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会不断地提问：毛泽东什么时候决定要打倒刘少奇？
对此，毛泽东自己早有回答。1970年12月18日他曾明确地告诉斯诺说“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后来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说：那就早啰！早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时就已经看出“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
历史也会问刘少奇：你是什么时候觉察到毛泽东要打倒你的？
刘少奇在赴难前说了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他后来就再也没有机会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了。刘少奇死后十年多，他的枕边人、他的未亡人双手捧着骨灰盒，将脸紧贴着，哭得泪人儿似的，却一口咬定刘少奇从来都是拥护毛主席的。王光美不仅至死不改口，而且还用实际行动促成了两家后人“相逢一笑泯恩仇”。
许多人因此感叹道：刘少奇这个人啊，真是非常傻！直到文革开始，也不知道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矛头就是指向他。
这可能吗？你相信吗？
尽管有很多假象，但是人们即使用脚来思考，也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刘是什么人？老资格的革命家。长期在党内斗争中摸爬滚打、久经沙场、大浪淘沙，屡获胜绩。无论从任何角度评价他都是党内斗争的老手；而且在1966年的前后，他才68，耳不聋、眼不花；既不老年痴呆，也不老年昏聩，哪能“傻”到那样的程度呢？
所以说，对于毛泽东日益增加的严重不满，刘少奇是有感觉的；对于文革的矛头所向，刘少奇也是有知觉的。
对于这样的结论，其实不需要举事实，只需要常识与逻辑就够了。
何况还有许多事实为证，下面仅举一个经典场景说明这个问题。
*（一）刘少奇陪同毛泽东会见马尔罗*
1965年8月3日下午，毛泽东和刘少奇一起会见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同时被接见的还有法国驻华大使。
那天会见的气氛真是特别的诡异呀！
这位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原本是来拜会刘少奇的，他的任务中首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将法国总统戴高乐的一封信交给中国政府首脑。
很可能由于外事部门有关人员并没有将程序向老马交待得很清楚，所以那天下午会见时的情形大大地出乎了老马之所料。
先是外事人员将老马领进了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大厅，老马一眼就认出了刘少奇的白头翁与长脸庞，而没有注意到刘的身后站着巍峨的毛泽东。于是老马第一个动作就是走上前去与国家主席刘少奇握手致意，而没有趋前一步先去握党主席毛泽东的手。
老马在向刘少奇致意后将戴高乐的信递过去时，刘却沉默而没有作答。刘很清楚中国的政府首脑虽是他，但实际首脑却不是他。既然有毛泽东在场，就轮不到他表演。
随后，老马才与毛泽东握手致意。宾主落座后，毛泽东就开始同老马及其陪同者——法国驻华大使侃起来。
老马是法国的一位著名作家，他后来用文学语言描绘了这天下午的谈话所留下的强烈印象：
毛“对形势现出悲观态度”，他的神情“像一个威严的皇帝，死板而又盛气凌人；又如一位青铜般的皇帝，坚毅，盛气凌人，就像传说中刚从古墓中走出的巨神。”
毛的谈话时断时续，转弯抹角，态度悲观，同时，又给人一种莫测的神秘感。
毛说：无论是工业问题还是农业问题，我们都没有解决好，好多作家都是反马克思主义者。
在座的法国驻华大使显然对毛的谈话感到十分意外，以为他在“玩谦虚”，于是接着毛的话茬说：“中国青年对您制订的路线是坚信不疑的。”
对于这样的恭维，毛不领受，而以一种略带嘲讽的语气反问道：“您来中国多长时间啦？”
大使说他刚去了中国南方，并列举了一些所见所闻说明毛所受到的爱戴，可能还有形势大好，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之类的。
大使的谈话中规中矩，中国人的对外宣传不都是这一套吗！中国人改不了的臭毛病就是喜欢听好话，为了让别人说好话，自己先把自己夸。
但这一回，毛却不一样。毛说：“你所见到的只能代表形势的一面，而你却没有看到另一面。”
“另一面？”大使问。
毛避而不答，王顾左右而言它。
毛将话题扯到苏联总理柯西金在“苏共22大”的讲话上。毛说：“共产主义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毛毫不掩饰他对这句话的憎恶：“游泳是为了穿上条游泳裤？世界上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看到权力终究会被剥夺吗？”
毛对法国客人补充道：“我们的革命不能只是简单地巩固已有的胜利。”
老马还回忆说：毛忧心忡忡，郁郁寡欢，他差不多要对这些来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客人直言：中国快要复辟到你们那样的社会了。
