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现代性的核心是民主，选举是其最基本的表现。作为现代民主诞生地的欧洲，不仅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且其民主政治的运作、欧盟建设的状况也一直是当今之世人所关注的重点。
2015年欧洲一系列重要选举，包括刚结束的西班牙大选，充满悬念，激烈空前，令人目不暇接，从不同的方面给我们透露出一些有关欧洲政治的现状、演变趋势的重要信息。
胜利与危机
从年初希腊1月25日激進左翼联盟（SYRIZA）获胜的立法选举，到5月被称为“战后最激烈”的英国大选，波兰民族主义政党候选人胜出的总统大选，再到6月丹麦立法选举，9月让欧洲摒住呼吸，世界提心吊胆的希腊第二次立法选举，10月葡萄牙立法大选，瑞士国家议会选举，11月土耳其立法大选，12月法国大区选举，年底西班牙历史性的大选……
所有这些选举，政治情境不同，也各有其面对的特殊问题，但综观其中，又有一些普遍性的现象和趋势。为讨论方便，这里暂不涉及背景和问题有些特殊的波兰和土耳其的大选，只限于传统欧盟国家的选举。
首先，各种激进或保守的民粹势力都有相当的增长。从长远角度看，正如上世纪我们所曾见到过的，如这种趋势不能被有效遏制，民主制度的运作乃至生存将会受到削弱和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的民主面临新一轮的危机和挑战。欧洲民主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其能否有效消解这种极端势力扩张的动源。
但需要指出的是，与以往时代不同，今天，即便是极端势力，也几乎都是高举民主的旗帜，以落实民主、改善民主的名义在进行动员，试图通过选举的方式获取政治资源。上个世纪常见的那种试图以暴力摧毁、拒斥现有民主体制、与其割裂的话语和行为基本消失。
柏林墙倒塌后以“历史的终结”所代表的民主浪漫主义虽已不再，但从历史上看，却没有任何时候比今天，民主作为一种价值和制度在人们的眼中具有如此的合法性；可谓民主历史性的胜利。
此外，上世纪发生的某些重大危机，曾导致民主政治在某些国家遭受重大挫折，但迄今，如希腊向我们展示的那样，在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前，政治运作出现诸多混乱和不稳，但作为民主体制本身，却没有受到动摇。
相反，成为国家没有发生大规模社会动荡、暴力冲突的最根本的制度保证。我们很难想象，没有这种能够让社会不满、各种利益有所表达的制度，没有社会的民主共识，在这样严重的危机下，希腊还能维持如此的稳定。
左倾与右摆
不过，一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欧洲曾发生过的一样，在一个以自由话语和实践为主导的浪漫期、一个迅猛的国际化阶段过后，政治天平上都发生了向左右的倾斜和摇摆。而这种倾斜和摇摆，往往也都是以某种危机作为契机引发的。
自2009年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洲一些国家的经济大规模下滑，失业激增，加上为拯救经济所实施的一些列紧缩政策，民众生活水平由此大幅下跌，怀疑、不满情绪滋生蔓延，使得一些极左、极右势力的影响在某些阶层尤其是下层间大涨。
同时，欧盟建设上主权让渡的趋势，移民问题，与此相关的少数族群尤其是伊斯兰族群给社会整合带来的挑战，恐怖主义，也使得一些传统的保守势力、包括一些中产阶级认为主权丧失，民族认同和生活方式受到威胁，向极右派靠拢。
从希腊极左派上台，到丹麦极右势力在大选中获超过21%的选票，成第二大党，英国独立党获近400万选票（虽只有一个议席，但从得票率12.6%来讲成第三大党），法国极右派“民族阵线”在大区选举第一轮投票中成为得票率最高（27%）的政党，西班牙此次大选中首次参选的极左派政党“我们可以”（Podemos）一跃成为第三大党，获470多万选票，占议会69席……2015年欧洲各国的大选，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这种中间势力相对弱化、左右极端势力日强的趋势。
因某些政治人物和政党的不良行为，如此次西班牙大选前有关左右两大党的腐败传闻，都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但需要说明的是：就其涉及人数和规模，完全是国人所常见的案例所不能类比。
