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被视为核心价值，诚信则是核心的核心。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则人任也”。作为人，不讲信用是不行的；只有讲信用，才能赢得别人的信任。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实在，是自然的规律；诚实，是做人的准则。
绵延数千年的皇权专制社会，虽然始终不乏各种无信现象，甚至有“无官不诈”、“无商不奸”的说法，但总体看，诚信还是社会的共识和主流。这与儒家文化之精华——诚实守信，代代传承有直接关系。
“兵不厌诈”，乃战争年代的经典，敌对双方无论怎样装神弄鬼、欺瞒诡骗，都可以理解，且被视作正常，并不会对社会诚信构成多少负面影响，因为那是战乱非常时期。问题是，中共执政以后，频繁发动政治运动，每一场政治运动总是充满谎言和欺诈，不断消蚀和吞噬社会诚信，中华民族的诚信基因，一轮轮地被撕裂，一波波地被扼杀，直至败坏精光，彻底把中国“炼”成了一个无信的社会。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这个残酷悲哀的过程。
首先是合作化运动。1950年6月至1952年冬，全国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完成，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此间，全国有3亿多农民分到了土地和生产资料。让亿万农民始料不及的是，1953年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把他们刚分到手不久的土地一律收归合作社集体所有。到1956年底，全国全部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从此，中国农民被永远剥夺了土地私有权。在中国公开出版的文学作品中，最典型和特具代表性的要数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文革浩劫时期被捧为“经典”和“惟一”），都宣扬广大农民对农业合作化如何自觉自愿、梦寐以求、趋之若鹜，其实呢，都是高压强制的。哪个农民心甘情愿把一家老小的命根子（土地）充公掉？我家土改时分了4亩地，加上祖传的2亩老陵地，共有6亩地。听说要入社，祖母没白没夜地哭嚎：“分给的地还未种两年，又要回去，还得把老陵地也赔上，欺负人哪……”我当时刚念小学，学校把家里未入社的学生都赶回家，等入了社再回校上课。我被赶回家十多天，直到家里把地契交给合作社以后，才得以再进教室。农业合作化运动让人民群众感受最深刻的是，政府不讲信用，刚分给的土地，转眼就收回去，而且没收了人家的祖传田产。直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我每当听到官场吆喝什么“国有土地”、“集体土地”，就禁不住哂笑，替其汗颜羞愧。真会胡扯淡，那可都是从农民手中活生生掠夺的呀！
其次是私营工商业改造运动。从1953年11月至1956年底，全国范围内的私营工商业被强制改造，统统变为公有制企业——或国营或集体。中共执政之初，大张旗鼓吆喝支持民族工商业，发展经济。话音没落，就推翻前言，消灭了所有的私营企业。这让全国工商者领略了政府的无信。近年来，中央电视台播放多部反映中国民族工商业题材的电视剧，如《大宅门》、《大瓷商》、《望族》等等，最终都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魔咒”——外来侵略者没有摧垮它们，国民党政府没有毁掉它们，是私营工商业改造运动让它们“断子绝孙”。
再次是反右派运动。1957年反右派运动，初起号召党外民主人士帮助中共整风提意见，善良的人们掏心剖肺地建言献策，想不到，都中了“引蛇出洞”的“阳谋”（毛泽东语）。所有的真话直言者，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沦为专政对象。当年到底打了多少右派？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错划了右派55万人”，被认为是官方说法。作家叶永烈在《反右始末》书中说：右派分子连同受株连的家属算在内，多达数百万之众。学者朱正在《1957年的夏季》书中说：划右派80万人，株连290万人。这个庞大的蒙冤群体，1979年在整体上给予了改正，但仍留下5个民主党派领袖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1个学生右派林希翎计6人不予摘帽，以此维持“反右派运动是正确的，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的既定结论。6个人与数百万之众相比，还能叫扩大化吗？自欺欺人之甚焉！反右派斗争，向国民凸显了政治运动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从而让国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刻骨铭心——万万不可轻信主政者的号召，万万不可讲真话。时至今日，亲朋好友看了我写的抨击权贵阶层欺讹弱势、腐败堕落的文章，经常提醒我：别忘了打右派的教训，小心给你戴帽子。反右派运动对国民诚信理念的戕害实在太深！