毛还对老马说：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本身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
没有别的目标。我们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商人，反对修正主义的一切基础，不只是在党外，党内也有。
在结束谈话时毛陪着客人走出大厅，一边走一边再三地对老马说：
“我孤单一人率领群众”，“我孤单一人”。
老马后来这样回忆道：“自从谈话开始以来，毛只是把烟送到嘴上或放在烟缸上，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动作……他忽然向天空扬起双臂，又一下子放了下来……毛懒懒地挥挥手，然后两手支着椅子扶手站起来。他的身体比我们所有的人都直，尤如一块巨石。他身后跟着女护士，一步一步走着，僵硬得似乎没有曲膝……”
刘少奇在整个一下午坐在一旁“一言不发”。其实，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这天下午参加会见的还有外交部长陈毅。陈毅的表现又当如何呢？当然也只能是“一言不发”。
老马的回忆里只提到刘少奇的“一言不发”，他说他为此大惑不解。
老马对此“大惑不解”是有道理的，但是刘少奇也会“大惑不解”吗？
毛泽东谈话的字字句句仿佛都是说给着他听的，冲着他来的，而“我孤单一人，孤单一人”的独白，更像是指着刘少奇的鼻子说的。
刘不傻，他能听不出来毛的“夹枪带棒”吗？
《红楼梦》中宝玉房中大丫头袭人受了二丫头晴雯的气，抱怨道“姑娘倒寻上我的晦气。……夹枪带棒，终久是个什么主意？”
刘少奇能问老毛“你终究是个什么主意吗？”刘少奇陪绑一下午，真够惨的；他能作出什么样的应对呢？他只能“一言不发”；他会是怎样的心情呢？只能是“如饮寒冰，如坐针毡”。
*（二）刘少奇无奈的选择*
但是，有感觉的刘少奇为什么没有防范与应对？
“防范与应对”也一定是有的，只不过力度小，都是保守的、隐蔽的，甚至只停留在心理层面上。苦涩的酒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饮啜，回到家中对枕边人也说不出口，一般人更是看不出来的。
他不好说呀！
第一、他不能肯定，心存幻想。
刘少奇既不能肯定毛当真会对他下手？更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手？他只是幻想着毛不至于对他下手？
第二、他估计不足，心存侥幸。
刘少奇对毛的无情与凶狠估计不足；对自己的功绩估计偏高；对漫长的战争年代两人结下的所谓“革命友谊”有一厢情愿的书呆子气；对他22年的“接班人”地位看得过重；对写入宪法的“国家主席”地位有一种迷信。
所以，刘少奇虽有感觉，也意识到了危险，但他没有意识到危险就在眼前，更是做梦也想不到这种危险居然是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的“十八层地狱”。
毛泽东自从1965年11月11日离京至7月18日回京，云游在外整整250天。在这250天中，他调兵遣将，对发动文革作了周密的部署。
当然，毛的大部分部署都不可能向刘公开，刘也不可能知道详细；但大部分部署也都是刘能感觉得到的，但是刘只能无奈。
正因为刘知道自己的力量与毛不相匹配，所以他不可能有有效的防范措施，更不可能奋起反抗。他既不可能“石头上摔乌龟”硬碰硬；也不可能“鸡蛋碰石头”以卵击石。
他唯一能做的防范与应对就是“装”。
“装”这个词的下面能派生出很多成语，如“装傻充楞”、“装死躺下”等等。
刘少奇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不得不去应对大量日常工作。他不可能“装死躺下”，下乡避祸，退居二线等等。毛泽东才有二线可退，有时毛泽东不高兴了，就宣布退二线；又有时毛泽东也是不高兴了，却宣布也不宣布，自说自话地又回到了一线。也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可以在一线、二线之间自由地游渡，想走就走，想回就回，党内高层的其它人都没有这个资格和待遇，刘少奇也没有。
所以刘少奇只能“装傻充楞”，“装”着一副感觉迟钝的样子，似乎什么也没有察觉到，“傻子”一样地干革命。
本身不是“傻子”却要装着“傻子”，当然很矛盾、很痛苦，所以刘在那一段时期常发“无名火”。这从那一段时期刘在一些会议上的表现及其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中可见一斑斑。心理分析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在“窝火”的心态下，就最容易发“无名火”了。
一边发着“无名火”，一边在实际工作中加小心。如何在运动中不被抓到新把柄？是他必须考虑的事。
1966年6月1日晚间，在毛泽东亲自干预下，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在中央广播台广播，北京高校立刻呈现一片乱局，东城失火，西城冒烟，到处都在游街、抄家、戴高帽子，挂黑牌子。
面对混乱不堪的局面，远在三千里外的毛正在西子湖畔观风景，一副好心情，“排下窝弓射猛虎，安下金钩钓鳌鱼”，等着看鱼儿如何上钩吞饵。
