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引起外界热议的，不是经济民生问题，也不是派系斗争乃至十九大的人事安排，而是“一胎化”的终结。因为中国的这个政策关系到中国与世界。
毛泽东主张“人多好办事”
一九五○年代后期，中共曾经批判当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主张中国应该节制人口的“新人口论”，被冠上与资产阶级学者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脉相承。这场批判运动有毛泽东在背后推动。毛泽东主张的是“人手论”，因为“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些都见之于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所发表的文章与讲话。
“人多好办事”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早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所写的评论《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就说：“中国人口众多是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乾乾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
其实毛泽东在胡说八道，苏联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的大饥荒，已经造成六百到八百万人死亡，毛泽东视而不见？其后中国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的大饥荒，死亡人数三、四千万。一九九○年代中期北韩大饥荒，据估计也有一百万人死亡。这些都是共产国家，这些“事实”驳倒了毛泽东的谬论。当然，这些饥荒与人口多少没有关系，而是党的“马克思主义”错误政策导致。抗战期间中共解放区度过经济难关则是因为种植与贩卖鸦片，这是马克思主义吗？而非马克思主义民主国家则从未有所谓“大饥荒”出现。
毛泽东的这个思想还运用到政治上的群众运动，文革发展到极致；包括逼迫当权派靠边的红卫兵运动，以及革命大串联。也运用到战争，所谓“人民战争”，就是“人海战术”，甚至把手无寸铁的民众推到第一线。
“一胎化”带来诸多恶果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发表即使爆发核大战，中国六亿人口死了三亿还有三亿的丧心病狂言论，连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都受不了。习近平上台后的战争叫嚣，也是凭借中国人口众多来吓唬美国与日本。民主国家爱惜人命而不轻启战争而对战争贩子做出许多姑息政策，独裁国家则不惜把国人当炮灰为他们卖命，并以此向民主国家进行讹诈。
文革结束，中国经济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中共一方面检讨计划经济的僵硬模式，一方面也推给人口太多的因素。制造歪论，不是人民养活中共，而是中共养活人民。颠倒了土地改革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中共炮制的谁养活谁的理论。
于是一九八○年推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甚至批判毛泽东的人口政策。但是一九九○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开始崛起，中国成为世界工厂，靠的就是早年，尤其是文革期间无政府状态增加的“人口红利”所提供廉价劳动力。当中国官僚特权集团与跨国公司勾结剥削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剩余价值时，那些贪官污吏一定很感激当年毛泽东的“人手论”。
胡温执政后期，中国经济发展开始放缓，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推行“一胎化”以后“人口红利”的逐渐丧失，尤其输给同质性的东南亚国家，例如越南、印尼。“一胎化”也培育中国的“小皇帝”，这对社会风气、人的抗压性都造成问题。“小皇帝”当兵，当然也会影响战斗力。
然而在西方国家眼里，“一胎化”是严重的人权问题，一些中国人以此获取在美国的政治庇护。当然，中国是否改变“一胎化”政策，不会考虑西方国家的观感。
性别比例悬殊的社会危机
无论如何，废除“一胎化”的声浪逐渐增高。但是三十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形成自上而下的庞大利益集团而难以改变。二○一三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卫生部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成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稀释了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权力与利益，减少废除“一胎化”的阻力，到现在才正式完成。
然而“一胎化”的严重问题，不在于只是上述这些，而是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中国男性人口比女性多三千三百七十六万人的悬殊比例所造成的社会危机。这是小生产者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造成的，扼杀大量女婴，本身就是重男轻女的中共负有最大的责任。由于中共的封建意识，这个危机即使终结了“一胎化”也不易解决，因为现代科技可以选择生男还是生女。加上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欠缺，必然导致社会逐渐少子化。因此城市与农村的人口结构，包括男女比例也不会有显著改变。
这个社会危机可以预见到未来的两个可能：一是中国将更加“繁荣娼盛”，否则社会将出现许多性暴力事件。但是如果中共不让红灯区合法化来加强管理，则公安欺诈弱势群体的“扫黄”油水更将源源不绝，也与“计生委”一样，形成强大的“扫黄利益集团”。
另一个可能，则是中国因为缺乏女性，中国男人除了买春（这需要有经济能力），是否也可能发动对外战争来掠夺女性来满足强国男人的性需求？这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一八六四年曾国荃率领的湘军攻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就给部属放假三天，任他们胡作非为，奸淫掳掠。
“剩男”会不会成为战争根源
这方面，台湾很有危机感。台湾作家、曾经担任驻香港光华新闻文化中心主任的平路，就在报章著文说：“一旦‘剩男’过多，出现种种反社会行为，祭出民族主义的统一‘圣战’，对中国统治阶层来说，提供了最好的‘泄洪’管道。对我们台湾却成了巨型灾难。试想，这三、四千万壮丁，雄激素亢奋的情况下，目标瞄准台湾，上岸打打杀杀，把体内的睪丸酮一次出清，多么可怖的前景？”
台湾男女人口总共才两千三百万人，还不如中国“剩男”人数，因此这也是全球的问题。平路接着说：“十年前，资深媒体人杜念中就写文章引以为忧，而那个时节，两位优秀的女性学者，Valerie Hudson与Andreaden Boer，提出‘剩男’威胁论，简言之就是‘男人过剩’意谓着‘和平逆差’。”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认为，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因为他们要争夺殖民地，争夺利益，尤其是后起的帝国主义。这是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造成的。现在习近平塑造的中华大帝国，是否也会因为人口发展中男女性别的极度不平衡而成为战争的根源呢？
《动向》2015年1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