再再次是大跃进运动。1958年，被举世公认为中国的“最牛皮的年代”。毛泽东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最爱听粮食、钢铁放“卫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全国层层级级、方方面面赛着鬼吹瞎喊，集全国之力吹牛皮，普天之下竞相放“卫星”，没有例外，只有更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不甘寂寞，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粮食亩产会有多少？》，居然玩伪科学的文字游戏，运用所谓的太阳光能的歪理论证，稻麦亩产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即亩产4万多斤。是年8月27日《人民日报》提出了一个经典的煽动性的“牛皮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为全民放“卫星”大造舆论。7至10月间，《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刊发“卫星”上天的虚假报道。水稻亩产“卫星”有：广西环江红旗公社130434斤，四川郫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82525斤，广东连县星子乡田北社60437斤……小麦亩产“卫星”有：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8585斤，河南西平城关镇和平农业社第四队7320斤，河南西平猛进农业社7201斤……钢铁“卫星”有：河南省土高炉日产生铁18693.92吨，河南禹县日产生铁4396吨，广西鹿寨县日产生铁20多万多吨……所谓大炼钢铁运动，是人民战争，土法上马，家家建炉，人人参与，全国投入9000万人。我当时读小学5年级，教室门前就筑了一个土高炉，发动学生把家里的铁锅、铁勺、菜刀、铁锨、粪耙等铁器拿来装炉，把桌椅、板凳等木家具拿来烧火，同学们轮班拉风箱烧火。我熬了两个夜班。到头来，五天五夜只收获一堆废铁渣。土高炉能炼什么生铁熟铁？想起来都想笑，愚昧至极！与大跃进紧随的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全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一大二公”，“工资制”，“供应制”，“大办食堂”，“社员吃饭不要钱”。
贯穿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始终的是，精神裹胁与政治迫害相结合的野蛮强制手段。当年《人民日报》推广的先进典型——河北徐水县就是个代表和缩影，一切行动军事化，县里为师，下设兵团，村里为营，营下设连。凡对大跃进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和落后群众及地、富、反、坏、右分子，一律送劳动教养。县里建三个劳教农场，每场可容1000多人，各乡、村建劳改队（点）。要求快捕快送，哪个乡完不成任务，就劳改党委书记。全县劳教人员最多时达7295人。县委书记张国忠的谬论是：“‘捕人’能刺激生产积极性。”在我家乡，干部打骂群众是随心所欲的，只要稍不顺眼，薅过来就拳打脚踢。我亲眼目睹，大队干部把一个姓顾的邻居、50多岁老人，吊在社屋的房梁上，用荆条抽打，抬回家很快就断气了。起因是，老人干活偷懒，还趴在玉米地里偷吮嫩玉米穗子的白水——饿急了。
1958年一年的“牛皮运动”带来了三年全国城乡大饥馑。这年风调雨顺，却丰产没丰收，为给大炼钢铁让路，庄稼烂在地里没人收。公社大食堂，开张不久便断炊散伙。社员无粮为食，只能以树叶、树皮、野菜、草根充饥。中共元老李锐先生撰文说，三年灾害期间，全国有3755万人被活活饿死。根据党史专家金冲《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披露的情况推算，三年灾害期间饿死人数为3860万人。
大跃进运动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却说不得。1959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历时1个月。原定议题是总结大跃进的教训，纠正“左”倾错误。毛泽东容不得批评，将纠“左”转为批右，把讲了实话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随之而来的便是席卷全国的反右倾运动，即批判讲实话运动。饿死人也不能说挨饿，说吃不饱，就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1961年我读初中，一位姓汤的高二学生因为在作文里说吃不饱饭，被组织全校斗争，开墙报专栏批判，最后被开除学籍。
最后说说文革浩劫。我作为文革的亲历者——红卫兵、造反派，太了解文革的罪恶了，罄竹难书也！限于篇幅，本文对文革的罪孽不作一一综述，只着重讲一下它对社会诚信的破坏。在文革的红色恐怖年代，红卫兵、造反派的行为准则是“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谣言重复百遍就是真理”。只要是革命造反需要，无不可以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不择手段，随时随地将对立面诬陷为现行反革命或历史反革命，即便是对自己的生身父母、同胞兄妹、至亲好友都可翻脸不认、栽赃陷害。我的一位老师就是被“对立面”的一个女孩子、自己的学生诬陷为“强奸犯”的。她设套约老师来家有事，老师刚踏进门坎，她就撕烂衬衣，大喊大叫，让事先埋伏的“战友”扑上来抓现行。不能全怪这个女孩子歹毒，是文革吞噬了她的灵魂，扯断了他做人的诚实底线。作为人，一旦丧失诚信，什么坏事丑事恶事都可以恬不知耻地去做。底层如此，党和国家的最高层更是这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凭着造假撒谎可以把任何一无辜者套上阶级敌人的帽子。国家主席刘少奇不是毫无根据地被打成了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了吗？万千知识精英不是悉数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了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不是全部被打成了“走资派”了吗？其法宝，就是“无中生有”的卑鄙伎俩！