“四清”还没有搞完，为什么要搞“文革”？“文革”究竟是如何一种搞法？底牌是什么？底线在哪里？刘少奇全都一头雾水。刘少奇主观上想问问清楚，他请示毛，打电话请示，写报告请示，但都没有收到效果。他通过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得到了允许，约好了时间、与邓小平一起屁颠屁颠亲自飞到杭州去向毛当面请示。
无奈毛早已居心叵测，就是不告诉他“底牌”，以“相机行事”虚委搪塞。
站在毛的立场上，这个“底牌”当然不可能告诉刘，确实也无法告诉刘。因为这个“底牌”就是要打倒你，打倒你的“底牌”怎么可能告诉你呢？
毛泽东没有告诉刘少奇底牌，刘少奇也揣摸不透毛的意图，转而自己去寻找最稳妥的办法应对。
这个最稳妥的办法也被他那个形而上学的脑袋找到了，那就是“派工作组”。
*（三）“派工作组”是刘少奇唯一的选择*
为什么说“派工作组”是刘少奇唯一的选择？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对刘少奇此人有一个基本的感知；其次要谈到我们这个党对“派工作组”方法的认可。
*一、我们这代人对刘少奇的感知*
对于隔代人，要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而我们这一代人相对来讲要容易一些，我们对刘少奇此人不仅有一些感性的了解，也有一些理性的认识。当然也都很肤浅，但也不乏正确之处。
我们这一代人都熟悉他的高鼻子、微微向前拱的嘴巴子、还有那一头银丝、两小撮亮眉，于是有一种慈祥之感；
我们这一代人也读过他的两本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与《论党》，听过或间接听过他的报告，感觉也不错，于是感到他是有学问也有修养的人，不是那种粗皮糙肉的大老粗；
我们这一代人也看过“刘少奇主席访问东南亚六国”风光无限的纪录片，特别注意到他那个老婆王光美的绰约风姿。感觉还是挺不错的，挺漂亮的，也挺大方的，不丢中国人的脸，只是稍稍有点“显摆”。不过也不到“臭显摆”的程度，所以一般人都不会太反感，当然江青除外；
作为一个清华人，我们曾两次看到王光美在清华挨斗。我敢说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幸灾乐祸的感情，并不认为蒯大富及其下属组织“捉鬼队”的行动是什么“好得很”，相反看到王光美脖子上挂着一嘟噜乒乓球，穿着一层一层出国访问时穿的旗袍，我们对蒯大富的行为心生厌恶。我们不会像江青那样在电话的另一端嘎嘎地偷着乐出声；
我们这一代人也看过刘少奇后来挨斗时的照片。有好几个月没有在报纸上看过他的照片了，人已经走形了，神情很呆滞，惨不忍睹啊！
于是就有一种综合的感觉：刘少奇这个人啊！既不是那么傻，也不是那么机灵。他真要那么傻，怎么可能爬到那么高的地位？他真要那么机灵，怎么可能落到如此悲惨的下场？
刘少奇当然是老革命，从事革命工作四十五年了，党内斗争的经验有的是，一般的、正常的政治敏感性也都是有的，但他天生地缺少灵活性，更天生地缺乏想像力。
刘少奇也有人文修养，但并不厚实；刘少奇也有逻辑思维，但并不致密；刘少奇尤其缺乏的是毛泽东那样天马行空、放浪不拘的形象思维；更缺乏“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雄魂胆魄。
对于这样一个刘少奇，你能指望他什么呢？无论他如何苦思冥想，或者冒出思想火花，他也永远不可能想到毛泽东这一回的形象思维会如此地“出神入化”！
后来陆续上演的红卫兵、破四旧、天安门上八次大接见、全国大串连，一月风暴、全面内战，三年不招生、三年不上课，全国大武斗、三万工人、农民、解放军进驻清华园，这样的措施与后果，谁能想得到啊？端的是“鬼神莫测”！
即便是毛泽东自己也不是一下子都能想得到的。毛泽东的这些办法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边乱搞着，一边胡想着。
这样的一系列办法，往前五千年，不会有人想得到；往后五千年，也不会有人想得到。在人类历史上能采用这样的办法，也只能是毛泽东一人而已。所以说无论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十年浩劫”可以另当别论；但它的“史无前例”却是确凿无疑。
刘少奇面对文革乱局实在没办法。
没办法也得想办法，你是“一线”呀，你得为党做工作呀！别人可当逍遥派，你刘少奇不可能；你想解甲归田，也晚了。此时的周恩来出国了，康生莫测高深，陈伯达莫名其妙，林彪躲在北戴河“韬光养晦”，陈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早就“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了……谁都可以躲，就是你刘少奇躲不了。你不是接班人吗？你这个接班人还得继续当下去，既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更不是你不想当就不当的；何况此时的刘少奇还恋栈着呢！还根本没有不当这个接班人的想法。
刘少奇聊以自慰的是：此时还有一个邓小平“跟哥哥进城”。
*二、我们这个党对“派工作组”方法的认可*
自从这个国家有了这个党以来，尤其是从“延安整风”以来，“派工作组”的方法早就成为党的传统的、成熟的、有效的、屡试不爽的工作方法。哪里出了问题，就派个工作组去解决问题；要搞什么运动了，那就层层派出工作组去领导运动。
工作组从来都是代表党的，工作组从来都是凌驾于各级党委的。
可以说，没有一次搞运动是不派工作组的；没有工作组领导的运动那还能叫坚持党的领导吗？远的“土改”，近的“四清”，全都是“工作组”满天飞。
