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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日记中的1957年

前些年出版的《郑振铎全集》虽号称全集,不过收入其中的日记却不全,1949年后的日记全部都没有收入,这次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郑振铎日记全编》将目前能找到的郑振铎日记几乎一网打尽,在初次公开面世的这些日记中,史料价值最高的应数1957年的日记,不光是记得最全,而且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身居文化部副部长高位的郑振铎详细记下了他的行止、心态。

对于毛泽东1957年初关于百家争鸣的讲话,郑振铎曾由衷地感到兴奋。这年2月16日钱俊瑞传达毛泽东的谈话,他在日记中说:“精辟之至。有关百家争鸣的一节,尤言人所未言。这是上最精彩的马列主义的一课。”十天后,2月26日下午三点,他有机会到怀仁堂亲聆毛泽东的报告:“凡十一个问题,以敌我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间的矛盾为主,而尤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内的矛盾说得更多些。是以解决了不少迷惑的见解。七时许,散。足足谈了四个小时,风趣横溢,时有妙譬,毫不觉得时间之长也。这才不是八股!这才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谈话!”第二天,他到政协礼堂,参与讨论毛泽东的报告,“向达牢骚甚多”。3月1日,他到怀仁堂,李济深、陈嘉庚、郭沫若、黄琪翔等十多人发言,“皆拥护毛主席的报告”。他的态度也不例外,认为毛泽的总结性说明,“详实而明确”。几天后,3月7日,他连做梦都梦见与毛泽东同游北海,“甚奇”。3月12日到怀仁堂参加宣传会议,听毛讲话,“至为透彻明畅”。

他的佩服是发自内心的,那是一个给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带来许多幻觉和希望的春天,人们的心情一如费孝通那篇关于早春天气的名文中所写的。当然他们也不是没有顾虑,5月18日,郑振铎到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开座谈会,“发表意见的人不多,可见尚有顾虑”。6月1日,又是文学所的座谈会,为了免于冷场,他自己也说了不少话。直到5月17日,他在日记中说,和张奚若、罗隆基等“谈得很起劲”。6月16日,他还和宋云彬、叶圣陶、王伯祥到北京饭店晚餐,“喝了三斤黄酒”。没过多久,张、罗、宋他们都被打入了另册,他的日记里不断出现昔日同伴的检讨与揭发,检讨者过不了关,一次又一次唾面自干,揭发者大义凛然等场景,虽笔墨不多,足以成为珍贵史料。他的态度是冰冷的,他所处的地位,他对毛泽东的真诚崇拜,这些遮蔽了他的眼睛,使他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7月4日,他参加政协江苏组座谈会,听储安平、费孝通、钱伟长的检讨,“均不深刻”,而许立群的分析,他认为“甚为中肯”。7月13日,他到怀仁堂参加人代会,储安平、费孝通、黄琪翔等作检讨,“黄至声泪俱下”,几个月前,同一地方,发言拥护毛的人中就有黄在内,转眼竟被出局了,难怪黄要声泪俱下。7月15日,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在人代会上“也都做了书面的认罪的发言”。6日,他参加科学院反右派斗争会,“这个会,主要地以曾昭抡、钱伟长为对象,揭发了他们许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况。”7月30日,他参加作协党组扩大会,对“丁、陈反党联盟”展开大辩论,“方纪揭发了陈企霞的反党活动。陈的发言,群众大为不满。丁玲发言将近二小时,尚不深刻。”自这一天起,他没完没了地参加批判、揭发丁、陈的会议。

7月31日,文联大楼又是对丁、陈的辩论会,“陈企霞今天发言,比较地老实,但似还保留不少。”8月1日,作协扩大会议,“柳溪、艾青、唐达成作检讨。柳、艾均哭了。”8月2日,他到文学研究所,参加反右派斗争会,“陈涌是一老党员,文艺理论家,乃亦加入反党集团,实缘其有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也。”8月3日上午参加国画界反右派大会,下午还是丁、陈的辩论会,“陈企霞态度比较老实,交代了不少问题。丁玲支支吾吾,不知说些什么。”8月4日,还是丁、陈的辩论会,“冯雪峰的检讨,讲到他反党的根源时,以为系长期单干,没过集体生活,没有好好地受党的教育的结果,颇为动听。丁玲的发言,仍是吞吞吐吐,许多人大为不满。郭少[小]川最后发言,指出其矛盾处,交[叫]其老实交代。”8月6日,他参加丁、陈错误的讨论会,发言的有田间、李又然、林默涵等,“默涵同志的揭发丁玲过去的错误,甚为深刻。”8月8日,丁、陈错误的讨论会,“丁玲作第四次的发言,但是只是讲理论,认错误,并不接触到具体的事实。像抒情的叙述,不像自我检讨。”

8月9日,他到考古研究所参加对右派分子陈梦家错误的讨论会,陈的检讨“琐碎得很,全无内容”。“王世民加以比较详细的揭发。石兴邦予以根本的驳斥。大家一致不满陈的检讨。”

8月13日,丁、陈错误问题的座谈会,邵荃麟、蒋天佐、钱俊瑞等发言,“邵、钱均坚持党的原则性,以事实证明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与党及社会主义不相容。极为精辟透彻。”越到后面,批判揭发的面积进一步扩大,牵扯出来的人越多,冯雪峰、李又然……

8月4日,他参加丁、陈反党集团问题的大会,“说话的人很多。夏衍同志揭发了冯雪峰的反党活动,引起与会者的愤慨,[楼]适夷当场大哭。”8月15日文协党组扩大会议上,讨论丁、陈反党集团问题,他发了言,冯雪峰的发言,“大家实在不耐烦去听,吞吞吐吐,不尽不实。”“何其芳的发言,分析并批判冯雪峰的文艺思想与和胡风共鸣的言论,甚为深刻。”8月20日,他参加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袁水拍同志以理论驳斥了冯雪峰的文艺思想。郭小川同志以搜集到的资料,证明雪峰和胡风集团及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8月23日,讨论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上,“胡海珠对萧三提了问题;公木对李又然揭发得很多;还有戈扬等的发言。”8月24日,一样的会议,“李又然作了检讨,与会者大不满意,未毕辞,即退下。有好些人,像古立高等,均来揭发李的反党活动。”

8月18日,又是讨论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今天揭发了罗烽、白朗和艾青的许多腐朽的及反党的行动。”8月31日讨论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有杨朔、萧三、臧克家(书面)等发言。罗烽作检讨,听众大不满意。”因为9月3日出国,郑振铎关于反右派会议的记载到此告一段落,不过仅此已足够触目惊心了。等到他12月2日才回来,批判、揭发已落幕,反右运动进入了另一阶段,已经在紧锣密鼓地开会讨论、决定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了。

从中,我们看不到同是文学界出身、此时身居高位的郑振铎对右派的同情,只看到他对揭发者的赞赏和对倒霉者的冷淡。那个知识分子的郑振铎哪里去了?将近半个世纪后,当我们读到他当年的日记,禁不住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陈福康整理《郑振铎日记全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

2009-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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