仅举一例：早前法国前部长卡于扎克（Jérôme Cahuzac）因过去做药业顾问所得在瑞士隐瞒未申报的几十万存款被发现而下台，成一大丑闻。
但这些对一个民主政体下的政治人物且在当下实行紧缩时期，显然是更不能被人们接受。
不过，社会的公正，就业，安全还是造成这种左右极端势力大涨现象的核心问题。传统的右派在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和维系公正上推出的措施和话语乏力，而传统的左派在如何应对全球化时代、欧盟建设带来的各种外界约束与保持内部的公正上也有些进退失据，左右支绌。
比如，面对欧元区国家财政赤字不超过3%的规定和经济下滑，资源的萎缩，作为社会党出身的法国现政府，不得不如当年同为左派的施罗德在德国的所为一样，在着手施行某些紧缩政策的同时展开重要的经济改革，刺激增长，这带有传统右派特色的经济理性化政策与其竞选纲领和一贯重视公平的意识形态立场之间显然存在矛盾，导致相当一部分传统左派选民不满，在传统的极左派丧失吸引力后，或选择弃权旁观，或倒向极右派。
上星期西班牙大选中工人社会党遭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惨败、而英国工党28年来最低的得票率，乃至希腊等欧洲各国以社会党为代表的左翼在大选中的持续失利，从一个角度展示着欧洲传统左翼面临的普遍困境。
而传统的右翼政党，除英国保守党此次重获多数党议席外，在其他国家选举效果也并不理想。执政的西班牙“人民党”和法国在野的“共和党”（les Républicains）的选举结果都证实了这一点。
碎片和整合
冷战结束后20多年来，一个世界范围内个人和群体的主体意识高涨的趋势不断得到强化，沛然成潮，到处我们可以看到那种多元文化的要求给政治带来的强烈冲击。一方面权利意识增强，一些受到压抑的民族、群体、个人以各种方式持续发出声音，争取和捍卫自己的利益。
这不能不说是值得肯定的现代性的继续扩展，也是民主巨潮在世界范围内深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另一方面，这种多元文化和利益的诉求，又给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势力的组合与运作带来新的挑战，如不能有效地加以容纳，即使是那些相对成熟的民主制度也难免不面临某种政治碎片化的现象。
从欧洲今年的各国大选看，这种趋势明显。在英国，保守党虽经大选成功赢回多数，但选前的投票意向以及投票结果的分布都显示，这种碎片化趋向亦存在，只是因英国的“简单多数”（first past the post）选举制，冲淡了其效果。
如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两大党的得票率基本是呈一种递减的趋势——2005年是65.7%；2001年72.4%；1997年73.8%；1992年76.3%……1951年是97%！
刚结束的西班牙大选，又提供了一最新例证。民主化40年来传统的左右两大党的格局被彻底打破。左翼政党工人社会党遭前所未有的挫败，虽挽回面子获第二大党的地位，但险些象先前的民调显示的那样被只有两年历史的“我们可以”（Podemos）超越。
在马德里的某些选区，工社党甚至落到第四位。而右派执政党“人民党”虽在推动国家经济增长，走出危机上成绩不错，维持了第一大党的位置，但得票率大幅下滑——丢失63席——20多年来首次低于800万选票。
这种多元政治势力竞争导致的政治版图碎片化，以往虽存在但从没有如此严重，给左右政治板块相对稳定的传统政治运作模式以及相关制度设计提出新问题，增加了达成政治整合、施政上的运作成本。
但有一点需澄清：那种幻想倒退到一种整合划一，高同质性板块政治组合的时代可能也注定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各种主体追求利益和意愿表达，在可见的将来依然会是世界范围的一个主流的趋势，任何政治制度都不得不面对其挑战。
在解决政治的弹性和稳定性这一悖论上，迄今为止，依然是民主制提供了最佳方案，但这并不等于说其不面临新的课题，欧洲的现状已说明这一点，而世界各国的政治也都无法回避这一问题。
分离与统一
与上述现象相连，2015年欧洲大选中所揭示的“分离”趋势也非常值得关注。这在两个层面都有所体现：一是在各民族国家内部，二是针对欧盟。一方面，近些年在应对金融危机引发的风暴上，比任何时候都显示出欧盟、欧元区团结、统一的重要，也因此，在推动落实统一的欧洲经济政策上，欧洲近几年都有相当的进展。