一次次的政治运动，都是反诚实守信的，都是激励背信弃义的，其最终结局只能是，整个社会诚信光光，虚假烨烨，人心悚悚。诚实守信，成了迂腐和傻瓜的代名词，为人不屑甚至歧视。然而，无论通过什么样的弄虚作假、卑鄙无耻的手段，只要成了大官大款大腕，都会受到人们的艳羡追捧逢迎甚至主流认可。看看当今社会，靠权钱交易、政绩造假，爬上显赫官阶的知多少？靠欺骗诡诈、行贿收买，假冒伪劣产品成为“优质”“名牌”的知多少？靠抄袭剽窃、枪手代劳，赚取学历、学位、职称和奖项的知多少？如果你不怕审丑疲劳，就请上网“百度”。
在无信的社会里，承诺也就行同放屁。承诺者，答应照办也。中国自古就有“一诺千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之说，对于有德性的人，一句承诺胜过千钧。然而在当下的中国官场，承诺却被异化为“忽悠”。近年来，政府拖欠征地补偿款，市政建设拖欠工程款（据新华社报道，2004年全国政府投资项目拖欠工程款及农民工工资多达900亿元。有的地方党委办公大楼使用10年了，几十万元工程款仍赖着不还），党政干部“白条”吃垮饭店等等无信的丑闻，媒体时有曝光。在人们的心目中，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就是“老赖”，“宁信蛤蟆三条腿，不信当官风箱嘴”。“官为民师”，党政官员的无信，对于社会诚信的破坏，具有无与伦比的负面导向作用，整个社会陷入无信状态，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流媒体也在宣传上造势拨乱反正，吆喝恢复社会诚信，譬如提倡“以诚实守信为荣”，但收效甚微。要知道，宣传力度再大，口号再响，也抵不上党政官员撒谎、食言的破坏性和反作用力大。党政官员一次说话不算数，足以抵消他一千次的“以诚实守信为荣”的咋呼，只能给人以“两面人”的狰狞印象。
有人说，中国社会无信已经成“癌”，并且全面扩散，康复无望，只能任其恶化。其实，也无须如此悲观绝望，只要主政者能“壮士断腕”，痛下“猛药”，持之以恒，中国社会的诚信还是有希望拯救的。当然，这不是发几个“红头文件”，提几句漂亮的口号就能够奏效的，而要动真格的。首要是下狠心整饬官场，以好的官风来影响和带动民风社风。要把说不说假话、做不做假事作为吏治的“高压线”和官德的底线。毛泽东时代提倡“政治挂帅”，“只要方向对头，不怕政策过头”，“只要结果正确，不管程序（手段）龌龊”。对于这一套，必须来个彻底颠覆。不管你的政治背景多么可靠，不管你的才华多么超群，不管你的能力多么拔萃，不管你的政绩多么显赫，只要你不诚信，说假话，那就决不予以提拔重用，已经获取了官位的也要罢免，并且不管官阶高低，一视同仁。倘真如此，看哪个还敢不诚实守信？
民主法治国家所恪守的就是这样的理念。譬如，芬兰第一位女总理耶滕迈基，2003年6月18日上台，仅63天就被迫辞职。其原因是，她在竞选总理时，撒谎说竞选对手“支持美国对伊动武，违背了芬兰奉行的中立原则”，并以此击败了对手。谎言被揭露后，舆论大哗，她难以维持，不得不主动辞职。撒谎无异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再如，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撒谎的丑行暴露后，激起全民口诛笔伐，信任大厦迅速垮塌，竞选连任获胜未满9个月，就被迫宣布辞职。撒谎不是犯罪胜似犯罪！还有当政期间惹上了“莱温斯基风流韵事”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他在被调查时撒了谎，遭到全国声讨，宝座一度岌岌可危，后来他“实话实说”了，国民反而谅解宽容了他。可见，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撒谎远比“作风问题”恶劣，前者不可饶，后者却可恕。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如果我们也能像人家那样对撒谎、不诚信的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不予丝毫的姑息迁就，就也能“炼”出一个诚信的社会来。只是，社会由诚信“炼”成无信，是一个“酣畅淋漓”“潇洒惬意”的过程，而由无信“炼”成诚信，则是一个“脱胎换骨”“涅槃重生”的过程。破坏容易，恢复难啊！这需要国人从灵魂深处总结、检讨、反省、忏悔频繁的政治运动毁坏社会诚信的悲哀和教训，进而看清极权统治谎言与恐惧对诚信的摧毁作用，勇于直面现实，着力从民主宪政制度建设的角度来夯实社会诚信之基，迎接和承受重建诚信的“炼狱”的考验。
（资料参考：尧山璧的《徐水大跃进》，《随笔》2010年第3期）；袁晞的《“高产卫星”的那一年》，《随笔》200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