所以，文革初期“派工作组”的做法既是党的一贯的做法，也是最安全，最稳妥、最不会受到非议与责难的方法。
老革命嘛！遇到了任何新问题，当然得采用党的老传统。
刘少奇这个老革命，遇到了文革这个新问题，他当然、必须、只能采取我党的老传统，最最保险、最最稳妥的办法——派工作组。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不是什么选择，而是一种习惯、一种属性。
就像下雨天要撑伞。
*（四）刘少奇的老办法催生了毛泽东的新办法*
凡搞运动，就是整人，所有的政治运动都是整人运动。通过整人达到政治目的，而整人本身就是目的。
文革刚开始时人们对文革的理解也是这样，整人目的不变，具体对象虽有所不同，但方法总是大同小异的。
无非是党中央发号召，在各级党委、或临时替代党委行使职权的工作组的领导下，先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忆苦思甜、学习文件、忆失权之痛苦，思有权之幸福；广泛发动群众、组织贫下中农、积极分子队伍，揭露一小撮阶级敌人，深挖猛批、斗倒斗臭，最后分门别类地戴帽子、杀关管，在原来的干部队伍及新建的积极分子队伍中吐故纳新，重新建立新的领导班子。新班子建成了，运动就结束了。留下的一屁股屎，慢慢再擦，这就是运动后期的所谓落实政策、甄别。
笔者曾于65年下半年至66年上半年在北京郊县的一个“三类队”搞四清，“四清”就是这一套程序。
文革开始时，虽然运动来势凶猛，但谁也不会想得到这一回的方法全变了。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经过一星期左右的了解情况，毛泽东就悍然决定全部撤回工作组，不久又宣布所有的工作组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仅“踢开党委闹革命”，而且“踢开工作组闹革命”，到后来实际上也“踢开党中央闹革命”，各级政府瘫痪了，各级党组织垮台了，连“中央书记处”也瘫痪了，党团组织全都不要了，毛泽东只要了一个以他老婆挂帅的新设立的“中央文革小组”，又要了一个自己新鼓捣起来的“红卫兵”，接着开始八次大接见、破四旧、不上课、大串连，让乳臭未干的学生娃娃打着“毛主席的红卫兵”的旗号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所到之处，藐大人哉。
这种办法，除了毛泽东本人外，即使是刘、周、朱、陈、林、邓六个脑袋加在一起也想不到。
其实这一系列的办法，既不是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更不是他的伟大战略部署。就以对工作组的态度，毛泽东起码也经过了三次变化：
*一、6月初，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是赞成的*
有史实为证：
①5月29日，中央决定由陈伯达率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先率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5月20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于是在31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并改组了报社领导班子。
②6月3日，毛泽东在审阅新华社两篇电讯稿时分别批示：“已阅。同意。”
其中一篇就是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决定的内容有三条：
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
二、撤销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
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
看看这三条内容，其实都是后来批判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内容，而这两篇电讯稿都在6月4日的《人民日报》发表。
*二、6月中，毛泽东的态度渐渐由赞成变为暧昧*
也有史实为证：
①6月10日晚，毛泽东在杭州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
②6月12日，毛泽东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
这两条史实说明6月中旬毛泽东的态度有了变化，主张“不一定派”、“派了太快了并不好”，由“支持”转变为“暧昧”，但仍然不是坚决反对的。
3、直至7月下旬，毛泽东的态度才最终演变为全盘否定。
对于这一条，当然就有更多的史实为证，此处无须赘述。
“全盘否定”的原因很多，不外乎：
①刘少奇派的工作组确实普遍犯了错误，他们将“文化大革命”引导向又一场“反右派运动”，确实将一批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学生打成了“右派学生”。
②刘少奇无法领导江青，江青也瞧不上刘少奇。刘少奇以中央名义对文革进行强势领导，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处于被动、边缘的地位。
