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一个绕不过去的主题词，就是“共和”。
自从甲午战争失败，深受刺激的中国朝野，就开始从着重于“问题”层面的经济变革，迈向“主义”层面的政治变革。这是一次全民参与或“被”参与的政治大跃进，各种各样的思潮、主义，被不断地引进，人们热切地进行了各种代价高昂的嫁接试验，希望能令中国一夜之间就跑步进入某种“主义”的社会。
在各种“主义”及其信奉者们互相往死里猛掐的时候，“共和”却日渐成为绝大多数“主义”构建政治正确的基石。
在新名词和新术语大量进口的近现代中国，还有个有趣的现象：这些进口词汇，即便在原产地是中性词，比如“殖民”，比如“共和”，进了中国之后，却总是会被包裹上中国式的香料，如“殖民”一定是臭的，而“共和”一定是香的。百多年后，当蜂拥出国的人们看到在不少发达国家，居然用“殖民”二字为银行命名，甚至还供奉着君主时，无不莫名惊诧。
在中国的染缸里，进口的“共和”被漂染成一面光辉的旗帜——不过，也仅仅是旗帜而已。这面旗帜下，有一套最典型的“杯具”，名叫袁世凯。因为他对“名副其实”有着诚实得近乎幼稚的追求，而无法与时俱进地将“做的”与“说的”分离，这套“杯具”终于在共和的花岗岩上碰得粉碎，迸溅的火花点燃了许多人期盼已久的大火。
当南中国海的华人海盗舰队，令走私鸦片的英国人还不敢过于造次时，1835年，一个名叫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法国人，则在短暂地访问了美国之后，出版了一本厚重的作品《论美国民主》。
浸泡在法兰西革命的巨大血泊中，托克维尔敏锐地看到，“共和”的旗帜已经在美国成为一种理念，而在欧洲则依然可能变成一块抹布：
“共和并非如大家至今所想的那样，是‘多数’的统治，而是依靠‘多数’而得势的几个人的统治；在这种统治中起领导作用的不是人民，而是那些知道人民具有最大作用的人；这些人经过自己的独特判断，可以不与人民商量而以人民的名义行事，把人民踩在脚下反而要求人民对他们感恩戴德；而且，共和政府是唯一要求人民承认它有权任意行事，敢于蔑视人们迄今所尊重的一切，即从最高的道德规范到初浅的公认准则都一概敢于蔑视的政府……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以人民的名义来实行暴政和主事不公，暴政也能成为合法的，不公也能变为神圣的。”
在“共和”成为旗帜与抹布的共用纤维之前，亚里士多德就对国家政体的“纺织”工艺进行了分析。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将政体定位在一架织布机上，横轴就是统治者的数量，如“一人统治”，“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或全体）统治”，纵轴则为国家机器的服务对象，如“为全体服务”和“为部分人服务”。这两根轴的不同组合，就形成了不同的织布机，编织出不同的布料。辛亥革命要选用的，似乎是性能最好的织机，“多数人的统治”加上“为全体服务”，但在走向“共和”的进程中，这台织机出产的却几乎都是次品和残品，“共和”成了古老的“彼可取而代之”的现代替代品。
于是宪政在“共和”的海誓山盟下一次次艰难流产，而主流总是将中国近代的一次次灾难，归咎为革命不够彻底、流血不够充足。问题是，在一次次革命血崩之后，我们却痛苦地发现：“共和”的诞生似乎更为艰难了。
苦难的根源，或许正是因为我们总想寻找一种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放之四海而皆准。甲午之后，踏实稳健的洋务运动被批倒批臭，因为它太慢了。为了提速，周期长、见效慢的改革让位于革命，越来越多的精英和伪精英，不再关注具体而微的民生，投身到了火热的“主义”之中，刀光剑影，你死我活。总想依靠灵丹妙药，就总是被那些贩卖狗皮膏药的江湖郎中所欺蒙，在治国药方漫天飞舞的近代中国，忙着争夺“治病权”的郎中们，有谁真正关心过那个病入膏肓的病人呢？
先贤曾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在不折腾的主旨之外，还有火候、耐心和技艺。“共和”，无非也是一道烹饪术，而如果烹饪术成了“砸锅术”，国家这盘“小鲜”就只能被湮没在令人窒息的尘土之中。
作为一名“非职业”的历史票友，常常为“历史”而怅然：什么时候，历史研究的主流才能不再虚伪地端着、装着，而真正地从民生的基本面切入呢？古人把这叫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在百年辛亥的纪念日，让我们为“共和”祷告、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祷告……
2011-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