但同时，抗拒统一的欧洲政策，反布鲁塞尔的分离倾向也日益严重。一些老牌民族国家的内部各种地区、族群所表达出的分离主义倾向也相当明显。
最显著的例子当属去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其结果虽一时避免了英联邦的解体，但这种分离趋势并没有因此消解。5月英国大选，苏格兰民族党历史性地大胜，不仅严重地削弱工党的力量，且给卡梅伦第二届任期带来相当棘手的挑战。
对外，卡梅伦在对待欧盟的态度上，因保守党独自执政，来自偏右反欧盟的势力更大而可能对欧盟采更强硬的立场；对内，也需化解来自苏格兰分离运动的压力。
12月举行的法国地方大区选举中，科西嘉岛的民族主义者第一次在大选中获胜，当选的大区主席吉尔·西莫尼（Gilles Simeoni）在就任仪式上竟然用科西嘉语致词，且谈及可能的独立，释放所谓象伊凡•科洛纳（Yvan Colonna）那样的“政治犯”。此举导致法国政界一片哗然，在以温和的语调试图化解可能引发的对立后几天，总理瓦尔斯终于以严厉的语气做出回应，强调尊重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的必要性，强势回拒了西莫尼的要求。
需说明的是，在科西嘉问题上，并没有人因相关的分离言行被判刑，只有那些采取暴力行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者才被判入狱，科洛纳被判终身监禁是因其1998年暗杀了共和国科西嘉地区警察总督。
在西班牙，与有分离主义运动传统的巴斯克地区不同，以巴塞罗那为首府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分离运动实为晚近20、30年出现的现象，与中央政府在对待该地区问题上采取的某些愚蠢不当的政策引发的刺激有关，但近些年却有相当的发展。其中9月西班牙地区选举中独立派人士获得多数，且于11月提出于2017年独立的进程表，可为一历史性事件。
但在此次全国立法大选中，这种势力遭相当的挫折。以维护国家统一和反腐为诉求的中间派“公民党”（Ciudadanos）的跃起，代表一种反分裂新型政治势力的浮出。
事实上，苏格兰、加泰罗尼亚、科西嘉等地区实现独立的可能大小不等，有的甚至是微乎其微，且从欧洲统一进程和现实的政治、经济的约束条件看，即使实现也是成本甚高得不偿失。
以欧盟的规定来讲，一旦独立便是自动脱离欧盟，需重新申请，其程序的启动和完成，都将费时甚久，就经济运作来讲，即便自认为富庶，想象着独立可能带来的好处，但一旦真正脱离各自国家和欧盟的整体市场，后果都将相当沉重。
不过就认同问题来讲，显然又不是仅用利益计算、利益输送就能解决的。因此，某种政治框架上的调整或许就成为必然。
求新与守旧
2015年欧洲大选显示，人们求新求变的意愿日强。这首先表现在政治新人和新势力的出现上。
20岁刚出校门，属苏格兰民族党的金发姑娘布莱克（Mhairi Black），居然打败工党影子内阁外相道格拉斯·亚历山大（Douglas Alexander），成为英国三个世纪以来历史上最年轻的议员。
而法国“民族阵线”今年差点拿下法国南部大区主席宝座的玛丽昂·勒庞（Marion le Pen）只有26岁，2012年以22岁当选法国史上最年轻的国会议员。分析家们在谈及“民族阵线”势力的扩张往往也都要提及最近几年该党在吸引年轻人上所推出的一些列做法。
西班牙大选中老党工人社会党领袖桑切斯（Pedro Sanchez）43岁，新兴的两个政党“我们可以”的领导人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只有37岁，“公民党”首领里维拉（Albert Rivera）36岁……
这些新人的加入，以他们对新媒体娴熟的运用，直言不讳的语言风格，贴近民情、年轻人的举止，给传统的政治文化带来强烈的冲击，不可避免地改变着现存的从政风格和论政方式，冲击现有政治惯例。如“我们可以”党就规定当选议员者最多可再争取连任一届；作为前游泳冠军、律师的里维拉竟然在刊物上登载那种类似明星的秀身材准全裸广告，与对手在咖啡馆举行大选辩论。
此次西班牙大选，有占四分之一从没有担任过任何政治职务的大批“普通人”进入议会，有评论认为，那种传统的职业政治人物垄断政坛时代在西班牙就此一去不返。