③正由于刘少奇派了工作组，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必然就要反对工作组。
走笔至此，又想起那段著名的林彪语录：“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先听他说才可一致。”
可是，毛泽东就是不“先说东”，让你干着急，所以无论你“先说东”还是“先说西”，结果都是错。
林彪当然是极聪明之人，但刘少奇也不是极愚笨之人；林彪有这样的感想，难道刘少奇就没有？
1966年年中的林彪基本上还是逍遥派，他有条件躲在北戴河去看风景，但是身处第一线的刘少奇就“身不由己”了。
到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身不由己”者轮到了林彪，于是林彪重演了刘少奇的故事。
刘少奇的工作组确实是犯了错误的。笔者的这篇拙文也绝不是为“工作组”的错误翻案的，这要强调说清楚。
关于工作组的错误，笔者会在以后的文章加以阐述。
但是，笔者认为工作组的错误绝不是罪不容诛的。如果这是一个团结的中央，如果“打倒刘少奇”不是毛泽东的既定目标，那么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后，应当采取“补台”的态度，而不应当揪住小辫子，一棍子打死。
如果毛泽东能采取“补台”的态度，那么刘少奇幸甚！中国幸甚！而毛泽东本人更是幸甚！
*（五）另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
问题是毛泽东锁定了目标，问题是刘少奇被盯上了。
如果，刘少奇没有派工作组呢？难道就没有小辫子可抓吗？
仍然会有的。
如是，毛泽东可能会从另一个角度批判刘少奇：
你在北京，不要党的领导，取消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搞无政府主义，搞资产阶级大民主。党的领导是“三大法宝”中的第一条，你连“党的领导”都不要了，你在北京“专政”得好啊！
“派工作组”是一件无论如何也不落好的事，派了固然错，不派也是错。无论刘怎样搞，不仅吃力不讨好，而且注定被打倒。
“派工作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代替已经瘫痪了的各级党组织，继续行使党的领导。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从来都是强有力的，所以必然要将“维稳”放在第一条。连一个大致稳定的局面都达不到，那还如何加强并实行党的领导呢？
所以，工作组总与群众中的一部分人是政治生态中的“天敌”，又与另一部分人是天生的“盟友”。发展下去必然依靠“盟友”打击“天敌”，抓游鱼、反右派。一旦得逞，就必然牺牲一部分群众；一旦失败，则牺牲另一部分群众。
所以从表面上看，似乎最好不派工作组。
可是不派工作组，谁来行使党的领导呢？乱局如何来收拾呢？谁能保证小乱局不会发展成大乱局呢？
试想一下，假如刘少奇此时坐在中南海喝茶抽烟什么也不干，邓小平继续呼朋邀友打桥牌，他们都像毛泽东那样“任凭风雨起，稳坐钓鱼台”，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气魄坐看云卷云舒，那么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是会赞扬刘少奇还是会责问刘少奇呢？
如果毛泽东回到北京，看见的是既没有各级党委了，也没有代替党委行使职权的工作组，而放任革命小将们乱斗乱批，那又该是怎样的一副场景啊？
比如在我们清华，这个系的革命小将将党委书记蒋南翔斗一通；那个系的革命小将将副书记刘冰斗一通；这个班的将蒋南翔树的干部标兵吕应中戴上高帽子游街；那个班的将蒋南翔树的学生标兵叶志江浇上黑墨水搞个飞机式……无穷无尽的排列组合，10的N次方的斗争场面。
面对这样的乱局，毛泽东也同样可以写上另一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可以这样写：
“党的领导”是我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中的第一宝，离开了党的领导，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取消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大搞无政府主义，大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放肆怂恿一小撮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打砸抢分子肆无忌惮地乱斗、乱打、乱杀，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乌烟瘴气，将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搞得面目全非，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与“帝修反”遥相呼应，又何其毒也！
联想到……
请问：面对这样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刘少奇又当何以作答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