿委员会要求德国赔款240亿英镑。德国的赔款数额在凡尔赛会议上没有确定下来，1921年4月下旬，赔偿委员会正式把德国的赔偿数定为1320亿金马克，德国应自1921年5月1日起首先交付10亿金马克。德国政府被迫接受了这一方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15年被招入国家战时财政部工作，于1919年以财政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巴黎和会，他从经济学的观点坚决反对赔偿委员会提出的要德国赔款240亿英镑的要求，他认为德国的能力最多只能赔偿20亿英镑。由于他的意见无人理会，于是愤然辞职回到剑桥。就在1919年，他出版了《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明确提出对德国过于苛刻、超过其赔偿能力的要求，最终会导致德国的复仇。他的观点，当时无人重视，但后来的历史，被他不幸言中。
这时，恶性通货膨胀和国家地位一落千丈，全体德国人民对此感到忍无可忍，迫切需要秩序、安定、法律、道德，“谁经历过那些象世界末日似的可怕岁月，都会有这种感觉：当时必然会有一种反冲、一种令人恐怖的反动——尽管他对此十分厌恶和愤恨。”“整个民族都在暗中憎恨这个共和国。这倒不是因为共和国压制了那种放纵的自由，而是恰恰相反，共和国把自由放得太宽了。”为了复仇，“整个一代人都不会忘记和原谅德意志共和国时期的那些岁月，他们宁愿重新招回那些大肆屠杀的人。”（〈奥〉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46、348、349页）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在二三十年代长期驻往西欧，亲眼看到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全过程。他多次参加德国纳粹在缭绕着浓浓劣质烟味的啤酒馆、咖啡馆的聚会，发现许多激烈的发言者都是工人，这点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当然，我先前就知道在纳粹分子中有不少工人，但是在报上看到这一点是一回事，亲眼看到却是另一回事。难道你能说那个上了岁数的工人是法西斯分子？”他痛心地看到，在纳粹的选票中，工人选票占了相当大一部分，而“他们之所以投票拥护纳粹分子是因为他们憎恨资本主义”。（爱伦堡：《人.岁月.生活》，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中卷，第200、198页）这些生动直观的记述，或许更能说明问题。1934年，中国学者盛成到德国柏林开会，房东是位丈夫去世、自己独居的70多岁的老太太。“晚上，她熄了灯，点了一支蜡烛说：‘我这是为希特勒点的，现在没有人来救我们，只有他是个救星。’她说这话时，眼泪流了下来……”（《盛成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3页）
“凡尔赛和约”使德国不堪重负，民不聊生，弥漫着强烈的复仇情绪，导致了以复仇、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的纳粹上台；纳粹上台，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虽然一战后的巴黎和会对战败国过于苛刻，远谈不上公正。但痛定思痛，仍透露出一线世界和平的理想主义，决定成立一个超国家的机构以维持世界和平的从理论走向实践。1919年1月28日的巴黎和会中，通过建立国际联盟的草拟法案，决定以美国总统威尔逊为首的起草委员会来草拟《国际联盟盟约》。1920年1月10日“凡尔赛条约”正式生效的这一天，国际联盟宣告正式成立。凡是在大战中对同盟国宣战的国家和新成立的国家都是国际联盟的创始会员国。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提议创建国联的美国却不是国联成员国。因为美国孤立主义仍然浓厚，虽然威尔逊亲自参加巴黎和会，并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起草国际联盟条约上，最后又使盟约列入《凡尔赛和约》的第一部分，但美国国会没有批准《凡尔赛和约》，美国也就没有参加国联。
虽然成立了国联，但国联的权力非常有限，能力自然也非常有限，根本无法制止不断发生的弱肉强食的战争。如“九一八”事变后著名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得出了“日本占领行为是错误的”、“满洲须交还予中国人”的结论，并且在国联大会得到除日本外的几乎全票通过。然而，这些对日本无任何效力。法西斯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国联也无力制止……由于国联并不能阻止战争，所以不可避免地走向破产。
1946年4月国联宣告解散，财产和档案全部移交给新成立的联合国。尽管如此，“国联”毕竟是和平国际社会理念一次重要实践，第一次成立一个全球性超国家组织的可贵实验。也正是汲取了国联权力过小的教训，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其权力比国联大了许多，甚至可派遣“维和部队”。联合国的权力比国联大增，也就意味着其成员国让渡了更多的国家主权。在全球化时代，各主权国家向联合国、“世卫”、“世贸”、“世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超国家机构让渡部分主权，是缓解国家间矛盾、摩擦、冲突的必要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近七十年，未再发生世界性战争、一些局部战争得到了有效制止、限制，防止其扩大，联合国等超国家机构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两次“站对”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在胜负未定的情况下宣布参战，加入法、英、俄为首的“协约国”。战争结果，协约国胜，证明中国此次“站队”“站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是反法西斯同盟的“同盟国”一方重要成员，而且是反法西斯的“战时四强”之一。战争结果，同盟国胜，证明中国此次“站队”又“战对”了。但这次“战对”与第一次“战对”非常不同，甚至可以说有本质不同。第一次，仅是胜负意义上的“对”，而无正义价值意义上的“对”。而第二次“对”，不仅有胜负意义上的“对”，更有正义价值意义上的“对”。
从胜负之“对”来说，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次战争中，中国可说“选对边”。抗日战争的确是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在大规模反侵略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全面的、彻底的胜利，而且在抗战期间，以英、美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为先导，百余年来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已基本废除，租界已经收回，领事裁判权被废除，被日本强占半个世纪的台、澎列岛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在新创立的联合国任常任理事国，百年积弱的中国一跃成为“五强”之一。这场可歌可泣的伟大战争，值得纪念的方面太多太多：中国民族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的英勇顽强、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最广泛的全民族动员、全民族的空前团结，彼此血战十年的党派在面临亡国之险时捐弃前嫌共赴国难……从正义价值原则意义上之“对”来说，是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价值选择与坚守。有必要再次强调，中国在这次战争中“选对边”，并非指与几个强国结盟取得了最后胜利，而是有自己是非善恶、正义与非正义的价值判断，选择了善与正义这一边。与完全是“列强”为瓜分世界而引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鲜明的价值特征，一方是民主、自由的代表与象征，另一方则是凶残的法西斯主义。中国坚定地选择了民主、自由这一边。民主与自由，成为反法西斯阵营的价值共识。
二战结束，正义战胜邪恶，中国参与联合国的创建，也参与起草了“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宪章”的开篇之句充分体现了这种价值共识：“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久而弗懈，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并为达此目的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集中力量，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接受原则，确立力法，以保证非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运用国际机构，以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展，用是发愤立志，务当同心协力，以竟厥功。”
“联合国宪章”以最简洁的笔触深刻表达了包括中国抗日战争在内的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价值共识。在全球化的今天，对这种价值共识的维护与遵从，依然是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也应是纪念二战结束、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