这些新人、新势力的出现，显然在消减一些人尤其是某些年轻人的政治冷淡上会有很好的正面效果，也对重新激活、焕发政治精英的理想色彩有所帮助。
不过，政治毕竟也是需要经验的事业，而就各国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仅靠理想热情显然也是不够的。
民众在求新的同时，也希望能有些连续和稳定，英国保守党赢回多数，显然这种心理起了重要作用。法国大区选举中人望极好的68岁社会党国防部长勒德里安（Jean-Yves Le Drian）以高票一轮过半的成绩当选布列坦尼大区主席，或许也传递了类似信息。
求新和守旧之间的张力一直是变动不居的现代性所面临的政治上的一个主要课题。民主政治给解决这种张力提供了一种制度性渠道，但现实中维系好两者间的平衡却不是件简单的事。
古老的欧洲面临些全新的挑战，在寻找求新和守旧的新平衡中，传统保守的旧势力中（如法国民族阵线）可以借用许多年轻人，而某些新课题的解答却需要借助对旧原则（如共和原则）的捍卫，再确认和再诠释，现出某种交织斑驳的图景。
变革与延续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以其深厚的文明基础，制度、科技、文化上不断的创新，成就了现代文明，也经历了自我的摧残，严峻的考验，各种危机，两次大战。民主的体制在与来自内部和外部诸如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苏俄共产主义等威胁挑战中不断更新完善，在给各自国家中的公民带来全所未有的尊严、权利和福祉的同时，也给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发展提供了某种范式。
今天，恐怖主义、全球化以及新兴国家的崛起，移民、内部少数族群的整合，身份认同上的危机、老龄化、福利国家政策的调整，环境以及与此相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型等等，都从不同的侧面给欧洲各国也给作为一整体的欧洲提出新的挑战。
一些深刻的变革在持续。如2015年大选所显示的，女性在政治生活中正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在这些传统上属于主流社会禁脔的政治领域，少数族群出身的年轻一代也正在跃上各国政治舞台。
英国出现第一位华裔年轻议员，新的保守党内阁出现更多的女性部长面孔……这些都是从1960、70年代启动的新一轮的思潮和社会变革在政治上的后续展现。
历史上，每次重要的社会运动和事件都会造成政治上或迟或早的变动。或许，我们在2011年的马德里“愤怒者运动”中已经看到西班牙此次大选结果的所有先兆。而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自外我们时代一些普遍的趋势。
这里提及的2015年欧洲大选所显示出的政治上的某些趋势，近些年也都在世界范围形式、程度不等地有所呈现。以欧洲为例，两年前意大利诞生的带很强左派民粹主义色彩的“五星”政治和社会运动也已早预示了西班牙的今天。
经验证明，来自左或右的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都很难不在现实政治的压力下发生某种脱变，而危险也常常是在民粹破灭之际。
当意大利年轻有为的总理伦齐（Matteo Renzi；40岁）在评议法国的恐怖袭击和地区大选时有些不无得意地称：“因为改革”意大利没有其他国家遭遇的“恐怖主义和民粹主义”，这显然是过于乐观——意大利“北部联盟”地区的排外极右翼以及拒斥欧元，反欧洲的“五星”运动，都在反证他的观点。
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他又是对的：唯有不断地改革，才是最终消解这类问题的正道。
这方面，德国又是一很好的例证：得益于施罗德当年的改革而重振的经济，大联合政府以及默克尔公正、清廉富有能力的领导，德国政治运作近十几年一直相对有效健康，左右两极的极端势力也相对弱化。
不断改革的英国，即使衍生诸多问题，但英国人还是希望给卡梅伦继续改革的机会。至于中左的伦齐比许多欧洲其他左派政党境遇更佳，显然也是与其大刀阔斧推动意大利的改革直接相关。
改革才有希望，才有活力，才能真正地继往开来。2015年的欧洲政治继续向我们证明着这一点。而这显然也绝不只会适用于欧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